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系列-选择突破口(师东兵)-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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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南，是战胜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实行世界革命、最后解放全人类的伟大旗帜。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毛主席的话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干一辈子革命，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终身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是所有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的天职。”

　

这个文件，和同一天由中共上海市委发出的《关于领导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情况报告》相比，提法要独特得多。上海的文件是这样写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高潮，上海和全国一样已在干部和群众中兴起了。这是一场思想改造的大革命，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思潮的大革命，一场空前广泛深人的群众学习哲学理论的大运动。”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会议讨论纪要》里是这样写的：

“毛泽东思想，是进行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根本，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这年三月十六日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领导的决议中又指出：“学习毛主席著作是为了革命的需要，这决不同于经常的读书，而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这和两条道路斗争，和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是分不开的。”

　

毛泽东看了各大区党委关于这个问题的文件后，对陈伯达、江青、田家英等人说：“这个陶铸还是有政治眼光的，他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是比较得力的。我听说邓小平在一九六五年八月说过这样一句话：‘学习毛某人的著作成了苛捐杂税，给各单位形成了社会压力，完全是形式主义的东西。’你们说是不是呀？”

　

没有人正面回答这个问题，田家英岔开话题说：“陶铸有人反映他不老实，比较猾头，在土改和镇反等许多方面‘左’得很。现在他也学会了见风使舵、留有后路这一手了！”

　

毛泽东瞪了他一眼：“什么叫‘左’？赫鲁晓夫从来就是骂我们是‘左’的！彭真那个北京市委就下达了文件，说北京市学我的东西是苛捐杂税和形式主义。我是从来不相信我的书有多大的威力的。别说其他人，就连我身边的人也不一定相信我的话能够起什么作用。我是相信一句古话的：仆人眼里无英雄呀！”

　

江青这时插了一句：“你别光看有些人嘴上怎么说，而要看他的行动，看他究竟怎样做。言行不一的人可是大有人在，两面派在没有人看穿之前是和君子一样的。”

　

毛泽东突然想起了这些，于是对陶铸说：“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全国逐步地兴起，你要有个思想准备，把那些类似吴晗似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选几个代表和典型，进行思想上、理论上的批判，以教育广大人民。这场革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我们工作的各个方面，你要能够经受得起这种考验。党也许会分裂，战争也可能要爆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也可能要联合行动，怎么办？打就打，无非在废墟上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总之，我们要革命！”

　

对于毛泽东的这些话，陶铸想了许多，许多……

　


第三十二章　紧急出动

　

＇在毛泽东看来，北京的独立王国已经有里勾外联的苗头，再不采取措施，危急必然要逼近。于是，他紧急创造条件，先发制人，在最高层实行层层剥笋的战术……＇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四日，苏共中央来了一封信，邀请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团作为客人参加苏共第二十三次代大会。毛泽东联想到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人推翻赫鲁晓夫之后对中国一系列挑衅，考虑到中共中央内部的时局等诸多因素，已经打算不参加苏共的代表大会。但他依然不明说，而让在北京的政治局讨论。

　

会议由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主持，参加人有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刘宁一、吴冷西和王力。在讨论中，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主张参加。刘少奇说：“苏共的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我们都参加了嘛，这样可以更准确地摸一摸苏共新领导集团的观点，有助于两党关系的改善。我们也要争取他们改弦更张呀！”彭真建议：“我们党可以派出一个不大不小的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以便了解苏共内部情况。少奇、恩来同志都不必去，小平同志也可以不去。”邓小平马上说：“那就是你最适合了。你可以准备去，等报告主席后就可以通知苏共中央。”

　

会后，刘少奇准备出国，邓小平计划去西北三线视察。刘少奇指示彭真发电报给毛泽东，说：“你告诉他经常委们一致同意我党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并说明我们派的人选。如果主席没有什么不同意见，你就可以准备有关的文件了。”

　

毛泽东收到电报后，怒不可遏地把电文撕得粉碎：“果然不出所料，北京就是要准备和苏共新领导勾结了。他们实在是有点迫不及待了。”江青在一旁煽风：“哼，派一个不大不小的代表团，实际上是彭真要去，他急不可待地要压制批判《海瑞罢官》的斗争，是为了捂盖子，又急不可待地同苏共新领导挂钩、合作，究竟想干什么？这一点，你看出来了吧？我看这里面充满着奥妙文章。”

　

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才说：“我不同意去，看他们怎么办。一个小小的彭真，动他只需要一个小拇指。我倒要看看他究竟有多大的力量。”

　

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收到了来自中联部的一封揭发信，信中说：“彭真曾经指示一个人替他起草在苏共第二十三大会议上的发言，那位同志说没有中央的决定不好写，于是他就亲自动笔起草。毛主席决定不参加苏共的这次会议后，彭真又指示辛毅在家里秘密地会见了苏联大使，向苏联大使说：‘最近我国要发表《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文章，发表了就不好谈了，乘没有发表之前谈一谈。苏共的二十三大会议，我们不去了。我们在城乡搞的运动都叫四清。我们还是希望苏共能够以大局为重，和中国联合起来。’等等。”

　

毛泽东看了这封信，有点迟疑地问江青：“彭真果然有这么大的胆子吗？这封信会不会是诬蔑或陷害，应当慎重一点。不过，即使没有这码事，他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江青说：“问题不在于一件事，大量的事实说明，彭真这个人是要搞名堂的。在中国要搞修正主义，如果不和苏联勾结是不会成功的。这一点，林彪同志也都看到了。我们要防止的就是这一条。”

　

与此同时，以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官本显治为首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于一九六六年二月至四月来中国访问，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都先后同日共代表团举行了会谈。在签署两党会谈公报时，毛泽东主张在公报中要明确地提出反对苏共修正主义的主张，他亲自在中方提出的公报草案中加上最关键的一段话：

“正如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Ｏ年声明强调指出的，反对主要危险现代修正主义。同时一定要坚决反对并且克服我们两党自己内部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而最主要的是要坚决反对我们两党内部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潮，这种思潮是国内外资产阶级反共反革命反人民的思潮在我们党内的反映。如若不注意，并采取措施加以克服，那是十分危险的。以苏联领导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在反对我们的时候，不说我们是修正主义者，而说我们是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这种说法，是指的真正马克思主义和真正的国际革命党派和革命人民的团结，而不是别的。”

　

康生对刘少奇说：“主席加的这段话，实际上是中日两党会谈的根本，写上去意义十分重大。我们一定要坚持写上。”

　

但是，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在和宫本显治会谈中，两党之间出现了分歧。宫本显治只同意在联合声明中写上“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等词汇，不同意点苏共领导的名。而且主张要和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一起来提。他说：“我们的联合声明只能是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搞，你们要照顾我们党的困难，我们还要和苏联打交道呢。”

　

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召开会议，认为我们是执政党，应该考虑和照顾日共的处境和困难，同意按宫本的意见来发表声明。在将常委的意见报到毛泽东这里，毛泽东的愤怒终于爆发了：

“他们同意，我可不同意！北京的同志怎么这么不讲原则？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是赫鲁晓夫的老调子，我们和日共谈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他们是不是想投降苏修？”

　

江青则附和着说：“我早就看出他们不怀好意！有些人现在总是想跃跃欲试地搞点自己的名堂，好像这个中国的天下有其半了。”

　

毛泽东生气地说：“不是有其半，而是想统治整个天下！通知北京，让康生同志来汇报北京两次会议的情况。”这时，毛泽东决心把他考虑很久的想法付诸实施了。他在杭州一见康生，就问：“你把我的意见给他们阐述清楚了没有？我们和兄弟党之间来往是要给他们做反修的工作，而不是让人家来做我们的工作。日本共产党想在中苏两党之间搞平衡，搞投机，你们不去帮助他们，反而要和他们一道来欺骗世界舆论，究竟是何用？”

　

康生说：“我已经向少奇同志转达了主席的意见，要求他们坚决在主席修改的公报基础上来和日本方面谈，但是少奇同志说：‘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党，面对苏联的压力还感到困难，不要苛求别的兄弟党也和中国一样嘛，如果不妥协就要弄僵了。’这样我们……”

　

“放他妈的狗屁！”毛泽东把桌子一拍，对康生说：“反修是当前的头等大事，谁要在这个问题上让步，就让他当中国党的主席好了，谁有本事让他站出来嘛。我的话说得明明确确，为什么不听？北京主持工作的领导人究竟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要跟着修正主义跑？这是问题的关键。告诉少奇，宁可把中日两党的关系弄僵，也要反修！和苏共集团都不怕弄僵关系，小小的日本共产党就不要原则了，真正是岂有此理！”

　

于是，他推翻了关于同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发表一个联合声明的最初决定，让宫本显治一行扫兴而归；同时，他主持起草了一封致苏共中央的公开覆信，严肃地说：“一个党开代表大会，邀请别的兄弟党派代表团参加，应当说是一种友好的表示。但是，就在你们发出这次邀请的前后，你们在苏联向党内外散发反华文件，并且从上到下，直到基层单位，组织了一系列的反华报告，煽动反华的歇斯底里。你们还向其他的党发出反华信件，策动他们同你们一起反华。你们放肆地诬蔑中国共产党，说我们是‘好战’；‘假革命’；‘不反帝’；‘分裂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教条主义’，等等。你们还制造谣言，说什么中国‘阻挠援助越南’；‘中国侵略苏联领土’，甚至说‘中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你们这一系列的反华活动只能说明，你们这一次邀请是故作姿态的，是别有企图的。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设想被你们看作是敌人一样的中国共产党去参加你们的大会呢？”

　

毛泽东还觉得不解气，亲自口授了一段：“苏共新领导上台以后，沿着修正主义、分裂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你们一上台，就宣称你们坚决执行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总路线。你们当面对我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上，在对中国问题上，你们同赫鲁晓夫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你们不仅没有宣布撤销一九六三年的反华报告和反华决议，而且采取更阴险的手法，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华。”毛泽东说到“更阴险”三个字时，几乎是咬着牙齿讲话了：“你们尽管玩弄了一些欺骗的手法，但是你们一心一意地追求的还是‘美苏合作主宰世界’。你们所说的一些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话，你们所做的一些坚持反帝斗争的姿态，只不过是对美帝国主义的小骂大帮忙。这种手法你们心里明白，美帝国主义心里也很明白。你们叫嚷的所谓联合行动，特别是在越南问题上的所谓联合行动，完全是一个骗人的圈套，其目的无非要欺骗苏联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你们一直配合美国搞和谈阴谋，妄图出卖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把越南的问题纳人苏美合作的轨道。你们同美国勾结在一起，在联合国内外进行一系列的肮脏的买卖。你们现在正在积极地配合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全球战略’，力图组织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包围圈。你们不但置身于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国际统一战线之外，而且联合全世界人民的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妄图建立一个反对中国、反对人民、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神圣同盟’。我们愿意明确地通知你们：既然你们已经走到这样的地步，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郑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能派代表团去参加你们这一次的大会。”一切准备完备，正在杭州的毛泽东通知中央办公厅，他要在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要求彭真、康生、陈伯达和吴冷西列席。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六日，杭州西湖西南岸的刘庄别墅周围戒备森严，毛泽东听到朱德和陈云请了病假，邓小平在西北三线视察，林彪也因身体不好不能赶来参加会议，常委中只有刘少奇和周恩来参加明天的会议时，他对江青说：“你看，我们这个政治局常委再不采取措施就连会议也开不起来了。通知林彪，一定要来参加会议，不一定要天天出席，但是政治局常委会议要参加。”

　

在当天晚上的会议上，毛泽东对刘少奇说：“这次会议，我们先解决国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