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帝王悟经典人生-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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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编　君道之掌握鉴识人才之法（8）
游历于各个诸侯国的孔子经过实践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老百姓富裕了，国王才能富裕。因此，圣明的君王只应该把人才据为己有，而要适当地把自己的财物土地分封给诸侯，把自己的财物赏赐给功臣，不和老百姓争利。七、警惕四乱和四危
为君者选用人才应以信任为先，猜忌只会让群臣远离，天下大乱。
管仲云：“家有疑忌正室的小妾，是家乱；庶子疑忌嫡子，是宗乱；朝廷里大臣疑忌宰相，是国乱；官员昏庸无能，是众乱。”
疑忌带来的只有纷争与混乱，一有疑忌就有所行动，不分正偏、长幼就会争斗，就会造成国家秩序失调，没有秩序就会互相伤害。因此，一国有两个主政大臣，国家必然发生动乱，没有发生动乱是因为国王健在，依靠国王平息纷争，但国王一死，必乱无疑。同时立两个嫡子的后果也一样。大臣疑国王，没有不危害国家的；庶子疑忌家长，没不危害家庭的。
乱因疑生，所以，确立天子，不能引起诸侯的疑忌；封王侯，不能让朝中大夫疑忌；立正妻，不能让妾疑忌；立嫡子，不能让庶子疑忌。
作为君王，要时刻警惕危害国家的危险，用完善的立法，公平的赏罚消除这些危险的存在。
管仲说：“国家的危险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公卿和相国没有威望；二是大臣不能同心协力；三是军队的统帅不足以引起敌人的畏惧；四是百姓不关心生产。”这就是天下大乱或天下大治的表现形式。
凡是作为最高领导者的，法令严明，赏罚必定兑现的，不用多说什么，国家自然能达到大治；法令不明，赏罚又不兑现的，即使天天发号召，也必然要大乱。
一个国君如果能核定四种危国的征兆，也就知道如何治理乱政了。
管仲还说过：“治国有三种手段，乱国有六种隐患。英明的国君如果能消除这六种隐患，掌握这三种手段，国家必然会得到治理。昏君不能消除六种隐患，掌握三种手段，所以致使国家动乱。三种手段是什么呢？一是号令，二是刑罚，三是俸禄和赏赐。什么是六种隐患呢？一是亲信，二是权贵，三是行贿的人，四是女色。五是善于钻营的小人，六是珍奇玩物。三种手段有什么用呢？没有号令不能驱使臣民；没有刑罚不能产生戚慑力量；没有赏禄不能鼓舞人心。六种隐患为什么会导致败亡呢？这六种人虽然不服从法令也可以安然无恙，虽然犯了法还可以逃避，虽然没有功也可以致富。一个国家，有了不守法也安全的人，就不能让下边的人服从号令；有违法不究的人，法律就没了尊严；有无功受禄的人，奖赏和薪水就不起作用。这样，国君就守不住江山。”
因此，当法制比较完善、政治比较清明时，君王完全可以放手不用再费心面面俱到地管理国事，国家也不会发生动乱。相反，如果法度不彰，政治腐败，即使国君不记昼夜分秒必争地奔劳，国家也不会治理好。因为政治清明，尧舜无为而治，都显得雍容有余；因为体制已经衰朽，胡亥、王莽奔驰忙碌，都制止不住天下大乱。
商鞅说：“法令，是人民的生命，是治理的根本。上百个人追捕一只野兔，不是因为一只兔子可以分成一百个，而是由于兔子的名分还没有确定。卖兔子的人市场上到处都有，但是盗贼不敢随便拿，因为兔子的名分已经明确。由此可知，确定名分，是治国的根本。名分不确定，势必要发生混乱。如果是治理的体制，想乱也乱不了；是混乱的体制，想治也治不了。是混乱的体制，越治越乱。是治理的体制，治理就很容易了。所以圣人从制度上治理混乱。圣人为天下制定法律，一定要让法律明白易知，人人能懂。所以，在圣人建立的国家里，没有因犯法而被杀的。倒不是该杀的不杀，而是因为人人守法，人人避祸就福，英明的君王从体制上治国，所以才会出现天下大治。”
由此可见，善于打仗的人把功夫下在局势上，而不责备个人。英明的君王只有反复研究审视法律制度是否完善合理，而后颁布命令，天下自然会大治。
法是治理国家的基础，也是民众行为的依据，有法可依，臣民依法办事，国家才能安定祥和，如果法律总是朝令夕改，民众没有了行为的指导，失去了行动的管制，当然纷乱不止。所以，《左传》里说：“国家快灭亡的时候，政令繁多。”杜预这样解释说：“这里的意思是变法频繁。”变法频繁，就是天下大乱的预兆。
因此，国君在选择自己的辅佐大臣时，要看他是否能够匡扶世道人心；是否明白盛衰的道理，精通成败的规律；能否明察治乱的形势，清楚自己该如何取舍。能够做到这些的臣子，无论再面临如何纷繁复杂的时局都不会再迷惑，遇到更加疑难、棘手的问题也能很快决断，君王的天下也就稳固无忧了。八、曹操与袁绍不同的用人策略
刘邦曾经兵围荥阳，其不无感慨地对陈平说：“天下纷争，何时才能安定啊？”陈平回答说：“项羽看上去虽然恭敬仁爱，能吸纳廉洁好礼的士人。但等到论功行赏、分封爵邑时项王却不能公平封赏士人，利欲熏心，私心过重，所以士人们都与他貌合神离。而大王你对人不讲礼数，傲慢有余，谦卑不足，那些贪图小利的也大多投奔了汉军。如果您能取长补短，天下很快就会因归属于您而安定了。”最后，刘邦果然一统天下。
　　　　　　　　　　　　　　　　　　第五编　君道之掌握鉴识人才之法（9）
魏太祖曹操曾以自己微弱的兵力与袁绍对垒，但却最终战胜了袁绍。战前他没有足够的信心，于是就对郭嘉说：“袁绍现在的实力很强，地广兵多，我现在想讨伐他，力量与他相差悬殊，该怎么办呢？”郭嘉回答说：“众所周知楚汉相争时，刘邦在兵力上与项羽相差悬殊，但刘邦却用自己的智慧战胜了项羽，看似势不可挡的项羽最终把自己的天下让给了刘邦。依我看，你打袁绍，必胜无疑，因为你有十胜，袁绍有十败。其一，袁绍讲究繁文缛节，礼仪繁琐，让人无所适从，而你不讲究烦琐的礼节，体任自然，臣子都愿意与你亲近，你在为人之道上首先胜了袁绍；其二，袁绍兴兵作乱，虽然强大，却是逆流而上，不顺应天意和民心，而你是正义之兵，是顺应潮流打天下，因此，你在道义上又胜了他；其三，袁绍在军队的调治方面依然沿袭了汉末的宽松政策，以宽治宽，对属下的威慑力不大，而你治理军队时完全摒弃了以前宽松的带兵习惯，采用刚猛政策，使得全军上下都纪律严明。所以，在治理上你又胜了；其四，从表面上看，袁绍好像很宽缓，待人很大度，但实际上他却是个疑心很重的人，只重用自己的亲戚，对外人少予重用，即使任用了某人马上又怀疑他；而你心胸开阔，心志开明，用人不疑，只要有才能，不管远近亲疏你一概任用，这在度量上你又胜了；其五，袁绍虽然智高一等，但优柔寡断，总是在事后才能分析出事情的利弊；而你有了好的计策就赶快实施，顺应了时世的变化，在谋略上你又显胜于他；其六，你在品德方面比袁绍高一筹。袁绍的出身为他带来了几代积累下来的政治资本，靠着这些资本为了赢得好名声他故意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士人中那些喜欢做表面文章的人都投靠了他；而你仁厚待人，做事实在，实事求是，论功行赏，对有功之人从不小气，所以吸引了士人中很多有远见和学识的人，他们甘心情愿为你效劳。其七，袁绍仅有“妇人之仁”：看到有人饥寒交迫就同情可怜，看不到时就不再想他人的疾苦，不是真正的仁爱之人；而你不重视眼前的小事，只关注大事，什么事都想的很长远，施与别人的恩惠要比他们自己想象的多得多，所以袁绍不如你仁爱；其八，袁绍的属下互相之间明争暗斗，争权夺利，他被谎言、谗言冲昏了头脑；而你带领部下讲究方法，让他们慢慢去熟悉和适应自己的职位，你又胜在了礼法上；其九，袁绍经常是非不分，对人对事不具有明辨的能力，而你是非分明，对的就以礼相待，错的就依法严惩，比袁绍更懂得礼法；其十，袁绍好做表面文章，用兵上不懂得真正的兵法，只是摆摆花架子，而你用兵如神，深谙兵法要旨，能以少胜多，很多敌人都怕你，所以在军事上你也是能赢袁绍的。曹操顿悟：“袁绍的确不足以畏惧，他志大才疏，徒有其表，虽然看上去严厉，但胆子却很小，好猜疑苛刻，使其失去了威严。兵力强悍，但将帅之间互争互斗，骄横无理，虽然他地大人多，粮食充足，但也不能帮他打赢这场仗，他所有的都必将归于我。”
杨阜亦云：“袁绍宽缓而不果断，好谋划而少决断。不果断就没有威望；少决断就没有机会。只能强大一时，最终是会被人打败的。曹操雄才大略，决断的时候毫不犹豫，上下政令统一，军队精干。一定能成就一番大事。”
袁绍率军攻打许都，孔融看到其千军万马的阵势就对曹操的谋士荀彧说：“袁绍地广兵强，有田丰、许攸这样的谋士为他出谋划策；有审配、逢纪这样的忠臣辅佐；有颜良、文羽那样勇冠三军的人给他带兵。怕很难战胜他吧？”荀彧不以为然地说：“袁绍虽有千君万马，兵力强大，但法令宽缓，缺少严明的管理；田丰刚愎自用，直言犯上；许攸是个贪图蝇头小利的人，对自己从不严格要求；审配专横跋扈缺少谋略；逢纪果敢但自以为是，不听劝告。这样的人在他身边辅佐，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有什么可怕的呢？许攸贪图小利早晚会犯法，以袁绍的为人一定不会放过他，不放过他就等于他会失去这员大将。而颜良、文丑只是匹夫之勇罢了，没有什么真本事，一战就可除去。”
果然不出荀彧所言，许攸贪图小利的行为终于被发现了，送进了监狱；审配收监了许攸的家小，许攸怒而降曹。颜良在战场上被斩首，田丰因劝谏袁绍而被其所杀。这几个人都应了荀彧的话，没有一个得到好下场。
　　　　　　　　　　　　　　　　　　第六编　君道之善学会用助霸业（1）
君者应该根据时势的改变不断更替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治国的方法，不思进取，因循守旧只能自取灭亡，能因时制宜、随机应变地适用政道，则是基业长兴的必由之路。备受推崇的王、霸之道，黄老之道，孔、墨之道，中、韩之道，也是各有所长，能因事因时讲究方法的运用是君王治理天下的根本所在。
一、物　极　必　反
没有任何事情是一成不变的，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做好事超过了一定的度，则变成了坏事，而看似有违仁道的事，但由于拿捏的恰到好处，反而变成了好事。
从前，孔子的学生子路去郈这个地方给权臣季氏做官，季氏希望在五个月内开通一条河。子路为了鼓舞工人的干劲，尽快完成工程就掏自己的腰包买来粮食做饭给大家吃，按应有的礼数招待做工的人。孔子听说后，马上派子贡前去，把子路做好的饭都倒掉了，把锅灶、饭碗也毁掉了。子路迷茫地对孔子说：“您这不是阻止我行仁义吗？”孔子说：“按礼制，当皇帝的爱普天下的老百姓；当诸侯的爱境内的老百姓；当了大夫的，只管自己职责范围以内的事；普通老百姓，只爱自己的妻子儿女。如果你的爱超出了范围，就侵犯了别人的权力。”
在汉武帝的时期，封在河间的献王刘德朝见汉武帝，他的言谈举止、进退起居都很合乎礼仪。汉武帝看到以后，表面表现的很高兴，但内心却很气愤，对献王说：“汤武当年起来闹革命，土地不过才七十里，文王也不过是以方圆百里的地方打的天下。你现在的领地比他们大多了。好好干吧！以后或许可以称帝加冕。”
献王明白了武帝的意思，回去后放荡形骇，纵情声色，以消除武帝的戒心。
从这两个故事中可以看出，要行仁义、献爱心、表礼数，都不能超过自己的职责和名分。正如尸子所说：“君臣父子，上下长幼，不论贵贱亲疏，人人都要守本分，这就是理。对别人能恰如其分地表现爱心，就是仁；恰如其分地施舍，就是义；恰如其分地使用自己的思虑计谋，就是智；恰如其分地行动，就是适；恰如其分地说话，就是信。总之，一言一行都要恪守自己的本分，才可以成为聪明人了。”
所以说行任何事都要守自己的本分，先干好自己分内的事。任何时候都能清楚自己该干什么，该怎么干的君王才称得上英明。
由此可知，仁义礼乐、名法刑赏、忠孝贤智这些做人的基本原则，文韬武略、审时度势这些世俗才智的运用，都是为人处世不变的真理，是世世代代都存在的，没有向任何人隐瞒，也并不是尧汤时代就自动出来了，到了夏桀、商纣时代就故意离开了。之所以尧汤的时候国泰民安，夏桀、商纣时民不聊生，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君王没有恰如其分地运用这些真理，用好这些真理天下才能大治，用得不好就天下大乱。
荀子说：“古代羿的法度并没有遗失，只不过后来没有这样的人了；大禹的法制都还存在，但因没有接班人，没有继承下来。所以法度本身不能独立存在，而要靠人去运用，用得好就存在，用得不好就消亡。”
庄子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宋国某人有个治疗冻疮皲裂的祖传秘方，冬天涂在手上不生冻疮，皮肤不会皲裂。这家人有这个秘方却没用他来谋生发财，而是世世代代以漂布为生。一次有个客人听说了，出一百两金子购买他们的秘方。客人买到手后，就去南方游说吴王。这时越国向吴国发难，吴王就命他带兵迎敌。冬天到了，越国与吴国展开水战，吴国的士兵因为涂了他的不皲之药，不怕冷，不生冻疮，结果打败了越国，此人因之立了大功，受到割地封侯的奖赏。同样一个药方，有的人用来封侯拜将，而守着这个方子的那家人却世世代代给人家漂布。
由此可见，许多法门都是普遍存在的，关键在于运用。看起来不可改变的东西，改变一下思路，用反常规的方式去适用，奇迹也就随之产生了。
君王在实施政令的时候也是如此，相对不可更改的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