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系列-选择突破口(师东兵)-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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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大家要努力做到不要使国内的矛盾紧张起来，激化起来。现在一些人动不动还是讲抓阶级斗争，这实际上是人为地制造紧张，我们主观上没有必要去强调斗争，故意的、人为的使斗争激烈化，使斗争紧张起来，似乎要制造斗争的样子，似乎要斗一下我们才舒服，好像我们就有那么一种瘾，不斗不过瘾。这种人已经越来越要不得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共产党的每一个干部，都值得检讨一下，到底自己有多少官僚主义？现在号召全国的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帮助我们整风，就是要整官僚主义。”

　

在这样的气氛中，毛泽东指示：“把我们党的整风决定公开发，让全国人民都来帮助党整风。同志们，到时侯你们就可以看到，有真帮助的，也有假帮助的，还有趁火打劫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有办法。”于是，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把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公开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同时，邓小平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也这样指出：“实行大鸣大放大争，摆事实，讲道理，出大字报，开座谈会和辩论会，这是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所不能梦想的。这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也是教育和团结群众对敌人进行斗争的方法。”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谈到党内的整风时，说：“我们已经成为执政党，如果我们不带头把自己身上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余毒清理干净，就不能带领全国人民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不能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历史使命。老实说，现在我们党内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许多落后的、腐朽的甚至是极其反动的东西，在我们一些干部身上特别是在一些高级干部身上表现得十分突出。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人民的公敌。对这样一些反动分子和反动的作风，如果我们不起来进行清理和斗争，就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越是执政党，越是要严格地要求我们自己，才能更好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而奋斗。不然我们的党必然就要脱离群众而成为革命的对象。这个话我就是不说也是迟早的。为此，就需要自上而下地进行整风，让群众起来帮助我们整风。”

　

刘少奇强调：“这次整风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内部进行整风。所以必须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用和风细雨的方式，来普遍的、深人的进行。”

　

毛泽东说，“我们用几个月甚至更多一点的时间进行这次具有伟大意义的整风，是完全可以实现我们的目标的。”

　

对这次整风，一开始就有人提出了怀疑。章伯钧在私下就说：“自古以来医不自治，共产党领导自己进行整风，只能是整治蚂蚁而整治不了大象，能打死苍蝇而打不死老虎。整治执政党的歪风邪气和严重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等犯罪行为，是一场你死我后的斗争。触及犯罪行为的大官们只要手中掌握着权力，就必然要进行打击报复和迫害提意见者。这样的公民权利怎样才能得到保护？所以，对执政党的监督，必须建立和进行舆论的监督机制，必须建立和实行公民的民主权利保障机制，没有这样的保障，要想从根本上清理共产党内的歪风邪气是完全不可能的。说穿了，就是要建立两党制和多党制。这才是国家真正走向民主和兴旺的必由之路。”

　

不久，刘少奇在和中央机关的一些人谈话时，这样指出：“从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以来，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就展开了形形色色的反党活动，在党中央指示发布后，他们更是利令智昏，以为时机已到，猖狂向党进攻。毛主席和党中央早就识破了他们的罪恶阴谋，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整风指示发出后，毛主席和党中央又指示人民日报和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先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暂时不作反批评，对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暂时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等分清了阵线以后，再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全国人民在此期间，分清了香花毒草，认出了牛鬼蛇神，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为日后的反右斗争打下了基础。”

　

从五月四日以来当全国性的给党提意见风起云涌，掀起高潮的时候，陶铸连续在《南方日报》上写文章宣传：“现在阶级已经基本消灭，国内敌我矛盾已经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要减弱，要向其他方面转化，转到领导生产和组织人民的经济生活方面去。如果我们的领导同志现在还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会跟不上时代的要求，就会犯错误。”

　

五月七日，刘少奇在听取杨献珍、侯维煜关于党校整风的汇报后，表示全力支持他们提出的“整风与处理、学习相结合”的意见。杨献珍等人反对停课整风，要继续搞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几门理论课，用意在于对抗康生要党校学习毛泽东著作、特别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指示。刘少奇对杨献珍等人说：“你们要把整风与学习结合起来，这很好，要力求两不误。你们的整风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灵活一些。不要怕有人给你们扣帽子，大帽子压不死人！”

　

刘少奇在给杨、侯的指示还说“整风重点就是强调同一性。处理的方针可以着重它的同一性。因为原来是有同一性，我们主观上没有必要先强调斗争。整风不是强调斗争，动不动就讲斗争太使人紧张。故意的、人为的使斗争激烈化，使斗争紧张起来，似乎要创造斗争的样子，似乎要斗一下，我们才舒服，好像我们就有那么一种嗜好，不斗一下就不过瘾。可以采取妥协的办法。这样一个方针，我们不少同志是不懂得的。”

　

在和杨献珍谈话中，刘少奇还说：“一到资本主义国家，什么都能买到。如果我们的经济还不如资本主义灵活多样，而只有呆板的计划性，那还有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呢，我们要允许有一部分资本主义商业，地下工厂，要允许他们钻空子，当他们一钻空子的时候，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就立即跟上去，你钻空子搞这一样，我们跟上去抢一部分，也搞这一样。他钻几十万样，我们也搞几十万样。这样经济就搞上去了。”

　

江青听到一些人汇报关于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谈话时，明确地对胡乔木、陈伯达等人说：“少奇同志的这些讲话完全与毛主席的精神相对抗，这样会把我们的整风运动引向歧途，引向复辟资本主义的旧路上去。”一九五七年五月八日至六月三日，中共中央统战部连续邀集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在会上就一系列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提出了他们意见。罗隆基说：“现在政府里的党外人士有职无权，有名无实，根本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这种现象如果继续存在下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双百方针就会变成一句空话。我们建议共产党不应该再在国家机构里建立党的组织，这样下去究竟是谁领导谁？法律起什么作用？党组织在国家机关中的领导，岂不是第二政府了吗？应该建立一个政治设计院，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国家的领导也应该轮流坐庄，不能让一党专政的现象继续存在下去。

　

毛泽东看到座谈会的简报后，微微笑道：“他们借帮助整风为名，对党肆意诬蔑、攻击，对他们那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则大肆吹捧，是要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制造舆论。这些秀才并不是安心作文章的，他们对参政很感兴趣。”

　

当时，李维汉等人对罗隆基等提的意见进行了鼓励。当座谈会上有人反对他们的观点时，李维汉立即制止道：“现在我们共产党内的整风刚开始，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要集中地批判共产党的缺点。如果我们连这点雅量都没有，那就更谈不上领导全国人民了。我看，人家提到的我们的缺点，还不到百分之一。如果刚刚开始就沉不住气了，那么长期地贯彻双百方针就更是一句空话了。”

　

这次会议前、后，中央一些机构主办的《参考材料》和《情况汇报》，不断地刊登消息：“打着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招牌的一大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以章罗联盟为核心，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内对党的领导已经开展猖狂的全面进攻。他们的进攻得到了党内一小撮代理人的支持，猖狂一时。学校、机关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也纷起响应，大肆进行反党活动。他们已经提出了要让共产党下台的口号，说：‘建国后，共产党基本上没有办一件好事，他们除了整人以外没有什么别的本事。共产党在国家一些机构的负责人连半点文化都没有，还要指挥文化战线上的事情，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有人说：‘出版界的领导人连简单的常识都没有，却要对一些重要的学术著作起什么审查领导作用，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五月，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在会上提出了“党天下”的论断，他说：“刘少奇同志早在一九四七年就这样说过：‘毛主席也可以反对，如果他错了，如有人比他强的话’。现在，我就是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提意见，也可以说就是要反对他们的一些主张。

　

他把他的发言稿交上去的时候，特别注明：“《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发言稿这个标题不要用，希望用我的原标题：在六月一日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

　

五月十五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工商界座谈会。工商界的知名人士章乃器、毕鸣歧、李康年等在会上发言，提出：“收买我们资本家的工厂和企业后所付出的定息必须保证二十年，给资本家的定息不是剥削。”同时，他们又说：“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已没有区别，我们要求党和政府对资本家给予充分的信任、大胆的放手。不要动不动就提对资产阶级继续进行改造。这样搞怎么谈得上团结全国人民呢？”他们对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公方领导提出了严厉的批判，希望继续保持对这些企业控制，发挥领导作用。他们说：“现在应该给我们摘掉资产阶级的帽子，要让民族资产阶级理直气壮地抬起头来！”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至五月二十五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五月二十五日的闭幕式后，毛泽东在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伯渠、董必武、彭真、贺龙、陆定一、薄一波、王稼祥、胡乔木等人的陪同下，在中南海怀仁堂前的草坪接见了全体代表。胡耀邦激动地说：“主席要给我们讲话了！”在一片“万岁”声中，毛泽东说：“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作为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这时候，胡耀邦再次激动地率领全体代表高呼口号：“我们一定听党和毛主席的教导，为社会主义而奋斗！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胡耀邦承认：“这次会议的宣传，为在广大青年中开展反右的斗争奠定了一个厚实的基础。”

　

五月下旬，周扬等人也通过座谈会等方式，在文教界动员知识分子给中共组织提意见，他在座谈会上说：

　

“我们一些共产党员平时总像特务一样，到处搜集知识分子的材料，打小报告。七、八年我们党提出来的思想改造是比严冬还厉害，直到今天才感到有些初春的味道了。要保持这样的气候。既然我们的领导同志都说我国国内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今后要靠知识吃饭。那么各级文化机构中的党的领导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到了考虑的时候了。这些年党有没有领导好？我看没有领导好，真正领导好一定要是内行，一定要科学家领导科学，美术家领导美术，音乐家领导音乐。”他还表示支持一些知识分子提出的办“同人刊物”的主张。

　

刘少奇在五月底的一份简报上批示：“在右派分子的鼓动下和支持下，文教界的反党活动更加猖狂。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很有可能要发生匈牙利那样的反革命事件。我们党不应该允许他们再这样闹下去。”

　

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刘少奇向毛泽东汇报了各民主党派整风中发生的一些情况，他说：“现在，一些人对党关于整风中要采取和风细雨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针大为不满了，他们说这‘不足于平民愤，必须采取迅雷烈风，要用大民主来纠正共产党的错误，必须要搞大鸣大放’，这些人的用心是恶劣的……”

　

话没有说完，就被毛泽东打断了：“好啊！大鸣大放有什么不好？我看我们党中央就应该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让他们充分讲话。首先在一些机关、院校搞大字报，给我们提意见，提什么样的意见都可以。我主张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开创一个大民主的模范，比西方国家享有更大的民主，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做法。这样一来，中国要搞匈牙利那样的反革命事件就不那么容易了。人们有了发言的机会，我们有了听取民主意见的场合，就可以减少那些歪门邪道的侵害。”

　

于是，在一些机关和学校，形形色色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汹涌而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常委会议上继续通报情况，对毛泽东说：“现在一些人已经向党猖狂进攻了。他们污蔑党‘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官僚、宗派，在中国无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