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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伟人: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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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周恩来的发言中，许多外国政治家感受到了外交的艺术和中国人的诚意。
尽管至6月15日，历时5l天的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最终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是，由于周恩来、南日和莫洛托夫等人的默契配合，使美国等阻挠会议达成协议的国家陷于比较被动、尴尬的处境。
意味深远的是，周恩来以其过人的敏锐、出众的智慧、令人陶醉的风度和魅力，像磁石一般吸引了所有与会者。在这次会议上，由于周恩来入情入理的分析，也使得美国代表的顽固好战的立场暴露无遗。
周恩来赢得了众多的与会者的赞誉和国际舆论的好评。
一些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人感叹：周恩来与美国代表在日内瓦的舌战真是妙不可言！
6月15日的会议结束时，莫洛托夫快步来到周恩来面前，兴奋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太妙了，太妙了！”
朝鲜代表的感慨更为惊人：“苏联人将外交变成科学，而中国人使外交成为艺术。”
美国政府虽然达到了他阻挠会议达成协议的目的，但美国人却失去了人心。它的前国务卿狄恩·艾奇逊后来也不得不称赞：周恩来是当今世界最能干的外交家。
进入第二阶段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讨论后，参加的国家变为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法兰西联邦的印度支那三成员国——南越、老挝王国、柬埔寨王国，共九个国家。莫洛托夫和艾登轮流担任主席。
此时，与讨论朝鲜问题时的情景大不相同，虽然在多次全体会议和限制性会议后，会谈也曾一度毫无进展，但周恩来抓住有利形势，在会议进程中与苏联、越南代表紧密配合，尽力争取法国、英国等多数与会国代表，集中力量反对美国代表的阻挠和破坏，并积极开展会外活动。
6月19日，会议在吸收周恩来提出的六点关于在印度支那停止敌对行动的建议的基础上，通过了由法国代表提出并经中国代表团修正的《关于在柬埔寨和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
这期间，周恩来为达成日内瓦会议的协议，为了印度支那和平，费尽了心血，历尽了忙碌和奔波。7月间，他还利用日内瓦会议休会之机，专程回到广西柳州同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会谈，然后又到莫斯科同马林科夫等苏联领导人会谈，大力协调3国领导人在越南南北分界线问题上的看法。最终使中、越、苏三国取得一致：在分界线问题上提出过高的要求，既不现实，又容易使美国破坏会议的阴谋得逞，因此应力争达成妥协，迅速把战争停下来。
折冲樽俎（8）
7月21日，日内瓦会议各方代表在取得共识后，终于签订了《越南停止敌对行动协定》、《老挝停止敌对行动协定》和《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协定》。
和平又一次压倒了战争，在这一行动中，周恩来无可争议地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当天，尽管美国代表顽固地宣布不参加《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的签字，但是，这一宣言仍然如期在日内瓦会议上通过，美国把自己放到孤家寡人的位置上，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却取得了出乎人们意料的结果。
国际社会开始真正认识周恩来。
日内瓦会议后，在国际上有人这样称：新中国外交为“周恩来的外交”。
周恩来的外交，是高度的原则性与灵活的结果，是政府外交和民间外交的结合，是讳莫如深的政治与情感交融的私交的结合。
初登国际会议舞台，周恩来不仅利用机会对参会各国开展了外交往来，而且与势不两立的美国开始了官员接触。从这次会议开始，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拉开了帷幕。这是周恩来对新中国外交的独创，在中美两个大国互不承认的对立状态下，中美大使级会谈从日内瓦进而到华沙，成为两国沟通的重要渠道。
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还用艺术架起了友谊的金桥，向各国来宾介绍了中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1952年国庆》、《锦绣河山》、《中国杂技团》、《白毛女》、《翠岗红旗》、《敦煌壁画》、《葡萄熟了的时候》、《草原上的人们》和《孽海花》等影片。
对影片放映的安排，周恩来独具匠心。
从纪录片《1952年国庆》中，人们看到了从世界东方站立起来的新中国人民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有人看了以后说：再不能拿1949年前的眼光看中国了。一位瑞士记者在报道中说：“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的姑娘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跨过日内瓦的银幕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一起发出轻轻的赞叹声。”
为让西方人全面了解中国，周恩来又安排了一部精彩的中国爱情片——越剧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并特意在放映前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只要在请柬上写上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并在放映前作3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语要有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不再作其他解释。”影片放映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人们看到了共产党人对爱情的诠释。一位印度记者看后惊叹：“新中国成立不久，就能拍出这样的片子，说明中国的稳定。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
配合日内瓦会议上中国式的外交，周恩来又授意将《梁山伯与祝英台》在会外放映了几次。电影，也成为周恩来与国际友人交往的纽带。
7月18日，周恩来在日内瓦宴请了定居瑞士的世界著名电影艺术家卓别林及其夫人。与这位国际和平奖得主交流了对世界和平的看法以及中国的文艺工作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请他欣赏中国的影片《草原上的人们》。后来周恩来又派专人将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送给卓别林。
1954年7月23日，当周恩来结束历时三个月的国际会议，率领中国代表团飞离日内瓦时，新中国欣欣向荣的面貌和周恩来折冲樽俎的外交形象，深深地留在了国际政治舞台上。
就在这期间，由周恩来首先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以及中印、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始被逐渐推向国际政治舞台。
由于中国代表团和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成功亮相，北京的声音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新中国的外交局面开始打开。有人预感，亚洲和非洲的事务，没有新中国的参与，是很难解决的。
正在这时，亚非各国人民呼吁联合起来共同反帝反殖、维护世界和平与民族独立的意愿越来越强烈，亚非一些国家领导人也希望坐下来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一次历史性的盛会——亚非会议已经在酝酿之中。
折冲樽俎（9）
1954年12月，由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倡议的亚非国家首脑会议，得到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一致同意，五国总理在印尼茂物举行的会议上正式提出召开亚非国家首脑会议，并一致同意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参加。
1955年1月15日，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代表五个发起国，正式邀请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将于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
1月22日，周恩来接见印尼驻华大使莫诺努图，正式接受了邀请。
对周恩来而言，这是他代表新中国第二次出席重大的国际会议。这次任务同样极为艰巨。一方面，由于亚非会议的宗旨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扩张侵略政策是根本对立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将想方设法阻止亚非会议的召开。另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29个亚非国家之间也不是铁板一块，它们既有共同利益——共同点，又有许多矛盾——不同点。协商一致，肯定是很艰难的。
但是，中国可以利用出席这次会议的机会，参与国际重大问题的解决，打开新中国外交局面、增进国际交往和广交各国朋友。
为此，周恩来事先为中国代表团确定了总方针：和平共处，求同存异。
这一方针，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首肯。周恩来还得到授权：可以视会议情况的变化，采取灵活应变的策略和办法。
方针有了以后，并不是万事大吉了。中国代表团和周恩来本人所要遇到的困难，远远要比预想的要严重得多。
正在周恩来主持起草出席会议方案的时候，周恩来突患急性阑尾炎，他不得不于3月12日至28日住院接受手术治疗。
出院后，医生对他作了几次身体检查，认为虽然恢复很好，但给他本人和中央留下了几条重要建议：
（一）乘坐汽车两三小时需休息一小时。
（二）腹部应包腹带。
（三）注意饮食。
（四）除有黄树则同志照顾外，另派外科专家王历耕主任送至我国边境。
为何医生的建议中要限制他长时间乘坐汽车？这与他的新任务有关。4月3日，刚出院的周恩来接见缅甸大使吴拉茂，同意吴努总理提出的先去仰光参加中国、缅甸、印度、埃及和阿富汗等国总理小型非正式会晤的建议。但他提出：4月15日前两三天到达仰光恐怕有困难，因为根据医生的嘱咐，要在动手术后四星期才能乘坐汽车旅行，而从昆明到中缅边境需时五天，因此最快也要到4月14日才能进入缅甸境内。进入缅甸境内以后，希望缅甸政府给予协助，以便当天飞往仰光。
国际社会对周恩来将出席万隆会议并从香港出境一事早有关注，但周恩来将先到缅甸参加小型会晤一事，并未让外界知晓。
与此同时，一个由台湾国民党特务制订的谋杀周恩来的方案也已出台，他们盯住了中国代表团租用的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断定周恩来必走香港无疑。
只有印度尼西亚大使莫诺努图最早得知周恩来的行踪。就在周恩来同意走缅甸的当天，他告诉印尼方面：这次将应吴努总理的邀请先去缅甸，中国代表团所包租的另一架印度航空公司的“空中霸王号”专机，将从仰光直飞雅加达，不经过香港。
中缅尚未通航，如何去缅甸？一是按原计划从中缅边境坐5天的汽车过去，一是加紧试航。两个方案，都必须从西南边陲的昆明出境。
4月7日，周恩来带着尚未完全恢复健康的身体，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一部分人离开北京经重庆前往昆明。
周恩来到达昆明后的第三天，即4月11日，中国代表团的另一部分人员按原定计划，乘坐预先包租的印度航空公司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
当晚，周恩来接到确切消息，“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被证实已经失事。据境外通讯社报道，“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后不久，即在空中发生爆炸，坠于南海，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11人全部遇难。事后证明，这是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企图暗杀周恩来、破坏亚非会议的“一号”行动计划的部分。
折冲樽俎（10）
事先改变计划的周恩来幸免于难，悲愤中，他对劝说他不要再去万隆的代表团其他成员和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说：“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进亚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去的，即使发生了什么意外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了不起！”
邓颖超也从北京致信叮嘱他小心行事。第二天他复信说：
感谢你的好意和诤言。现将来信捎回，免得失落。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
在昆明期间，中缅试航终于成功。4月14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乘坐从印度航空公司租借来的另一架专机“空中霸王号”，飞抵仰光……
4月16日下午6时，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又由仰光登机，飞往雅加达玛腰兰机场。当顺利到达的周恩来出现在机舱门口的时候，前来迎接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和各界人士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对周恩来的勇气表示极大的敬佩。
4月17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现在万隆机场，各国记者从他在机场发表的讲话中听出了中国人为促进国际合作不畏危险的坚定信心：
中国代表团是抱着对于和平和友好的热烈愿望，前来参加即将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的。
我不能不指出有些人是不喜欢我们这个会议的。他们正在力图破坏我们的会议。
亚非会议一定能够克服各种破坏和阻挠，并对于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对于维护亚非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做出有价值的贡献。
尾随周恩来到来的国民党特务，在印度尼西亚也安排了一系列的暗杀计划，企图阻拦周恩来如期出席万隆会议并置周恩来等人于死地。印尼方面为此实施了严密的防范措施。
4月18日上午，周恩来仪态自若地走进“花城”万隆的独立大厦，如期出席亚非会议的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成员，再次成功地在国际舞台上亮相。
从18日到19日，会议的发言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亚洲各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冲突。一些国家代表或因偏见，或因不明真相，或受到挑唆，在发言中把矛头指向了共产主义制度。他们攻击：“共产主义统治是一党专政和独裁。”声称共产主义是一种“颠覆性的宗教”。有的直言：中国在边境省份设置自治区意味着共产主义对邻国的“渗入和颠覆活动”，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也是对所在国的威胁。
毋庸置疑，这是对“红色中国”的挑战。会场一度出现紧张气氛。
如何回答？各国代表注视着周恩来。
亚洲各国的分歧和不同点显然是存在的。对此周恩来头脑非常清醒：求同存异。
根据中央所给的“视会议情况采取灵活的应变策略和办法”的授权，周恩来当机立断，决定将原来的发言改为书面报告散发。他决定利用休会的短暂时间另行起草一个补充发言稿。不一会儿，一篇内容极其精彩的即席讲话稿就准备好了。
4月19日下午4点左右，根据大会主席的安排，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周恩来发言。
周恩来从容地走上讲台，面对会场上一齐投来的关注的目光，他言简意赅，开门见山：“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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