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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镜头中的周恩来:生动再现第一代领导人风采(选载)-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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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毛泽东对大寨和陈永贵以肯定和赞赏的语气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唐朝时山西有个大学问家柳宗元，他在我们湖南零陵县做过官，那里也是穷山区，他在那里写过许多好文章。”
毛泽东又高兴地问陶鲁笳：“你们有他的材料没有？《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
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不久，1964年4月20日周恩来总理就派农业部长廖鲁言到大寨做了20天考察。他着重总结了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按照农业“八字宪法”建设稳产高产农田的经验。他特别赞赏大寨经过多年努力，使建起的水平梯田成为活土层在一尺以上的、蓄水保肥、抗旱保墒的“海绵田”。他认为这种“海绵田”对于发展我国旱作农业具有普遍的科学意义。他回京后，向周总理和毛主席作了书面汇报。
同年5月中旬，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在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毛泽东讲：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要在种好16亿亩地的基础上，建设4亿多亩稳产高产田，要逐步减少粮食进口，以增加新技术的进口，需要加强内地建设。这或许就是农业学大寨的来由吧。至于“农业学大寨”这个字句，中央文件可查见的是1966年8月14日发表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其中在讲到毛泽东近四年提出的一系列英明决策中，就有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字句。
1964年12月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代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公开表彰大寨是农业战线的一个先进典型。众所周知，这个报告是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周总理在报告中指出：“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结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把过去的4700块土地并成了2900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正确地处理了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他们只向国家借过一次钱，第二年就归还了。从1953年到1963年的11年中，这个大队在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总共交售了1 758 000斤粮食，平均每户每年交售2000斤。
最后，周总理概括大寨精神说：“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在人代会期间，周总理看到一份《内参》上登了一个记者的报道，说大寨耕地亩数不实，今年粮食平均亩产跨过长江、超过800斤的报道也不实。周总理当即找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山西省省长卫恒和陶鲁笳三人到中南海，专门询问此事，并要他们立刻派人到大寨去丈量土地，核实粮食产量。周总理说，如果确有虚假，《政府工作报告》公布后，外国记者会把它捅出去的，这样国际影响就很不好。于是，他们立即派农业厅厅长康丕烈和省委办公室副主任刘贯文带一批助手到大寨同国务院工作组一道进行了一个多月查田定产工作。最后经过核实，大寨耕地面积为796。69亩，1964年粮食平均亩产809斤，跨过了长江。他们一面上报周总理，一面在省内也作了通报，因为省内不少人对此也是有怀疑的。事实证明，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大寨经验的基本总结和大寨精神的概括，是完全符合当时大寨的实际情况的。
第一次走进大寨的周恩来，是那样地精神抖擞，兴致勃勃，连草帽都不肯戴。大寨人发现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竟这样平易近人。
1965年5月21日，这是令大寨人最难忘的一天。周恩来和李先念陪同阿尔巴尼亚贵宾，第一次来到大寨视察。
这天周恩来坐的是直升飞机，一路颠簸，身体很累。然而，他到了大寨，刚休息一会儿，就去山上视察。他视察走的路线，转一圈就是八华里。烈日当空，热风拂面，年轻人跑一趟，还觉得累得慌。可是，周恩来却那样精神抖擞，兴致勃勃，连草帽都不肯戴。
“提起昔日狼窝掌，
山洪饿狼乱石块。”
三战狼窝掌是大寨人战天斗地的一个缩影。周恩来第一次来大寨，就很重视大寨的农田基本建设。他听了说明员的介绍以后，又叫陈永贵讲大寨是怎样治理狼窝掌的。参观狼窝掌的时候，他看得很细致，想的问题十分周到。他很关心当时的工程能不能顶住像1963年那样大的洪水，建议挖一些排水沟，修一些水簸箕，防止洪水为害。看完狼窝掌以后，周恩来对大寨人三治狼窝掌的艰苦奋斗精神赞不绝口。
周恩来第二次来大寨时，时间安排得很紧。从早上8点多到下午4点多离开，除了吃饭，总理一刻都没休息。那天午饭后，邓颖超要看一看狼窝掌，周恩来高兴地说：“是啊，到大寨来，不去看狼窝掌，就不能算来过大寨。狼窝掌一定要看。”邓颖超临行前，专程去看了狼窝掌。
踏遍大庆和大寨（4）
从狼窝掌回来，周恩来又走进了展览馆。
大寨展览馆，通过实物、照片等展示了大寨所走过的艰辛历程。周恩来对展览的内容看得很细致，问得很详细。他看了大寨今昔对比的模型和大寨的村史以后说：“这个展览办得好，内容丰富，短小精悍，很有教育意义。”
展览馆里，还陈列着梁便良、牛国栋、石桂林等人在旧社会穿过的衣服，盖过的被子，用过的枕头，讨饭的篮子等。周恩来拿起牛国栋一家三代人枕过的一个木枕头，嘱咐摄影的同志，把这些实物一件件拍照下来，教育广大青少年。
周恩来还仔细看了大寨的模型，查对了刚才视察走过的地方。陈永贵笑着说：“总理，您今天跑的路已不少了，该跑累了。”周恩来笑了笑说：“我们只看了三分之一，可惜时间太短了！”
周恩来对工作这样不辞劳苦，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给大寨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3年前，大寨仅有树一万余株，其中果树一千余株。1963年，周恩来特别指示大寨要多种果树，走综合治山的道路。于是大寨加强了对林业生产的力度。几年内，绿化荒山300余亩，植树10多万株，其中果树4万多株，平均每人200多株。十多年前光秃秃的虎头山，如今被一片葱绿覆盖了。七沟八梁一面坡上长起了成片林木，有苹果、葡萄、梨、桃……酸枣树上嫁接的大红枣，结满了累累的果实。现在每年光是各种干鲜果品，收入就相当可观。
当周恩来站在虎头山上看见座座荒山披上了绿装，心中充满了喜悦。他说：“要是把所有山头，都植上树木，该多好哇！”并嘱咐说：“要多种树，发展林业，水果树、干果树、木材树都要种。”还鼓励大寨的同志，把山上的酸枣树嫁接成大红枣树。
1973年周恩来第三次来大寨时，虎头山上已有成片的梨树、苹果树和松柏林，近村周围栽满了桃树和葡萄，山坡梯田里长着株株核桃树，田边地角的酸枣树都嫁接了大枣。周恩来满心欢喜。特别是听说酸枣树嫁接的大枣树，已经结了不少果实，他高兴地笑出了声。
看看虎头山变成了花果山，尝着蜜甜的新鲜水果，大寨人不得不佩服周总理的远见卓识，大寨的林业也包含着总理的心血！
大寨是个山区，地面没有河流，地下水位很低。集体化前地里蓄不住水，抗不了旱，遇到旱天，连吃水都困难。集体化后，大寨人治山治坡，抓土抓水，建造了能蓄水保墒的“海绵田”。1964年，大寨又打了一口深井，11口旱井，除了供给全村吃用以外，还可以用来沤肥。
这次，周恩来来大寨视察时，十分关怀大寨的水利建设。他专门到水井旁，看了新修不久的小水泵房。他仔细地询问：这个井有多深？水量有多大？机器马力有多大？陈永贵回答了这三个问题以后，接着说：水够人吃了，还能解决一些沤肥用水。
中午，在欢迎贵宾的饭桌上，周恩来又谈到了水利问题，他突然问大寨党支部的同志：“天不下雨怎么办？”周恩来不等他们回答，又发问道：“三年大旱怎么办？在中国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事情嘛！要想办法彻底解决水源问题。”
支部的同志被问住了。他们不能不惊叹周恩来考虑问题是这样周到、长远！
在这以后，大寨人把周恩来的这句发问永远记在了心上。1976年，大寨大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援下，奋战50多天，建成了一条全长14华里的“军民渠”，把昔阳县郭庄水库的水引到了虎头山。军民并肩战斗，又在虎头山上修起了一个可以蓄水34000担的“支农池”。以后大寨人又相继建成了5个蓄水池，总共可以蓄水8万担，起到了又防洪又抗旱的作用。
1972年，大寨遭受百年不遇的旱灾，从种到收没有落过透雨。这场大旱真的连续了三年。“天大旱，人大干”，大寨人民在大旱面前干得非常出色，战胜了三年大旱，夺得了没有见过的大丰收。粮食总产量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
周恩来第一次视察大寨，一进村，他就问头一任铁姑娘队长赵素兰，去年做了多少个劳动日。素兰子如实作了汇报。周恩来亲切鼓励说：“好，好，要好好学习，要好好劳动。”
那天，周恩来又到了素兰子家，坐在小板凳上，跟素兰子爹赵怀利唠起来。总理问：“你今年多大岁数？身体好吗？”
怀利开头跟总理说话心有点跳，拘束地说：“好，很好，我今年六十四。”
周恩来笑着问：“你看我多大岁数？”
怀利见总理这么近乎，也不感到拘束了，认真地端详了总理慈祥的面容说：“有五十来岁吧！”
周恩来笑得仰起了身子，伸出三个指头说：“我比你还大三岁呢！在座的人，除了我岁数大，就数你了，咱们可都得抓紧时间干社会主义噢！”
周恩来的视察就要结束了，大寨人发现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竟这样平易近人，很快就跟他熟悉了，就像家里人一样。当周恩来离开大寨时，全村老少都到村外广场送行，看着总理远去的背影，不少人流下眼泪。
第四章
心里装着百姓苦（1）
周恩来不是“大跃进”中的得志者，却是“大跃进”后的苦行者。秘书发现周恩来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许多。
从1957年起，神州大地开始发生政治大“地震”，先把五十多万人打成“右派”。到1958年，一曲共产主义“狂想曲”，把一辈子受苦受穷的人民都鼓动了起来，梦想着早日走进粮食成山，食油成河，钞票作废的“神仙乐园”。一个比一个大的“卫星”，从土疙瘩里升
了天。毛泽东看到这一个个激动人心的“卫星”，由衷地高兴。他多么希望他的人民幸福富裕，一夜之间摆脱贫穷走进共产主义！“浮夸风”像一个巨大的磁场把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目光紧紧吸在“卫星”的表层。在中南海肯定和赞许声中，一系列的“大”出现了：大办农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大办食堂……好像没有一个“大”字打头，就失去了人定胜天的力量。
周恩来不是三年“大跃进”中的得志者，却是“大跃进”后的苦行者。他在这场热闹非凡的大运动中，一直处在挨批评的地位，这是他漫长的政治生涯里少有的长时间的失意。早在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有一年就要完成，冒进的苗头开始显露出来的时候，他就发现经济建设速度过快，突飞猛进的背后似乎预示着某种灾祸，惊人上涨的数字不一定是个好预兆。他开始观察、思考，进而感到不安。
……
“你要是糊弄我们，总理，再过两三年，你也会饿死的。”来到伯延调查的周恩来没有想到一个农民的话这么尖锐并充满了哲理。
到了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直言批评“大跃进”时，毛泽东又重提周恩来“反冒进”之事，使他无法回到以前的观点上。毛泽东说：“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大会上讲过，1956年、1957年的动摇，不戴高帽子，讲成思想方法问题。如果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泄气性，悲观性。我们不戴高帽子。因为这些同志和右派不同，他们也搞社会主义，不过是没有经验，一有风吹草动就站不住脚，就反冒进，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了。如恩来同志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也会站住脚的……”
对周恩来的批评因为出现了彭德怀事件而转移了。但是，周恩来心里受压抑的滋味是不好受的。整整三年，他都被视为落后于时代的保守派。
然而没有多久，不过几个月的时间，“大跃进”不是把农民们带进“共产主义天堂”，而是被送上客观经济规律的审判台。冒进后的问题“兵败如山倒”似的滚滚涌来。几乎一夜之间，宣传家们用最美的词句描绘的前景像海市蜃楼般地不见了。外债、饥饿像瘟疫一样在全国蔓延，农村首当其冲。
当大批农民因饥饿而患病、死亡的报告摆到了共和国的领导者面前时，他们痛心得流泪了，这才发现急于改变贫穷，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的主观愿望是那样地不切实际。
为了扭转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尤其是对农业生产的恢复，中央不得不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这副重担自然又落在了共和国总管家周恩来的身上。
调整从哪里入手？还是从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入手。而要调整农业，又首先必须从调整对农村的基本政策入手。
1961年1月，中共中央接连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研究国民经济，特别是农村政策的调整问题。
毛泽东在会上沉重地说：“现在看起来，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越急就越办不成。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
为了彻底摸清国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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