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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系列-选择突破口(师东兵)-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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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把毛主席的画像都取下来了。’他的这些言论，已经接近是反动的了。”
“也可以把他的话综合掉嘛！”毛泽东开着玩笑继续说：“分析也综合，综合的概念里也必须包括分析的内容。我讲的都是土哲学，你们是洋哲学。不知道和你们的意思一样不一样？不过，在我看来，恩格斯讲了三个范畴，我就不相信那两个范畴，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平行并列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我认为，最根本的是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就是质量的对立统一，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发展的每一个环节既是肯定又是否定。奴隶社会否定原始社会，对于封建社会又是肯定。社会学怎么讲综合法？你们说不清，叫我讲，总而言之，一个吃掉一个，一个推翻一个，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兴起，就是一个社会的兴起。当然，在发展过程中也不是很绝对的。”
康生说：“毛主席讲得非常精辟。”
“是吗？”毛泽东显得很高兴了，他继续着他的思想脉络，说：“在社会问题的分析中，就是一个消灭，一个发展。发展消灭，任何东西都是如此，不是让人家消灭，就是自己灭亡，人为什么要死？这是自然规律，森林寿命比较长，也不过几千年，没有死那还得了，如果今天还看到孔子，地球就装不下了。所以我很赞成庄子的办法，死了妻子，敲盆而歌，死了人要开庆祝会，庆祝辩证法的胜利。”
旁边的人瞠目结舌，听得都有点不知所以然了，但是康生听得非常冷静，他知道毛泽东今天的兴致正浓，这是近一段来很少有的情形。毛泽东说：“辩证法的生命就是不断走向反面，人类最后到末日，宗教家说末日是悲观的，而我们认为是乐观的。人，我们说人类死亡这是产生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恩格斯讲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自由是对必然的理解和认识。这句话不完全，只讲了一半，下面不讲了，单理解就自由了。自由是必然的理解和必然的改造，还要做工作。这才是完整的辩证法的全部内容。也是我对恩格斯的补充。”
“是发展！”陈伯达说。康生马上说：“对这个问题我们的中央党校已经跟不上了。杨献珍的思想是要走向反动了。一九六四年上半年，杨献珍准备给六零班讲《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时，学员提出意见，要求领导结合主席的《实践论》，结合当前的政治斗争给大家讲一讲，杨献珍根本不予考虑。后来他的一位亲信劝他给学员做做样子讲一讲《实践论》，杨献珍生气地说：‘毛泽东的东西有什么值得讲的，你们不要怕，顶多是再把反对毛泽东的帽子给我戴上，我已经戴过一次了，再戴上也没有关系。从一九六二年整改小组会议上又多了一顶帽子：林彪是党的副主席，反对林彪也成了反对林副主席了。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胡闹！’他这样在党校宣传这些东西，是要起分裂党的作用的。”
毛泽东似乎没有听到他的随口而言，继续说：“列宁讲过，凡事可以分，他以原子为例。庄子说‘一尺之棰，日取以半，万世不竭。’这是真理。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万物总有发展的，是无限的。所以科学家一万万年以后还有工作做，我很欣赏《自然辩证法通讯》上坂田仓一的那篇基本粒子文章，以前没有看到这样的文章，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他引了列宁的话。哲学家的缺点是没有搞实际的哲学，而只是搞书本的哲学，这就决定他们没有多大的出息。我们总是要提出新东西，不然要我们干什么？要后人干什么？希望你们联系一下我们党内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上的各种问题，真正提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来。”
但是，康生敢说，除了他外，在场的没有更多的人已经充分感受到了毛泽东讲这些话的真正含义和精髓。
第十九章 又换对手
＇毛泽东善于利用人，他提出要出版《毛选》五卷，并且准备收人他早年写的批判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九篇文章，其中就有严厉批判胡服的段落。消息传到北京，刘少奇感到了恐慌……＇
这次会议之后，毛泽东以到南方巡视为名，长期住在了杭州，实际上他是在修改准备要出版的他的《毛选》五卷。毛泽东说：“现在条件成熟了，我过去写的九篇文章，要收入到五卷里面去。”
一九六四年春，一名工作人员从中央档案馆找到当年毛泽东驳斥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九篇文章后，毛泽东高兴地对江青等人说：“我的这几篇文章估计是在一九四一年春季写的，因为文章里没有提起希特勒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我所有的文章里最带有感情的文章，也可以说是四十年代初的九评吧！这几篇文章写得太尖锐了，要公开发表得做一些修改，否则不利于团结犯了错误的同志们。但是，这对现在一些至今不肯改悔的人来说，公开了也有好处。”
作为《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主任的刘少奇，听到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后，心里一惊：在这个时候把毛泽东当年的九篇文章收入到选集里，等于把当年的历史全部公开了，这样的做法会发生什么严重的后果呢？
他当然知道，毛泽东在一九四一年左右，针对王明等人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的一系列文件，针锋相对地写了批判文章，解剖了“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原因和错误实质，用以教育全党，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的文章，针对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以中央名义制定的《关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制定的《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制定的《中央委员会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制定的《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日发出的《中央致各级党部的一封信》、一九三二年四月十四日制定的《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苏区党部的信》、同年同月同日还发出了《在争取中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制定的《苏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和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等一系列文件，点名道姓地批判了王明、洛甫、周恩来、胡服等人在各个时期的错误。其中“胡服”就是刘少奇在当年的化名。
文章写出来以后，他和任弼时最先看过了。他记得，当时文章的题目是《关于和博古路线有关的主要文件》。后来任弼时建议他把题目改变一下，不要只是对准一两个人。于是，毛泽东把题目又改为《关于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有关的一些主要文件》。
刘少奇说：“当时中央的错误，我也有一定的责任，还是把范围再限定一下好。”
毛泽东听取了他和一些人的意见，把题目再次修改为《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内容上也作了一些重大的修改。实际上成了一篇彻底清算那个时期中央错误的檄文。
毛泽东对江青、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等人谈话的时候，指着这几篇文章说：“我看当年的文章的尖锐不比九评差吧？我不仅点了好几名政治局委员的大名，而且用词辛辣、带着极大的愤怒和讽刺、挖苦，是我多年来受压、受欺负的总发泄呀。当时我要公开发表，刘少奇就劝我不要公开，说发表了不利于团结一些人，如王明、博古当然也包括任弼时呀，周恩来呀，还有他刘少奇这些人嘛！”
江青说：“现在可以发表了，不存在着不团结他们的时候了，他们有的已经改正了错误，有的至今还是担任着重要的职务嘛！”
毛泽东扫视了一遍江青、陈伯达、田家英等人的面孔，意味深长地说：“有些人想在党内培植自己的山头，以什么一贯正确的面孔出现，我看还是轮不到他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建立人民的军队没有他的份，打天下没有他的什么功劳，二十二年的艰苦战争，他在哪里呢？白区的损失百分之百，难道他没有份？我过去写的文章里，都涉及到了他。我很喜欢我当年的这些文章，无拘无束，充满了火药味，不像现在动笔就要考虑再三。为什么陈伯达写不出《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这类文章了呢？当年的战斗性跑到哪里去了？值得研究。我公开这些文章，就是要向党内和群众说明，我们这个天下是来之不易呢。国家主席是我让出去的，为什么要让？为了更集中精力把党内的事情办好。办好党内的事情就是办好了国内的事情，全国人民都在看着我们的党嘛。我不是为了树立一个秦始皇。有的人以为自己就是皇帝了，就可以到处发号施令了，那我们革命革了这么多年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就是为了再树立起一个皇帝？独断专行，连对我都搞起了封锁，他们想干什么？想走过去‘左’、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老路，让外国人来统治我们，岂有此理！如果中国再出了那样的问题，怎么办？无非是再搞一次革命罢了！”陈伯达和田家英听得很清楚，毛泽东是在暗指刘少奇。
一九六五年五月，毛泽东再次修改了这几篇文章，将标题改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把原来的标题《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作为副标题。
江青仔细地看了毛泽东的这些文章，并详细地听毛泽东回忆了当年的岁月，对文章中所说的各种问题有了深刻的理解。她对陈伯达、田家英说：“历史真是有巧合的时候，毛主席在和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斗争的时候，解决同他们的理论分歧写了九篇文章。我们同苏共领导的大论战，也是写了九篇文章就把赫鲁晓夫给批臭了，弄得他的同伙把他赶下了台。看来，这个‘九’字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胜利的预兆，是个吉祥的数字。”
田家英不以为然地摇摇头：“纯属妇人之见！毛主席和王明等人的论战，岂止是九篇文章呢！我们同苏共领导人的论战，也不仅仅是九篇文章，而是长期的坚持斗争。就是到现在我们同苏共领导的论战也还是远远地没有结束。”不过，这话他并没有当着江青的面讲，而是和陈伯达闲谈的时候脱口而出的。陈伯达对田家英早就有看法，他把他对江青的不满有意无意地转告了江青，江青对陈伯达说：“对这个田家英，你也要注意了。主席对他已经警惕了，主席这边的许多事情都是他给捅出去的。包括主席的九篇文章修改情况，他都要和书记处通气。这个人对主席越来越离心离德了。”
陈伯达没有敢再说什么，他每天按照毛泽东的意思，把重点放在帮助修改那九篇文章上。他对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看得十分认真：
毛泽东在九篇文章里写道：“整个苏维埃运动的后期，中共中央的路线基本上全部是错误的。错误的实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其理论的实质，用脱离群众四个字来概括尽之也！我们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造出来的。但不认识世界就不能改造世界。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须经过认识与改造两个过程的。欧洲的旧哲学家，已经懂得‘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个真理。马克思的贡献，不是否认这个真理，而是在承认这个真理之后补充了它的不足，加上了根据对必然的认识而‘改造世界’这个真理。‘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是旧哲学家的命题。‘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江青看到这里后，对康生和陈伯达说：“主席在那个时候已经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精髓，这比起王明那些机会主义者来说，不知超过了他们的多少倍！主席点名批判了王明、博古、洛甫这些人，也批评了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纠正他们的错误。”
毛泽东在文章里指出：“正确的策略原则及其具体灵活运用的方法，是革命和斗争成功的基本条件。在民族革命与国内革命的同时进行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策略原则是武装斗争与和平斗争的统一；在武装斗争方面，是红军斗争与义勇军斗争的统一；在和平斗争方面，是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的统一。要正确运用这一策略原则，必须首先了解‘九一八’事件后，中国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区域，一种是红军与义勇军统治的区域，一种是日本人与国民党统治的区域，然后根据客观情况明确划分这两种同时存在的不同性质的区域，分别采用上述各种不同性质的斗争形式。具体地讲，红军这种形式是国内战争的工具，执行土地革命任务的，就中国这类革命尚未成功的国家说来，是阶级斗争的形式，不是民族斗争的形式。在中国当时，只能存在于比较偏僻的农村和山地，在城市中与平原上是不能立足的。义勇军这种形式是当时最适宜的民族斗争形式，能取得民族资产阶级与大多数人民的同情与援助，但在当时也只能存在于东北的山岳地带。要求在一切日本人统治与国民党统治的地方建立义勇军是不切实际的与错误的。在日本人与国民党有巩固统治的一切地方（这些地方占全国十分之九以上的区域），绝对不能采用流血的武装斗争形式，而只能采用不流血的和平斗争形式，即合法的公开斗争与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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