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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伟人: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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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等辩解说，马利诺夫斯基挑衅一事他们是事后得知的，感到不安和愤怒。但马利诺夫斯基不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他是“酒后失言”，不代表苏共中央，而且翻译上也有错，他已受到中央委员会的谴责。勃列日涅夫说，他现向中国同志表示道歉。
周恩来义正辞严地指出：马利诺夫斯基并非“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这不是简单的偶然的个人行动，而是反映苏联领导层中仍有人继续赫鲁晓夫那一套，即对中国党政代表团侮辱中国人民和中国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是连赫鲁晓夫在位时也未曾采用过的恶劣手段。周恩来还表示，这事他回国后要报告中共中央。
8日这天，美国、英国等国的通讯社根据头一天马利诺夫斯基的恶性事件从莫斯科报道，内称：这里的权威人士说，苏共已和中共达成协议，要毛泽东下台，由周恩来当中共中央主席。
西方记者虽然善于捕风捉影，但此等拙劣的报道却事出有因。气愤的周恩来对苏共领导人说：这并不是什么偶然的巧合，如果不是苏联领导人中有这种思想，马利诺夫斯基敢于这样胡说八道？苏方赖账说：马利诺夫斯基是胡说并已经道歉，这个问题已经结束。周恩来说：问题没有结束，我们还要研究，要报告中央。勃列日涅夫无话可说，只好回答：“那当然，那当然！”
寻求团结（7）
马利诺夫斯基事件，给本来就蒙上阴影的中苏关系设置了极其严重的障碍。即将正式开始的中苏会谈，显然困难重重。
11月9日、11日、12日，周恩来正式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安德罗波夫会谈。
在9日的第一次会谈中，周恩来表明了中国党政代表团前来参加庆祝十月革命活动并与苏共领导人进行接触的良好愿望：“我们的接触总是希望改善中苏关系，并使之一步一步地前进。”他着重提出：“我们要求了解赫鲁晓夫被解职的政治原因。”
对赫鲁晓夫被解职的详细原因，勃列日涅夫讳莫如深，故意搪塞，说可以下次再谈。他反而提出了一个莫明其妙的问题——建议停止中苏两党之间、其他党之间以及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公开论战。其实勃列日涅夫何尝不清楚，首先挑起公开论战的不是别人，恰恰是赫鲁晓夫。但勃列日涅夫对赫鲁晓夫首先挑起论战，对苏共中央对中国共产党的不可胜计的攻击、对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却一概避不作答。因此周恩来对勃列日涅夫的这一提议未予回答。
为摸清苏联新领导与赫鲁晓夫究竟有多少差别，周恩来又提出了有关兄弟党国际会议的问题，他希望了解我方在与赫鲁晓夫存在严重分歧的这一关键性问题上，同苏联新领导有无商量的余地。
周恩来说：“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十月革命节庆祝会上的讲话中说，召开兄弟党的会议成熟了。依我们看来条件并未成熟，还要创造。”
勃列日涅夫却说：“只有开会才能消除分歧，别无他途。”
中国党显然不是笼统地反对开会，关键在于开什么样的会，什么时机下开。所以周恩来又问：“你们是否不再提你们过去决定在今年12月15日召开的那个筹备委员会会议？”
这点勃列日涅夫倒是回答得很干脆：“不！我们讲的就是这个筹备会议。”
周恩来说：“不能把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与12月份将要召开的筹备会议连在一起。采用兄弟党协商的办法，找出一个途径，达到最后的目的，即召开兄弟党的会议，这是一回事；坚持苏共中央1964年7月30日信中通知召开的12月15日的筹备委员会，起草一个兄弟党会议的文件，这实际上是赫鲁晓夫下的命令，这是另一回事。如果把兄弟党会议同赫鲁晓夫下令召开的那个筹备委员会连在一起，就没有谈判余地了。所以这个问题还是回到赫鲁晓夫问题上来了。”
勃列日涅夫诡辩说：“开会是苏联党的决议，是建议，不是命令。”
周恩来再次说明：“8月30日我党给你们的信中已经答复，你们召开的那个会议是分裂会议，我们主张开团结的会，反对开分裂的会，如果你们一定要开，我们坚决反对，决不参加。这是我们党的决议。”
勃列日涅夫反过来说：“中国党对我们的复信是命令。”
周恩来理论道：“我们的信是我们两党来往的信，是建议；而你们则是由一个党决定，通知其他25个党来开会，不来不行嘛！即使有一部分党不参加也要开，这不符合兄弟党协商的愿望，也不符合1960年声明中兄弟党关系的准则。我们从多方获悉，早在1964年2月12日，苏共中央就背着中国党向各兄弟党发出了一封反对中国党的信，号召对我们党进行‘反击’，并且要对我们采取‘集体措施’。到了7月30日，赫鲁晓夫就下达了开会的通知。显然，这是个有预谋的反对中国党的分裂会议，怎么能指望我们党参加呢？迄今为止，已有7个党决定不参加12月15日那个会，如果你们要开，那就是分裂。”
善于求同存异的周恩来从苏共新领导的态度上明显地感觉到，要劝阻他们改变召开分裂会议的决定是不可能的。倒是米高扬比较坦率地说，在同中共的分歧问题上，他们同赫鲁晓夫是完全一致的，甚至没有细微的差别。米高扬的话最后证实了苏联新领导还是要坚持搞赫鲁晓夫那一套。
寻求团结（8）
在11日的谈话中，周恩来敏锐地指出：“我们认为，在你们还是继续执行赫鲁晓夫的路线不变，中苏两党、各兄弟党的原则性分歧基本上解决以前，谈不到停止公开争论。”周恩来还指出，苏联新领导中赫鲁晓夫的“以老子党自居的那种倾向还在发展”。
尽管双方在谈话中争论激烈，分歧较大。周恩来还是诚恳地说：“应该说，我们来这里庆贺和接触的任务是完成了。虽然这时双方谈话的气氛不好，但是我们绝不后悔，因为我们这次到这里来的倡议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党、兄弟党和国家以及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许。在这一点上，我们在中苏关系上做了一件好事。”
在12日的最后一次正式谈话中，勃列日涅夫不得不简单地回答中国党政代表团心中的疑团，“通知关于赫鲁晓夫下台的有关问题”。他说：赫鲁晓夫下台，是由于赫鲁晓夫工作作风、领导方法引起的，而苏共的路线、纲领是不可破坏，毫不动摇的。
勃列日涅夫关于赫鲁晓夫下台的解释，显然是敷衍，周恩来表示“不满意”。
事已至此，周恩来只好说：“这次我们没有能够更广泛地讨论问题，但是，我们两党协商的门是开着的。”
谈话就要结束的时候，周恩来留下了这样一句话：“为了使我们两党协商的门开着，为了能够创造良好的气氛，寻求新的途径，建立共同团结对敌的愿望，我希望不要在创造新的气氛中又来一个障碍。”
从几次谈话来看，中苏双方会谈的气氛已经被破坏，但苏联新领导却为自己破坏这次高级会谈辩解，企图把责任推到中方。周恩来坚决驳斥道：第一，米高扬说你们和赫鲁晓夫在中苏分歧上完全一致，那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第二，你们坚持召开7月30日通知要开的会，就是坚持老子党的态度不变；第三，马利诺夫斯基的挑衅，把谈判气氛也破坏了。
在与苏共领导进行接触的同时，周恩来还与各兄弟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看法。这些谈话中，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的良好愿望以及对苏联新领导的看法的变化过程。
11月7日、8日、12日，周恩来连续三次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与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在谈话中，周恩来表明了中国代表团的最初愿望：赫鲁晓夫下台是好事，对政策的影响会引起国内和国际关系的变化；我们想做一点推动工作，推动他们向好的方面变化。但是，结论并不令人满意。在8日的会谈中，周恩来向罗方谈了自己的印象：苏联新领导是动荡的。从代表团来庆贺的一些问题上，就看出他们摇摆不定。周恩来通报了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并分析说：“我们中国有句老话，‘酒后吐真言’。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存在决定意识，思想里总有个根苗才说出这个话来。我就在克里姆林宫被赫鲁晓夫灌醉过一次，我怎么没有说这样性质的话呀？这不仅是品质问题，而且包含很多本质上的问题。”在12日的谈话中，周恩来透露说：苏方用20分钟介绍赫鲁晓夫为什么下台。不出我们所料，他们的理由就是赫鲁晓夫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作风。因此我们对他们所作的解释不满意。我们也不要求他们再作解释了，但是我们还保持我们对赫鲁晓夫下台的看法，就是说，我们有权利、有自由评论赫鲁晓夫下台的政治原因。
11月7日、9日，周恩来又连续两次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与波兰党政代表团谈话。在谈话中，针对哥穆尔卡所提希望中苏两党停止公开争论的建议，周恩来说：“争论是赫鲁晓夫提倡的”。周恩来想让波兰领导人明白，争与不争，并不取决于中国方面。他讲：“首先要问：争论如何解决？能否马上解决？不可能。苏联同志也这样讲。他们甚至说，在争论的问题上，他们的意见一丝一毫也不能改变。这就是说，一下子谈不拢。”周恩来一方面指出，“我们现在看不出目前有停止争论的可能”；另一方面又从积极的方面说，“当然还要想办法。我们同意创造一种好气氛，寻求新的途径和办法，实现大家要团结的愿望。这就需要时间，需要接触”。
寻求团结（9）
8日，周恩来在会见英国共产党代表团后，还会见了正在苏联访问的阿联副总统阿密尔元帅，他在谈话中诚恳地说：“关于苏联内部，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但是我们总希望他们更强大，而不是更削弱，希望工农业发展，而不是像去年那样。但这些可能性不是一下就能实现的。我们也不是期待甚急。”
9日和12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又与以格瓦拉为首的古巴党政代表团进行了两次谈话。周恩来在谈话中表示愿意增加对古巴的粮食援助。还介绍了中苏会谈的情况和中方立场。
10日这天，周恩来在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谈话时，再次表明了自己对苏联新领导的看法：苏联新领导是要在没有赫鲁晓夫的领导下，继续执行赫鲁晓夫的政策。当天，他还会见了正在苏联访问的阿尔及利亚国民议会议长本·阿拉。
11月10日、12日，周恩来又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与越南党政代表团举行了两次谈话。他在介绍中苏会谈的情况后遗憾地说：“通过这几天的接触，我们发现情况比原来预计的更坏。现在的苏共领导软弱，内部存在矛盾、混乱和动荡的状况，各方面面临的压力大，这是原来没想到的。”
在与各党代表团进行了广泛接触和会晤了一些国家领导后，周恩来在莫斯科的任务基本完成。直到11月13日，他才得以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接见使馆的全体人员、中国在莫斯科的留学生和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中国工作人员。面对周恩来总理亲切的笑容，这些在莫斯科的中国人看不出周恩来在苏联期间遇到的波折；然而，在周恩来内心中，却掀起了极不平静的波澜。
接见完工作人员和留学生后，当天，周恩来和贺龙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乘专机回国。行前，柯西金提早来到了中国代表团所驻的宾馆，他要从这里把周恩来等人送到机场。在赴机场途中的汽车上，柯西金很想了解周恩来此次访苏的感受。
柯西金问：你对这次访问印象如何？
周恩来回答：我认为会见总是有益处的，如同我们对勃列日涅夫同志所说的，了解情况。但是，我们并不满意，因为我们原来希望情况会好一些。米高扬同志清楚地表示，我们坚持站在过去的立场上，原地不动。这就很难寻找途径团结对敌了。
对周恩来来说，他并没有放弃寻找双方的共同点。
为了缓和气氛，修正米高扬所说的苏联新领导与赫鲁晓夫在思想上毫无差别的话，柯西金说：我们和赫鲁晓夫还是有所不同，不然为什么要解除他的职务？
周恩来问他：区别何在？
柯西金闪烁其词，避不直言。他却提议，希望举行中苏两党和两国的最高级会谈。周恩来表示要把这一意见转告中共中央。
告别柯西金，告别莫斯科，告别苏联，周恩来意识到，以后将很难再来了，他不禁感慨万千。飞机是夜间飞行，周恩来却难以入睡。
艰难对抗 苦撑危局的总理
所谓“革命”（1）
所谓“革命”，史无前例，以“抓革命”来“促生产”艰难而心碎
历史刚刚进入1966年，突出政治的风潮开始干扰业务工作，“三五”计划的许多指标有落空的危险，阶级斗争开始由党的工作附线上升到主线；同时，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大面积的自然灾害——旱灾，在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内蒙古、辽宁、北京等北方省市区蔓延开来……周恩来忧心忡忡。
正在他这种心理负担越来越重的时候，一场自然的灾害和一场政治的灾难更加猛烈地袭来……
1966年一开年，周恩来将工作重点放在抓北方受到旱灾影响的一些省的粮食和棉花生产上。按原先的设想，这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周恩来的思想认识和工作安排中，农业，仍是第一位的。
1月3日至15日，周恩来极为关注的全国第五次棉花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闭幕那天，到会作重要讲话的周恩来观点明确地告诉人们：我们不挑起战争，我们争取一个和平的环境对建设祖国是一件好事。
他还提醒道：中国这样大，全国没有一点灾害是不可能的。丰收之年，有些地方也有灾荒，要有备荒思想。
人们明白了周恩来话中的分量：
中央要抓重点，注意北方几个旱的省。这几个省既要解决粮食自给问题，又要保证棉花生产不能减下来。
根据这一抓重点的安排，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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