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系列-选择突破口(师东兵)-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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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生的反反覆覆，创造了不少的奇迹。他是一个敢于提出奇迹并且创造了奇迹的人。他亲手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希望跨越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而使中国一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他马不停蹄地完成了手工业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又快马加鞭地开展了农村合作化运动，几乎所有的政治局成员们都认为短短的几年就要进人马克思、恩格斯预言的那个美好时代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那股兴奋实在是难以言表的，但是还是大大地言表了。紧接着，毛泽东提出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号召，雄心勃勃地计划在十五年内赶上和超过生产已经高度现代化的英国。

　

一连串的事件使神话终于露出了破绽。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国际上与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关系的恶化，使中国的经济几乎面临灭顶之灾……

　

如果没有毛泽东这样的强人，没有毛泽东几十年来领导中国共产党所积累的经验和基础，没有毛泽东所采取的一系列灵活机动的策略和政策，任何领导人都很难渡过那样的危机和灾难。就是在那样的困难时局，毛泽东对他的信仰始终没有动摇。他认为，丝毫不是自己的指挥和领导出了差错，而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的捣乱和破坏，是有人搞资本主义而没有按照他的正确路线而导致了失败的结果。他依然不懈地倡导和坚持他最初提出的路线，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毛泽东拿出邓子恢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给他的信和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三日邓子恢写的《关于龙岩调查的报告》和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一日写的《关于龙胜县的包产到户问题的报告》等文件，对陈伯达说：“你这个秀才可以好好地看看，这些到底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我们党内的许多同志对这些资本主义的东西很感兴趣，而对集体化和人民公社等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没有兴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社会主义是一场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需要探索，需要有勇气，有胆略。而走资本主义可以照搬和不费力气。人人都可以懂得的东西，还要我们这些共产党人干什么？”

　

陈伯达说：“邓子恢的问题可以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中认真地解决一下。”

　

毛泽东站了起来，呷了一口茶水，慢慢地说：“如果我们党内只有一个邓子恢倒好了，批判一下就可以解决问题了。我的老夫子呀，问题可是不那么简单。比他大的官都对资本主义那一套感兴趣。他们都不想好好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所以，我们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应该放在党内，要好好地解决一下党内有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这下，陈伯达才感到了问题并不像他所考虑的那么简单，而要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

　

回到家里，他看到毛泽东在邓子恢的信的若干段落上划了红杠杠，这些话是：

　

“……前年我部代中央起草的指示，把自留地扩大到百分之十，则是太多了。现在仍按原高级社章程规定的百分之五是恰当的。全国现有耕地十六亿亩，按百分之五留自留地计算，总共不过八千万亩。花这八千万亩地，可以解决五亿多农民的蔬菜供应，可以发展私人养猪、养鸡、养鸭。这样做的好处，至少可以使五亿农民不再向市场来争购副食品，有的农民还可以挤出一些副食品来供应市场。我认为这是最合算不过的措施。只要把五亿多农民安顿好了，我们的市场就稳如泰山。近半年来，城市副食品供应紧张的中心关键，固然是由于粮食紧张、生产不足，及城市人口增加过多所致，但与农民进城抢购副食品及城市人员买副食品寄回农村供应其家属也有很大的关系。同时，农民留一点自留地，由他自己支配，加上供给制部分分配到户，这样，农民就有可能自己支配自己的生活，不致全部生活来源都掌握在干部手里。这对防止强迫命令也有根大作用。因此，我主张自留地问题，中央不再改变，也不必再发通知。”

　

这就是邓子恢这封信的主要内容。陈伯达看到毛泽东当年是批准了他的主张的。这一回，对邓子恢来说，是不是要和他算一次总账呢？他有点吃不准了。

　

陈伯达又翻阅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那篇《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认真地看了起来。是的，那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召开的全会，毛泽东就形势、阶级、阶级斗争问题在大会上作了多次讲话。全会的公报上有这样一大段话：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存在，是党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一九五九年八月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重大历史的意义，在于它胜利地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进攻，维护了党的路线和党的团结。无论在现在和在将来，我们党都必须提高警惕，正确地进行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要反对修正主义，也要反对教条主义。只有这样，才能永远保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不断地加强党的团结，不断地提高党的战斗力。”

　

其中“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段话，是毛泽东修改公报草稿时加上的。

　

陈伯达记得，对于毛泽东在这次全会上的讲话，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表示完全赞成。但是关于会议的传达，刘少奇几次找毛泽东建议：“传达要有一个范围，不要对下面传达，免得把什么问题都和所谓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分析，弄得许多同志的神经高度紧张；同时也免得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去对付阶级斗争。这样搞，对恢复经济形势和战胜三年的自然灾害，没有什么好处。”

　

毛泽东听了刘少奇的建议，微微笑道：“那好，我看这次会议的精神，就只传达到行政十七级以上的干部。我们就不要因为阶级斗争而妨碍了经济工作和其它工作。”

　

一九六三年二月，毛泽东看了湖南省零陵地委关于“大揭阶级斗争的盖子”的经验，对邓小平和陶铸等人说：“我看湖南零陵地委的经验很好，就是要把各地的阶级斗争的盖子彻底揭开，让人们都认识到我们的国家和单位里还有这么多的牛鬼蛇神，认识到被打倒的阶级敌人并不会甘心于他们自己的失败，他们总是要和我们进行垂死的挣扎和拼命的反扑的。这个经验用一句话来说就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你们要让华国锋来北京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介绍这个经验。”

　

陶铸和邓小平在麻将桌上谈到这一点的时候，陶铸说：“我看不要让华国锋在大会上介绍什么经验了，只是在小会上谈谈算了。大会上一讲，就容易在全党造成大的影响。全国都来抓阶级斗争，弄得人心惶惶，不利于我们进一步恢复经济秩序的整体工作。

　

邓小平点点头说：“毛主席的这些话，尽量应付一下就行了，不要太认真。大认真了容易出问题。现在形势刚刚好了一些，就这么折腾，岂不是左上加左，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要完全听他的。

　

在毛泽东看来，他所采取和主张的这些东西，是他建国以来始终坚持的原则而已。“你们这些秀才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喜欢动摇。”毛泽东对陈伯达说，“每到关键的时候，我不站出来给你们敲警钟，你们就有可能摔下去。社会主义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我们在前进中出现一些弯路算得了什么？别说我们在前进中没有犯什么大的错误，就是真有什么错误也是革命中的错误，前进中的错误。这和那些搞倒退的人、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人的错误是性质根本不同的错误。认识不到这一点，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陈伯达不能不佩服毛泽东的这种说服力，任何人到了毛泽东面前，都会被他的解释所折服。陈伯达点点头说：“只要有毛主席掌舵，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也就是说，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

　

是的，对陈伯达来说，过去的历史岁月始终是一面镜子，也是最好的见证人：

　

一九五二年元旦，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元旦团拜时，发出号召，要求：“全国人民一致起来，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的污毒洗干净。”

　

他对政治局的一些领导人说：“共产党的一个特点就是要不断地依靠群众搞运动，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地搞，一直搞到实现了共产主义。我们这个党，如果离开了人民群众，将会一事无成。没有人民的参与，什么事情也是搞不成的。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们：共产党的这个秘诀并不是什么人什么政党都能够学到的，没有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是根本做不到的，我们共产党做到了。”

　

于是，紧接着镇压反革命运动，于一九五二年初开始，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全中国人民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江青在和秘书们交代工作的时候，说得很清楚：“这是建国以后，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指挥下，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外的代表人物的一次重大斗争。广大群众揭露了资产阶级丑恶嘴脸，打退了资产阶级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猖狂进攻这次胜利的斗争，将为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资本会主义的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你们将会看到毛泽东同志还会有新的战略措施出台。”

　

一九五二年一月五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报告中，强调指出：“在新中国，我党和政府的领导思想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能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而资产阶级却不能不受到批判和改造。同志们，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将要对资本主义的工商业逐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对此，我们绝对不能孤立地讲公私兼顾，而一定要在服从国家经济领导条件下讲公私兼顾；不能抽象地讲劳资两利，而一定要在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前提下劳资两利。现在严酷的现实是：工商常常以行贿、欺诈、暴利、偷漏等行为盗窃国家财产，危害人民利益，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以遂其少数人的私利。这种情形如果不加以打击和铲除，而任其发展下去，对我们革命党派、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团体，日益受着资产阶级的侵蚀，其前途不堪设想。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就是根据这样的现实提出了这次运动的任务的。”

　

一月九日，周恩来在中央、华北和京津两市的干部大会上，再次作了关于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指示。他指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之所以要号召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就因为这是一场严重的、紧张的革命斗争，需要我们全国党政军民和全体工作人员以极严肃、认真和负责的态度，无例外地一致来参加这一斗争。我们并号召全国社会人士，特别是工商人士积极参加运动，进行自我改造。如果现在不进行这样一场斗争而允许资本主义势力对我们的腐蚀继续进行下去，我们这个新中国就将面临亡国的危险。”

　

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对五反运动的指示：“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

　

周恩来在国务会议上对毛泽东的这个方针进行了解释：“毛主席提出这样的方针，就是因为我们开展运动绝对不是仅仅为了惩办一些人，也不是一时的应景，而是从我们国家的长远大计出发而制定的根本原则。如果不这样，我们的国家要想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也许我们的步子迈得要大一些，但是不这样我们就会更加落后，整个世界的形势不允许我们再慢吞吞地走路。这就是我要告诉同志们和朋友们的心里话。”

　

四月二日，正当“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深人开展的时候，刘少奇在给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织批转的一个报告里批示道：“我们不必要求加强工人对资本家的监督。现在让工人监督资本家还无经验，还有困难，在一般的劳资合同中还是不要提出监督资方的条文。我认为，在小商店中工人监督是有困难的，只能不许有五毒及账目公开。”一封署名为“工人代表”的来信批评刘少奇：“他实质上是阻挠工人对资本家的斗争破坏‘三反’、‘五反’运动，保护资产阶级。”

　

四月十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出版。康生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这是中国革命的经验上升到理论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全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大喜事。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我们党的理论水平，补充和完善苏联十月革命以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