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与中国古代政治-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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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汉以前为贵族政治，采世官之制，所谓“公门有公，卿门有卿”是也。秦汉以后为官僚政治，选贤与能，所谓“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是也。西汉之世取士之法共有三种：一取人之贤，而甄别贤不贤则用选举，如张敞以郡卒史，察廉为甘泉仓长是也（《汉书》卷七十六《张敞传》）。二取其人之能，而甄别能不能，则用考绩，如赵广汉为阳翟令，以治行尤异，迁京辅都尉是也（《汉书》卷七十六《赵广汉传》）。三取其人之知，而甄别知不知，则用考试，如文帝时，诏举贤良文学士，晁错在选中，对策者百余人，唯错为高第，遂由太子家令（八百石）迁中大夫（比二千石）是也（《汉书》卷四十九《晁错传》）。朝廷对于各种人才立兼收并蓄之法，所以得人独多。东汉以后，用人多以试取之，博士有试，犹可说也，孝廉有试，辟举征召有试《文献通考》卷三十九“辟举”：“按东汉用人多以试取之，诸科之中，孝廉贤良有道皆有试，迁官则如博士如尚书皆先试，至于辟举征召无不试者……而所试率文墨小技，固未足以知其贤否也”。参阅卷三十四“孝廉”引徐氏言。，则考试不但用以甄别知不知，且又用以甄别贤不贤与能不能了。隋唐以后，变本加厉，竟认考试为国家取士的唯一方法，而所试者又限于文词，与西汉考试之“取其忠言嘉谟足以佐国，崇论宏议足以康时”（《通考》卷三十四“孝廉”引徐氏言）者不同。倜傥之士不肯埋首寒窗，而致文墨小技不能精通者，将无法表现其才智。“黄巢屡举进士不第，遂为盗”（《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二唐僖宗干符二年），他诋毁朝政，谓“铨贡失才”（《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下《黄巢传》）。这事值得注意。　　　　
　　　　考试之法固然不能甄别才之大小，而既有甄别之法矣，亦足以安慰士人学子。可怜得很，神仙社会，地位高低虽以法力为标准，而甄别法力大小却无一种制度。兼以他们修成不老不死之身，不死，仙位永不出缺；不老，仙官永不退休。这当然可以阻碍后起之秀的出路。豪英贤才所希望于朝廷者，在于仕途公开。任谁都能用其自己的才智，以取得适当的地位。孙行者学成了一身本领，以为一到天宫，就可察能授官，哪知所授的官只是不入流的弼马温。弼马温掌养马，“养马者后生小辈下贱之役”（第四回）。但是“孔子尝为委吏矣，尝为乘田矣，亦不敢旷其职，必曰会计当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孙行者就职之初，固曾“昼夜不息，滋养马匹”，那些天马都“养得肉膘肥满”（第四回），亦可谓忠于职务了，卜式曾在上林牧羊，羊肥息，遂迁县令，而国相，而御史大夫（《汉书》卷五十八《卜式传》）。金日磾曾在黄门养马，马肥好，亦由马监而驸马都尉，而光禄大夫，最后且受遗诏辅政（《汉书》卷六十八《金日磾传》）。由此可知官职虽小，苟有出身的机会，则英豪之士亦愿借径于小吏以发身。　　　　
　　　　汉法，郡县秀民推择为吏，考行察廉，以次迁补，或至二千石，入为公卿。黄霸起于卒史，薛宣奋于书佐，朱邑选于啬夫，丙吉出于狱吏，其余名臣循吏由此而进者不可胜数。（《通考》卷三十五“吏道”引苏轼言）　　　　
　　　　然神仙社会却没有这种拔擢的机会。　　　　
　　　　喂得马肥，只落得道声好字，如稍有些尪羸，还要见责，再十分伤损，还要罚赎问罪。（第四回）　　　　
　　　　这样，当然激动了孙行者“心头火起”。太白金星以为籍名在箓，拘束此间，便可收其邪心（第三回），哪知奇才小用，等于不用，用而不肯拔擢，更不能笼络豪杰之士。刘项相争之际，项羽不能任用奇士，反之刘邦乃不惜高位重金以宠人陈平说：“项王不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见《汉书》卷四十《陈平传》。郦食其说：“汉王降城，即以侯其将，得赂则以分其士，与天下同其利，豪英贤才皆乐为之用。”见《汉书》卷四十三《郦食其传》。，于是豪英贤才无不离开项羽而附刘邦。陈平在楚做过都尉，韩信在楚做过郎中，英布也曾以兵属项羽（《汉书》卷四十《陈平传》，卷三十四《韩信传》、《英布传》），而皆背楚而归汉。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这是才智之士所最痛心的。孙行者说“玉帝不会用人”（第四回），这与黄巢所说“铨贡失才”，如出一辙。明代“资格独重进士，致举贡无上进阶”（《明史》卷二百六《陆粲传》）。举贡受了歧视，所以李自成一反，举人李岩、牛金星等，皆往投自成，为其谋主，并造谣词曰，“迎闯王，不纳粮”，使儿童歌以相煽。自成能够大乱天下，而明祚因之而亡，未始不是明代举官太重资格为其原因。　　　　
　　　　当孙行者割据花果山之时，虽然打到人间，掳掠了各种武器；打到龙宫，强取了如意金箍棒；打到地府，勾销了生死簿上的名号（第三回）。而巍巍天宫，莫测高深，尚不敢妄动问鼎之心。到了第一次招安，以山洞之妖猴，乍入天宫，最初也许震慑于宫殿之金光万道，瑞气千条（第四回）。然而物质上的富丽何能令人永久心服。隋炀帝欲以中华富乐，夸示诸蕃酋长炀帝以诸蕃酋长毕集洛阳，元宵日，于瑞门街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至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日而罢，所费巨万，自是岁以为常。诸蕃请入丰都市交易，帝许之，先命整饰店肆，檐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借以龙须席。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诒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惊叹。其黠者颇觉之，见以缯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不能答。见《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隋炀帝大业六年。，而结果并不能慑服诸蕃，反而引起诸蕃觊觎之心。同样，孙行者既居天宫之内，习而安之，震慑变为羡慕，羡慕发生觊觎，可以说是势之必然。而“认得天门内外之路”（第四回），一旦叛变，更难抵御。范晔说过：　　　　
　　　　若二汉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则，先零侵境，赵充国迁之内地，煎当作寇，马文渊徙之三辅，贪其暂安之势，信其驯服之情，计日用之权宜，忘经世之远略，岂夫识微者之为乎！（《后汉书》卷一百十七《西羌传·论》）　　　　
　　　　所幸者，孙行者第一次招安，只居天宫半月有余（第四回），虽然熟悉天上的形势，而尚未识天上的虚实。到了第二次招安，封为齐天大圣，照太白金星说：“且在天壤之间，收他的邪心，使不生狂妄，庶乾坤安靖，海宇得清宁也。”孙行者果然是“遂心满意，喜天喜地”（第四回），然而有官无职，亦复可虑。“小人闲居为不善”，志小者淫荒越法，志大者睽孤横逆。孙行者“日食三餐，夜眠一榻，无事牵萦，自由自在”（第五回），何能“安心定志”（第四回），势唯“会友游宫，交朋结义，与那九曜星，五方将，二十八宿，四大天王，十二元辰，五方五老，普天星相，河汉群臣，俱以弟兄相待，彼此称呼，今日东游，明日西荡，云来云去，行踪不定”（第五回）。于是又发生了两种结果，东游西荡，熟悉了山川形势，会朋交友，领会了天将本事而知天宫虚实，不反则已，反则难于收拾。


第一部分　菩萨与妖精第4节　孙行者大乱天宫（2）

　　　　许旌阳似已看到此点，所以启奏玉帝：“近有齐天大圣，日日无事，闲游结交，天上诸星宿，不论高低，俱称朋友，恐后来闲中生事，不若与他一件事管了，庶免别生事端。”（第五回）我们研究历史，知道革命须有组织，而要从事组织，又须联络各方人士。许旌阳以孙行者“闲游结交”，恐其“别生事端”，确是识微之见。秦末，人心思乱，而最初起义的不是豪族的项梁，也不是流氓的刘邦，而是戍卒的陈胜，盖唯戍卒才有组织。西汉末年，人心浮动，而起事者多属铁官徒阳朔三年六月颍川铁官徒申屠圣等百八十人杀长吏，盗库兵，自称将军，经历九郡。永始三年十二月山阳铁官徒苏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杀长吏，盗库兵，自称将军，经历郡国十九，杀东郡太守、汝南都尉。见《汉书》卷十《成帝纪》。。盖汉置铁官于郡县，从事采矿冶金。工人聚集一处，既有联络，而手握铁器，不难借以起事。五胡乱华，晋室南渡，终而发生南北朝的对立。这个时代，政治腐化极了，然而历史上只见叛将，不见叛民，何以故呢？南北交战，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人民已经疲于奔命，而役繁税重，人民工作之后，心身极感疲惫，哪有工夫以从事革命运动。孙行者“日日无事”，而又“闲游结交”，天上诸星宿俱称朋友，若有不轨之心，多么危险。所以玉帝一听许旌阳之言，即着孙行者代管蟠桃园，“大圣欢喜谢恩”（第五回）。就此情形言之，大率是相安无事了，岂意蟠桃嘉会未被邀请，又闯了一场大祸。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在历史上因饮食而引起祸患者，亦有其例。苏秦为赵相，张仪上谒求见，苏秦坐之堂下，赐仆妾之食，张仪怒，遂入秦，用连横以破合纵之计（《史记》卷七十《张仪传》）。汉高祖用陈平计，以太牢进范增使者，既知为项王使者，改用恶食食之，项王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之权，而卒兵败垓下，自刎而死（《史记》卷七《项羽本纪》）。最奇怪的莫如郑灵公烹鼋之事。　　　　
　　　　楚人献鼋于郑灵公，公子宋与子家将见，子公之食指动，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尝异味。及入，宰夫将解鼋，相视而笑。公问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鼋，召子公而弗与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尝之而出。公怒，欲杀子公。子公与子家谋先。夏弒灵公。（《左传》宣公四年）　　　　
　　　　推子公之意，固以为一饮一啄莫非前定，而由灵公看来，饮食虽微，权力亦在君主。一位召而弗与，一位染指而尝，迹近儿戏，其实可以说是“天”与“人”的斗争，即神权与君权的斗争。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孙行者既封为齐天大圣，开府置吏（第四回），其于仙界，官不可谓不高矣。而蟠桃胜会竟然不许参加。孙行者以为“我乃齐天大圣，就请我老孙做个尊席，有何不可”（第五回）。顾仙界也和人世一样，官僚办事，往往格于“旧规”。旧规请者皆请，旧规没有姓名的，虽然名注齐天，官称大圣，亦不在邀请之列（第五回）。这由孙行者看来，当然有害其自尊心，于是偷吃了仙品仙酒，又误入兜率天宫，偷吃了太上老君的五个葫芦金丹。孙行者知大祸已闯，所怕的乃是“惊动玉帝，性命难存”（第五回）。走，走，走，走到下界为王。即此时尚有畏敬玉帝之意，而无窥取帝位之心。　　　　
　　　　到了玉帝派兵讨伐，天将“一个个倒拖器械，败阵而走”（第五回），既为显圣真君所擒，而刀砍斧剁，雷打火烧，莫想伤及其身（第七回）。最后虽为老君领去，放在八卦炉中，以火炼，而仍不能将其化为灰烬。结果，还是跳出丹炉，“大乱天宫，打得九曜星闭门闭户，四天王无影无形”（第七回）。这个时候孙行者才萌轻视天宫之心，而欲夺取玉帝尊位。　　　　
　　　　政治不过“力”而已。最初还是物质上的力，积时既久，人们对“力”发生了畏敬情绪，于是物质上的力变为精神上的权威。物质上的力是有限的，精神上的权威则莫测高深。孙行者最初还惧“惊动玉帝，性命难存”，就是因为玉帝高高在上，尚有权威。但是吾人须知最能表示政治之力者莫如军事。军事失败，将令人们怀疑政府的统治力。隋炀帝时，役繁税重，“百姓思乱，从盗如市”（《隋史》卷六十四《鱼俱罗传》）。然而此辈只是饥寒交迫之徒，其势虽足以扰乱社会，而却不足以变易皇朝。到了大业八年车驾渡辽，亲征高丽，大败而归，皇室的权威便降低了。所以大业九年第二次讨伐高丽之际，世家子弟的杨玄感就乘机起事，而乱事规模亦忽然扩大。“大则跨州连郡，称帝称王，小则千百为群，攻城剽邑”（《隋史》卷四《炀帝纪·史曰》），隋祚随之而亡。在民主国，外战可停止内讧；在专制国，外战常引起内乱。此无他，政治腐化，人心思乱，本来震慑于君主的权威，不敢反抗，军事失败，人民对于政府的力发生疑问，从而对皇室的尊严便不像从前那样的畏敬。于是过去是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现在则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了。由此可知孙行者于逃出丹炉，大败天将之后，何以一反过去作风，不再畏敬玉帝，而欲窃取天位了。他要求玉帝搬出天宫，让他居住，以为“玉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第七回）。这种革命思想与项羽所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所说“大丈夫当如是也”，同出一辙。弄到结果，玉帝只有借用外国军队，如来略施法力，孙行者便压在五行山石匣之中。　　　　
　　　　其实，孙行者亦有取败之道。他既已投降，籍名在箓，则与玉帝有君臣之义。臣篡君位，在吾国历史上固然不乏其例。然而须有两个条件：一是皇室式微，君主失去权威；二是臣下建立武勋，苟能树奇功于异域，则人望已归，禅让之事更易成功。司马昭平蜀之后，才敢接受九锡，传至子炎，方能称帝。晋时，桓温兵屈灞上，战败枋头，而回国之后，竟然欲移晋鼎，其不能成功，理之当然。刘裕与桓温不同，伐燕，平定齐地；伐蜀，谯纵授首；伐秦，观兵函渭。三次进兵，未曾一次失败，其武功大略不但可以震主，亦可以威民，故能坐移天历，而成移鼎之业。李延寿说：　　　　
　　　　宋武帝崛起布衣，非藉人誉，一旦驱率乌合，奄兴霸绪，功虽有余，而德犹未洽，非树奇功于难立，震大威于四海，则不能成配天之业，一异同之心，故须外积武功，以收人望。（《南史》卷十六《王镇恶传·论》）　　　　
　　　　这个见解可以说是放之四海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