春秋乱世风流-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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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时，还得左右讨好，得罪了任何一方，都不会有好果子吃。卫国便是这种情况。从《春秋经》上看，春秋时期，即使不是针对卫国开展的盟、会，卫国也都要参加，对大国的朝、聘更是不敢少。不管晋国还是楚国（也有其他大国）发动的战争，卫国都得追随，如果晋楚作战，卫国只好硬着头皮选择一方。如《左传&；#8226；成公十年》载：“卫子叔黑背侵郑，晋命也。”《左传&；#8226；成公十六年》：“卫侯伐郑，至于鸣雁，为晋固也。”晋要伐郑，让卫先出兵，卫只好领命。即便如此，晋国仍不断蚕食卫国。《左传&；#8226；襄公二十五年》：“晋侯使魏舒、宛没逆卫侯，将使卫与之夷仪。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崔子作为晋国的一个大夫，竟敢要卫国给其土地，卫国的处境可见一般。除了这些，人口也是大国争夺的对象，《左传&；#8226；定公十三年》：“晋赵鞅谓邯郸午曰：‘归我卫贡五百家，吾舍诸晋阳’。”直接向卫国索要劳动力。春秋网http：//bbs。cqzg。cn
四地理形势的不利影响
卫国的地理形势对其发展非常不利。卫与齐、晋、楚、秦等大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一客观因素的不同带来了各自不同的发展条件，对各自的内政外交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给国家的发展带来了不同的结果。
齐国地处山东半岛中部。山东半岛三面环山，一面又以泰山等山地与中原隔开，几乎是半封闭状态。在齐国周围是杂处的和未开化的东夷少数民族部落或国家，它们与齐国相比，无论在军事力量还是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都要落后许多。这客观上为齐国的扩张提供了便利。
晋国初受封时，中心地在太原一带，国土面积不算大，但与其四围邻国比起来，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比较先进。北方是未曾开化的群狄，其他邻邦要么是些小国，要么是落后的少数民族部落，都不是晋国的对手。晋国很容易发展力量、扩张领土。况且平王东迁时，晋有功于王室，晋向四周发展，有时还能得到周王室的直接帮助和支持。可以说，晋具有得天独厚的扩张发展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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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的先祖在商末受周人逼迫由黄河流域南徙到江汉之间，杂处于蛮夷之中。而夏商时代，中国文明的中心是在黄河流域，其他地区则相对落后。西周时期，楚国以先进的经济、文化不断渗透和影响着周围的小国，同时也不断地吸取当地土著文化的养分，实力不断壮大。春秋时期，楚国已是江汉流域最强大的国家，不断对周边的弱小国家发起进攻，扩张实力。楚远在江汉流域，地险路遥，中原诸国只能坐视其发展壮大而无能为力，地理环境的优越给楚国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处于西边的秦国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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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地理位置等因素，齐、晋、楚、秦等国的扩张很少遇到阻力。
而卫国的情况与之恰恰相反。卫国地处中原的中心地区，介于鲁、齐、晋、郑、宋诸国之间，这样的地理位置不利于卫国向外发展和扩张。因为这些国家经济文化都比较先进，文明程度较高，要攻伐他们，实力必须特别强，况且还容易遭到其他国家的干涉。
同时，因为卫国是交通要塞，具有极强的战略意义，大国控制了此地，便能对其霸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所以，四周大国强盛后，都竞相争夺卫国。如晋向东发展，就要征服卫国。楚国要向北发展，同样对卫国虎视眈眈。城濮之战就是晋楚两国为争夺卫国发动的战争。这样，处在大国包围之中的卫国很难有发展的机会。且卫之领土畸零，与周围诸国犬牙交错。春秋时，南阳＇20＇为卫之西境，与晋接壤，莘（今山东省莘县北）为卫之东界与齐为邻。东北边邑与齐、晋、鲁接壤。南楚丘（今河南省滑县东）为卫之南部边邑，与曹、宋毗邻。春秋初年霸业大兴，诸侯相互兼并，这样的地形，又无天险屏障，易攻难守。司马迁《史记&；#8226；十二诸侯年表》曰：“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兴，更为霸主。”霸主国的称霸与其地理因素有很大关系。相对而言，卫国的地理条件对其发展固守相当不利。中原的其它中小国家都面临着类似的情况，其结果是“春秋列国，则齐、晋、秦、楚分建四隅，迭相争长，号为大国，鲁、卫、宋、郑介乎其间，时受扼制，而吴越抗衡江表又后起之劲者也。其强弱之势常以地利形势为之。”＇21＇，正说明地理环境对不同国家带来了不同影响。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样的地理形势对卫国的战略发展极其不利。与西周时期不同，这样的地理环境对卫国的经济发展也相当不利。春秋网http：//bbs。cqzg。cn
古代中国，农业是社会经济的主要生产部门。当时，农业生产工具不发达，生产技术落后，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否，大部分取决于自然条件的优越与否。卫国地处黄河中下游，自然条件具有以下特点：气候适宜、雨量充沛，土地湿润肥沃，是发展农业的优越地带。卫国又地处十字路口，交通便利，对其商业的发展十分有利。按理说，这样的条件对卫国经济的发展有利，西周时期卫国的经济基于此得以发展提高。但是，春秋时期由于大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卫国的这一优势又成为制约其发展的因素。春秋时期的卫国在各个大国的欺凌压榨下，国土面积日益缩小。土狭地窄，物质资源就缺乏，严重影响和阻碍了卫国经济的发展。
综上所述，卫国从西周时期的诸侯之长到春秋时期的看人脸色，卫国在不断衰落中体验到了国际冷暖，其中原因令人深思。面对急剧变化的中原政治形势，其统治者还沉浸在奢侈腐化、争权夺利中，没有象其他强国一样及时进行改革，而是一味地因循旧制。同时，外交策略的一再失误，遭受了其他国家的严厉报复，使得国土日削。再者，因为地处交通要道，如果不能成为强者，就只好任人宰割。在沦为小国之后，虽有卫文公的励精图治，但在群狼环伺下，已失去了称霸一方的可能，终春秋之世，再也未能复兴，而是一步步走向衰弱。
西周政治制度（1）
　　　　一、西周王朝的政权机构
在西周的国家政权机构中，周天子，即周王，是最高的统治者。从理论上讲，周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居于宝塔式等级的顶端；但实际上，由于西周时期各种政治措施还不完善，专制主义还未形成，周天子的权力还未达到绝对专制的权威。
西周王朝的职官主要是*******：太保、太师、太傅；掌管六事之大臣，即六卿：司徒、司马、司空、司寇、司士、太史等。
太保，《尚书&；#8226；顾命》曰；“乃同召太保姡А！薄渡惺�&；#8226；召诰》：“太保先周公相宅。”保的地位非常显赫，既是周王的辅弼重臣，又是最高的执政官。周初的太保是召公姡А�
太师，西周的太师是武官，地位非常显贵。《诗&；#8226；大雅&；#8226；常武》：“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诗&；#8226；小雅&；#8226；节南山》：“尹氏大师，维周之氐。秉国之钧，四方是维。”大师，即太师。《伯公父簋》铭文有“伯太师”，可能与太师同属一种官职。师是一种军事长官，负责指挥军队、参加战争等。《周礼》中的“太师”是乐官。古代最早的乐是军乐，配合作战、练武而进行。乐官最初亦与军事有一定关系，以后又逐渐地分职，乐官成为专门的职业，太师也在战国以后发生职务的变化。
太傅，《礼记&；#8226；文王世子》云：“立太傅、少傅以养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审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观太傅之德行而审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后。”傅是教养太子以明君臣父子之道的官职。
以下属六卿之官职：
司马，《说文》云：“马，武也。”司马是职掌军事的长官。司马，亦有称司武。《左传&；#8226；襄公元年》曰：“司武而梏于朝。”杜注：“司武，司马也。”目前发现的西周早期的金文材料中尚未见到“司马”一词。西周中晚期以后，有关“司马”的记载逐渐增多。《谏簋》铭曰：“王在周师录官，旦，王各大室，即位，司马共右谏入门。”
司徒，即司土。西周早期铜器铭作“司土”，西周晚期才出现“司徒。”司徒管理农业和田地的分配等；所管辖的职官有司虞、司林、司场、司九陂等。《牧簋》铭曰：“王若曰：牧，昔先王既令汝作司土。”可证西周时期已有“司土”的职官。
司空，即司工。空、工同音假借。司空是管理土木工程的长官。《周礼&；#8226；考工记》郑玄注曰：“司空掌营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庙，建宫室车服器械，监百工者。”司工管辖职官有司刍等。
司寇，是管理刑法的官。西周初期，卫康叔曾做过西周王朝的司寇。刑法是任何国家都重视的，司寇是西周王朝的显官。
司士，《周礼&；#8226；夏官&；#8226；司士》云：“掌君臣之版，以治其政令……以诏王治，以德诏爵，以功诏禄，以能诏事。……正朝仪之位，辨贵贱之等。……凡邦国三岁则稽士任而进退其爵禄。”司士是职掌群臣的考察任免，进退禄爵，以佐王之吏治的显官。
西周时期，史官是非常重要而又十分活跃的官职。西周王朝有“太史。”太史掌管西周王朝文书起草，记载国家日常政令、文件、政务，以及王的活动和言语，编订史册，并管理国家的图书典籍等。史官系列中还有“史”、“内史”、“右史”、“御史”等。
太祝，古人崇拜鬼神，凡事都要祝告祈祷，设祝官，并设太卜，以管理占卜。
西周官制逐渐完善。*******六卿的设置，使西周王朝既有辅弼天子的重臣，又有管理国家军事、土地、工程、司法、官吏升黜、文书典册、祈祷占卜的重臣。这些大臣皆为周天子所任命，又必须为周天子竭诚服务。周天子通过这些重臣去控制全国的臣民。
西周王朝的职官是世袭的。如西周初年，周公、召公二人在王朝执政，《史记&；#8226；周本纪》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周公、召公各有长子分别被分封在鲁国和燕国为国君；除此以外，周、召二公各有后裔在周王朝世袭为师、为保，亦称周公、召公。《左传》中还常见东周王室的周公、召公的活动。见于《左传》的周公、召公是西周初年武王之弟周、召二公的后代裔孙。其他官职如太史、太祝、太卜及司马、司空、司徒等官职亦是世代相袭。
二、西周王权的进一步神化
西周王权相对殷商王权，进一步神化。如果说殷商国王把天上的帝称“上帝”，把死去的祖先称为“帝”或“下帝。”下帝在上帝左右；而至周代，西周国王不仅把死去的祖先与天帝一起祭祀——禘祭，而且正在位的国王也把自己与天帝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周王把自己神化为天的儿子，即周天子。《尚书&；#8226；召诰》云：“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元子，就是大子，即皇天上帝的大子。《释诂》云：“元，首也。首是体之大，故传言大子。”
《尚书&；#8226；召诰》把周成王说成是天之元子，曰：“有王虽小，元子哉！其丕能言咸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后。用顾畏于民碞。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时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这段话的意思为：成王即位时虽然年纪幼小，但却是天之元子，他肯定能和于小民，成今之美政。王营建洛邑之政务不敢推迟，能用之士必任之，顾念下民，则美道成矣。成王是承上帝为治，躬自服行教化。周公旦说：作大邑亦是配皇天而治，则慎祀于天神地祇，则可在天下中部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地方建立都邑。王既有天之成命，必获太平之美政。
周王把自己神化成天子，自出生就与众不同。《帝王世纪》云：“文王梦日月着身。”日月着身，就是王兆。周王既是天子，那么他就是皇天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周天子治理国家和人民就是代天行命。《尚书&；#8226；牧誓》武王伐纣时说：“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阙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周武王数说了殷纣王的罪行后，指出自己是“恭行天罚”，代天惩罚商纣的，从而把自己的行为神化为天命，天的意志。
西周王朝把鼎作为王权统治的象征。
鼎、簋、壶、鬲等原是古人烧饮用的炊煮器和盛水器；觚、角、爵是盛酒器和饮酒器。这些器物是人们的生活用具。原始社会时期，氏族部落中有人死去，活着的人将死者生前用过的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进行随葬，让死者到另一个世界中继续使用。由于远古的人们极度迷信，相信人死后仍然有一个魂灵存在，于是他们拿出最好的食物，盛在最好的器皿中，去供奉祖先和神祇。用以盛祭品的器皿，如鼎、簋、鬲等就被赋予神圣的含义，成为礼器。西周王朝把鼎作为王权的象征。如周公、成王“定鼎于郏鄏”（郏鄏在今洛阳市内），其意则为周公在洛阳建成东都，亦是周王朝的权力所在。
公元前606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戎，至于雒。雒邑是周天子的国都。楚庄王耀武扬威，观兵于周疆，向周王室的使者王孙满询问：周王室的镇国之宝鼎的大小和轻重如何。以后的人们则把“问鼎”当做欲夺取权力的代名词。王孙满回答说：“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叄�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