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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系列-选择突破口(师东兵)-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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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规定:“第一、在这个运动中,省、地、县级党委和工作队,必须逐步做到,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包括放下包袱的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第二,运动一开始,就必须向干部和群众说明来意,把政策交给他们。明确宣布,不论在什么社队,不论在运动中或运动后,都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员群众。”
毛泽东把“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员群众”这个规定作为和刘少奇搞运动的根本区别,划清了他和刘少奇的两种路线的界限所在。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上也作了规定:“工作队必须在运动和斗争过程中,发动贫下中农,组织阶级队伍,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逐步形成领导核心,同他们一道工作。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
毛泽东在这个文件里亲笔加上了这些论断: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个教导,是我们在工作中必须遵守的。”
“过去我们党采用的开调查会等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方法,应当继续采用。”
“蹲点,解剖麻雀,是一种很重要的领导方法。领导干部必须有选择、有计划地继续蹲点,深入基层,深人群众,在运动和斗争中,取得比较系统的经验。”
“蹲点,可以有不同的办法。”
“要有一批比较长期地蹲点在一个大队,从头到尾,把运动搞完。”
“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特别是对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把自己的话说完。”
“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无论什么事情,都必须加以分析。”
“把什么事情都看成是绝对的,静止的,孤立的,不变的,是形而上学。”
“罗列一大堆表面现象,拼凑一大堆枯燥无味的条文,使人得不到要领,是烦琐哲学。”
“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陆定一看了这个文件后,对刘少奇说:“这是什么样的文件,鸡零狗碎的,没有什么逻辑性和文章的规法。”刘少奇对他说:“这话不要讲了,以后再说吧。”
即使在这种条件下,彭真依然按照他惯常的一系列措施,在北京市广大城乡进行工作,防止出现批斗干部的现象。他规定:“批判四不清于部,实际上等于劝善改正,不能一棍子打死,也不能实行李立三、王明路线时那种过火的政策。就是对于有比较系统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观点的人,也只能是小会帮助。”他强调核心班子必须“要有改了错误但有能力的干部,原有干部的撤换面不许过大。”
他对刘少奇,依然保持着正常的工作关系,该请示便请示,该汇报使汇报,严守着自己制定的“在两位主席之间绝对不搬弄是非”的规定。但是,刘少奇还是明显地感觉到,彭真对他不像以前那样经常打电话、经常送文件了。
一九六五年的春节过后,毛泽东在作了必要的安排后,于三月中旬离开北京南巡。
毛泽东首先来到武汉,在东湖宾馆住了一段时间,不停地找当地的党政军的领导人分别谈话,讲述党内的路线斗争,让他们准备中央出修正主义。
五月初,毛泽东到达长沙,在长沙九所住了几天,再次召集一些南方省市的党政军领导人秘密谈话。他在谈话中说:
“我们在国际上开展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从现在起,反修的斗争要把重点放在了国内。”毛泽东依次扫视着几个省市的领导人,缓慢地说,“我早就说过,任何修正主义都是纸老虎。当初赫鲁晓夫在一九六一年十月的二十二大以后,肆无忌惮地恶化中苏关系,恶毒攻击我,攻击我们党。没有他们的挑动,印度尼赫鲁政府是不敢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向我们大举进攻的。同时他们还策动外蒙古同我们闹纠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陆续发表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分歧从何而来》等几篇答辩文章,回击他们的攻击。我们当时为了留有余地,没有点苏联和赫鲁晓夫这些人的名字。我们的文章一发表,苏共领导就要我们停止论战。我对苏联大使说过:‘你们不是骂我们吗?我们还有几篇文章没有发表呀?你们批评我们,也要我们进行一下反批评嘛!’从一九六三年七月起,我们才连续发表了九篇文章,就把赫鲁晓夫给轰下台了。当然是他们内部搞的,但是我们把他搞臭了,他不得不挨骂嘛。但是,我们国内的修正主义最近很厉害了,许多的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有人对我搞封锁,大有效仿勃列日涅夫搞赫鲁晓夫的味道。你们没有感觉到吗?我看你们的嗅觉不灵呀。”
毛泽东还依次询问一些人:“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如果政治局常委里有人要搞修正主义怎么办?我不是吓唬你们,真有这种可能呢。中国的修正主义分子是有历史背景的,有的本来就是王明分子,有的历史上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有的多年来提倡资本主义,搞了许多的活动。他们也就是多年来鼓吹单干、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那些人。总之,你们要警惕,要注意。”
五月二十一日,他从长沙乘专列到达株洲,然后改乘一辆大型吉姆轿车,经醴陵、攸县,在茶陵住了一晚,于次日又经莲花、永新,天黑之前到达宁冈县的井冈山的山腰处茅坪的八角楼。
这是当年毛泽东上山打游击的最初地,也是他从事军事斗争,用武装夺取政权的第一站。所以,他对这个地方有着特殊深厚的感情。
这里,可以称作是毛泽东的发迹地呀!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当彭德怀写了意见书,对毛泽东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提出批评,触怒毛泽东时,他拍着桌子说:“假如彭德怀造反,这里的人们都跟你走,那我就重新上并岗山,率领农民重新革命,推翻你们的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去找红军去。我看我们的解放军是会跟我走的。你彭德怀带不走我的军队!”
现在,毛泽东又来看这个地方了!
他自言自语地说:“井冈山,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不能忘记这个地方,这是我们新中国的摇篮呀!说不定什么时候,我还会再到这个地方重新革命呢!”
陪同毛泽东的人都以为他是在说笑话。那时,所有在他身边的人都对中共中央最高层发生的事情全然不知。
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来看他的张平化、刘俊秀和身边的汪东兴说:“我离开井冈山已经二十八年了。这次算是旧地重游,回想起三十八年前的历史,心里总是经常激动的。为了创建这块根据地,不少先烈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早就想回井冈山,一别就是二十八年。如果没有井冈山的艰苦搏斗,就没有今天这样的结局。”
毛泽东的思路总是围绕着斗争而展开:
“从我上井冈山起,就走的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什么事情都是开头难呀!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溜秋白他们在湖南弄到了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句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们大为恼火。”毛泽东说到这里,哈哈大笑起来,“你们觉得奇怪吧?现在已经被证明是真理的东西,在当时可就是我的罪状呀。但秋白等人一句话,就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给撤掉了。传到井冈山以后又说把我的中央委员也给撤掉了。又有人说把我的党籍也给开除了。这样一来,我们那些在井冈山打游击的人火了,不服气,为我打抱不平,要向中央写报告恢复我的党籍和名誉。你们看,井冈山的人对我好吧?我是永远也忘记不了这里的人民的。”
毛泽东在井冈山,几乎是彻夜难眠。
他对汪东兴等人说:“这次上井冈山,许多的往事都想起来了。有些事情给你讲一讲。我们的这个军队也不是完全纯洁的,军队里也是有派别的。军队里的人也有要闹事的,历史上也常常要闹事的。我们军队几十年里就有人喜欢闹事。你有什么办法呢?闹就闹吧,闹一下子也不要紧,闹一闹就不闹了嘛。闹得最厉害的是张国焘。他自以为他的人多、枪也多,要求中央得听他的。其实人多枪多不是主要的。最本质的问题是你的路线对不对。几十年来,大大小小的乱子没有少过,有人在井冈山闹,在江西也要闹,赣东北也闹,中央苏区也闹过,一直到了延安还要有人闹。现在就没有闹了吗?照样有人闹。闹就让他们闹吧,这种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事情你有什么办法呢?只好掌握主动权,作好应付的准备。”
这就是毛泽东的态度。
不久,毛泽东写出一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的新词。
许多中央领导人品味很久,但是很难理解毛泽东隐含在词内的奥妙: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江青最先得到毛泽东写的这首词,她把这首诗词送给了张春桥看:“这是主席最近的新词,你能理解了其中的含义吗?”
张春桥看了后,赞不绝口:“写得好,写得好!毛主席的气势和胸怀真是无人能比,联想到主席最近接见外宾的谈话,我认为这是主席给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发出的战斗号召,那就是随时准备重上井冈山。当然,这个井冈山是革命的象征,是有政治上双关语的。请江青同志转告主席,我张春桥生是毛主席的坚强战士,死是毛主席的忠实卫兵,只要主席一声令下,随时准备上井冈山!”
江青佩服张春桥在政治上的敏感和远见。她点点头说;“你理解主席的诗词,理解得很有见地。”
是的,张春桥看到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八月五日会见外宾时,所谈的几句话,思考了很久。毛泽东的话是这样说的:“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就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推克,脱离了人民。现在是布尔什维克内部发生了分化。中国也有两种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问题看我们如何处理。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是究竟能否避免,还要靠我们的斗争和努力。我本人是作好了被人家打倒的准备的。”
张春桥把这句话和毛泽东的《重上井冈山》联系起来,又和江青布置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联系起来,考虑得自然就很深远了……
第十八章 柳暗花明
'在军事上要攻克敌方阵地,一定要寻找突破口,毛泽东认为在政治斗争中也是如此。当他和彭德怀最后一次见面时,他从彭德怀的微笑里再次感觉到了迫在眉睫的危机,于是,他终于找到了全面反击的突破口……'
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催促下,毛泽东终于同意彭德怀出来担任三线建设的副主任了。他说:“西南三线建设现在日益展开,任务艰巨。为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集中力量,大力协作,使三线建设进行得又快又好,那我们一起和彭德怀同志谈一谈,请他出山,就担任这个职务吧!”
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指出:“为了加强对整个西南三线建设的领导,决定成立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由李井泉同志任该委员会主任,程子华、阎秀峰同志为副主任。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的工作任务是:(一)领导和督促监察中央各部负责的基建项目按国家要求的规模、质量、进度进行建设。发现问题时,能帮助解决即就地解决,不能解决时,由国家经委解决(国家建委成立后由国家建委)。(二)领导和督促监察各有关省、市在人力、地方建筑材料、地方协作产品、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等方面对各建设项目的支援,保证建设项目的顺利进行。(三)领导和督促监察由各省、市负责的地方建设项目(包括工业、农业、交通、地方军工等)的进行。(四)如西南局三线建委同中央有关部委在工作中有重大不同意见时,报中央解决。”
毛泽东仔细地研究了这个文件规定的三线总指挥部的任务后,做出了决定。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早晨七点左右,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等候着彭德怀。到八点钟的时候,彭德怀来到整整六年他再没有去过的曾经是非常熟悉的神圣之地,感慨万千,他握住毛泽东的手时,眼角流露出了笑意,很难令人解释的笑意。这个倔强的汉子被冷落了六年后,竟然泛起了强烈要求出来继续工作的欲望,一次一次地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信,终于使毛泽东再不能置之不理了。
毛泽东拉住彭德怀的手说:“早在等着你,还没有睡觉,昨天下午收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不写信,要写就写八万字。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会儿就会来参加。周恩来同志因为有外事活动,不能来了。我们一起谈谈吧。”当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都到齐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现在要建设大小三线,准备战争。按照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是适当的。”
刘少奇说:“现在不是请你出山来了吗?到了一定的时候,什么问题也会解决的,不能性急嘛。我们党认识一个真理也是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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