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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主要将帅的最后结局-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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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中国东北。并且“用心良苦”地建议日本政府，表面上要始终标榜“不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实际则“排除小型的干涉行动，确立进行大规模干涉的方针”。在松冈洋右等人的操纵下，张作霖成为日本政府准备扶植的傀儡。
次年12月，在郭松龄武装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事件中，松冈洋右立即致信当时外相，主张：“在满蒙维持秩序和一般的干涉内政，应明确加以区别。我认为必须把满蒙与中国的其他领土区别开来，尽我帝国之力维持满蒙的秩序。”这种所谓的“维持秩序”实际就是干涉中国内政的代名词，而意将东北和内蒙古地区与中国的其他地区分割开来，则体现了其妄图侵占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的野心。
除了进行情报活动和直接鼓吹侵略东北外，松冈洋右也很重视“满铁”的经济活动，利用“满铁”展开对华经济侵略，“满铁”的营业利润逐年增长。会社刚成立的1907年利润为200万日元，到1921年利润增至1000万日元，而到1929年最高利润竟达4500万日元。“满铁”的巨额收入，来源于霸占铁路运输以及对东北近10万名采煤华工的残酷压榨。
％％％回到日本后，“武力解决满洲问题”成为松冈洋右关注的核心问题，这是他所鼓吹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基础。炮制伪“满洲国”、退出国联后，松冈洋右成了“国民英雄”
1929年8月，松冈洋右从“满铁”退职回到日本。此时的他没有闲下来，而是投身到鼓吹“武力解决满洲问题”的阵营中，大力支持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行动。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军部为了侵占我国东北，在国内大造舆论鼓吹发动战争，松冈洋右就是其中最狂热的鼓吹者之一。1929年12月14日，在日本京都召开了太平洋问题调查会议，松冈洋右在会上专门就“满洲问题”作了题为《驳中国的满洲论》的发言，字里行间赤裸裸地体现了他“侵略满洲有理”的无耻观点。他说：正如以前所指出的那样，李鸿章是想借助俄国力量打倒日本。现在我不是就此事本身论其是非，只是指出事实。历史往往是会重现的。中华民国诸公，能向日本做出保证，将来绝不会再出现第二个李鸿章吗？……其次，以我的历史观来看，世界历史，大多是由国民或人种的所谓盲目冲动的错综复杂关系及其反应所形成，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明智力量的作用却不多。从这一历史观来看，斯拉夫民族的重建或复兴如任其发展，将会出现比沙皇统治时期更完善、强大的俄国，那时将会以比过去更为强大的力量向远东蜂拥而来。毫无疑问，它将再度面向海洋而席卷满洲。我相信，这种事实必然会出现，而对斯拉夫人的卷土重来，对其凶猛的袭击，请问中国诸公能向日本保证，中国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守住北部，使日本的存在与国家的安全绝不陷入危机或受到威胁吗？……总之，对于日本过去在日俄战争中所付出的鲜血和财力的牺牲，中华民国诸公将准备给予何种具体而满意的补偿呢？再者，我现在所申明的两点，即立即与我国国防发生重大关系的两个问题，诸公是否准备给予保障呢？我恳切地劝告各位，对于这些重大问题，只要不能给予满意的回答，我相信要解决所谓满蒙问题的一切尝试，就是不会有多大进展的。
除此之外，他还强调：“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向满洲投入了20亿日元的战费。这笔费用在10年之间，本利就可达60亿日元。中国偿还这笔钱了吗？……日本在满洲还损失了10万宝贵的生命，这是用金钱换不来的。”其无耻的强盗侵略逻辑在此暴露无遗。松冈洋右还在各种场合甚至著书立说来鼓吹自己的侵略扩张思想。他宣扬“满蒙是日本国防上不可缺少的”的无耻论调，而“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这一句话更是他的“杰作”。
1930年，松冈洋右当选为日本参议院议员。不久就出版了自己的“倾心”之作——《兴亚之大业》一书，公开兜售自己的侵略理论。“兴亚之大业”，指“振兴”亚洲是日本最大的奋斗目标，这种“振兴”之本质，在书中有明确的定义——松冈洋右在书中声称：“何谓兴亚之大业？一句话，就是使神武天皇的八肱一宇的诏敕得以实现……即通过对大陆的大规模经营，实现神武天皇这种崇高、宏伟的创业精神。进而由亚洲走向全世界，传播此种仁爱之皇道。”面对这样的大业，大和民族的使命就是“挽救”人类，日本就是“东亚新秩序的领导者”、“‘大东亚共荣圈’实际上的盟主”，如果其他国家介入属于日本势力范围的“大东亚共荣圈”的事务，日本将断然予以阻止。
1931年，在另一本宣传侵略扩张思想的书——《动乱之满蒙》中，松冈洋右更是提出：“满蒙不仅在我国的国防上，就是经济上，也可以说是我国的生命线……我们要牢固地确保和死守这条生命线。”“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这一“名断”即出自此处。而实际上，关东军也是打着“保护日本生命线”的旗号，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在侵占我东三省的阴谋活动中，松冈洋右不仅积极进行理论鼓吹和宣传，而且在具体行动中还成为了“国民英雄”。
推动侵略的“国民英雄”松冈洋右（3）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因而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1931年11月21日，国联通过了成立调查团的决议。翌年1月，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英国人李顿为团长。经过半年多的调查活动之后，调查团终于在10月公布了《国际联盟调查报告书》。报告肯定了“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但又承认“日本在满洲的利益”，之后竟提出对中国东北实行“国际共管”的所谓“解决”方案。这实质上不过是列强以“国际合作”为名，利益均沾，共同侵占中国东北的阴谋。
1932年10月11日，国联在日内瓦召开讨论李顿调查团报告的成员国大会，日本政府派松冈洋右率团前往参加。实际上，9月15日，日本政府已经正式承认了“满洲国”，因而，松冈洋右此次赴会，必然坚决否定李顿调查团的报告结论。在松冈洋右前往日内瓦后，1933年1月15日，日本国内掀起“举国一致”、各派联合地讨论“满洲国”问题的联络员大会。会议专门致电松冈洋右，支持他“排除一切妥协，坚决贯彻初衷”。2月7日，在日本比谷公会堂又召开了“对国际联盟的紧急国民大会”，东京中央广播电台对这次大会进行了实况转播。就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帝国应立即退出国际联盟”的决议。日本政府于2月21日决定召回出席国联的日本代表团。与此同时，国民奋起大会的“群众大集会”上通过决议：
谨向天地神明宣誓：为了世界和平，宣扬全体国民强烈的意愿，坚持帝国国是，促成满洲国建国大业，切望立即退出国际联盟。
当日，在国联的松冈洋右就收到了此决议全文。
松冈洋右在国联大会上，企图颠倒黑白，为日本的侵略行径开脱罪名。他在发言中，辩称因为“满洲人民要求建立独立国家，日军只是这一意志的普通实现者”。他还利用英、美等国的绥靖心理，以“反苏、反共”为幌子，宣称日军占领东北的目的只是使它“成为反对苏联的堡垒”，“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也是欧洲各国和美国至关重要的问题，同这一问题相比，其他问题都无关紧要”。还说什么“我们日本人现在也想使亚洲受屈辱、受剥削的各民族过新生活……我国是纯真无邪的，但不是胆小懦弱的羔羊”。
然而，这些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并没有打动国联成员国代表们，1933年2月24日，国联大会对李顿报告进行表决，57个参加国代表中，有45国的代表出席。表决结果为，赞成票42国，反对票1国（日本），泰国弃权，智利未参加投票。大会以绝对多数通过了李顿报告书，“满洲国”因而未获得事实上或法律上的任何承认。
知道结果后，松冈洋右立即宣读了已准备好的退出国联的宣言书，率日本代表团离开了会场。
不久，日本内阁会议于3月8日正式通过了退出国联的决定。3月27日，正式通告国联秘书长，并颁布了退出国联的天皇诏书。
话说，松冈洋右离开日内瓦后，首先取道罗马，访问了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他将这两国吹捧为一片“繁荣盛世”——“没有了乞丐，街道整洁，社会秩序安定”。而墨索里尼这个狂热鼓吹对外侵略扩张的战争狂徒则被他称为“盖世英雄”——“一个人之去留而定国家之兴亡，这在过去是一句格言，但是现在各位如果想看到现实的话，就请到意大利去吧”！
在德、意受到法西斯侵略者的热情接待后，松冈洋右又前往伦敦，最后去了美国，在华盛顿会见了美国总统罗斯福。4月27日，松冈洋右志得意满地乘“浅间丸”号抵达横滨。《东京日日新闻》发表了题为《欢迎松冈全权代表》的长篇报道，将他封为“凯旋将军”。各大媒体报纸也都视松冈洋右为“国民英雄”，把松冈洋右退出国联的壮举称为日本“自主外交的里程碑”。松冈洋右一时意气风发，得意之形不可言表。
1935年8月，松冈洋右暂时告别政坛，以第13任总裁的身份重掌“满铁”。九一八事变后，“满铁”便成立了“经济调查会”，后来改组为产业部，下设大调查部，机构极为庞复，在中国各地开展情报刺探工作。松冈洋右担任总裁以后，更是不断扩大“满铁”的情报调查机构，想方设法地侵占满洲以实现他的一贯主张——“满洲的资源需与帝国的工业生产合成一体，这对防御苏联具有重要战略价值”。
松冈洋右强烈地“反苏、反共”，同时，以前的德、意之行，使他对德、意与日本相似的野心有所探知，因而形成了建立日德同盟的构思。同时由于退出国联，日本在国际上非常孤立，与德国结盟对抗英、美、法等国，可以缓解这种孤立状况，也成为他的打算。因而，松冈洋右开始在实际行动上靠近德国。他就任“满铁”总裁后，就积极促成“满洲国”与德国签订了贸易协定。虽然对象为“满洲国”，但其背后体现的是日德经济提携之下的政治勾结。
臭味相投的两国关系，在松冈洋右等主张侵略扩张的法西斯分子的“撮合下”，越走越近。
松冈洋右一直鼓吹缔结日德防共协定的重要性，实质是为了消除日本的孤立，构建新的国际环境，“防共”不过是一个好用的招牌而已——“对当今世界来说，最重大的问题，莫过于对共产国际的斗争，要有坚定的决心，成为日本外交的基调”。1939年8月，德国与苏联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这使日本1936年与德缔结之防共协定付诸东流，平诏内阁不得不提出总辞职。松冈洋右对此曾感叹说：“德国擅长于利用别国满足自己的欲望，即使违约也不干被他国利用的蠢事。和他们接近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上过当。”
推动侵略的“国民英雄”松冈洋右（4）
1940年，欧洲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日本出于国家利益，并未彻底放弃与德国结盟的努力。
面对形势变化，它们似乎又看到了新的希望，交涉和缔结日德同盟成了第二次近卫内阁的重要目标，外相松冈洋右则肩负此任。
1940年7月22日，松冈洋右正式出任近卫内阁的外相。8月1日，他在就职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日本当前的外交方针是，遵照皇道的根本精神，首先必须确立以日、满、华为一体的‘大东亚共荣圈’。”松冈洋右总是开创出新的侵略辞令去包装其侵略野心，以前他鼓吹“满洲是日本的第一生命线”，现在又在日本首次公开使用“大东亚共荣圈”的说法。实质是主张以“皇道的根本精神”为指导原则，在国际关系上坚持“八肱一宇”的国家主义。这显然不是他一个人的看法，在外相的位置上，公然讲出这种话，实质上反映了当时日本政府的亚洲观。
除了抛出“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外，松冈洋右又设想建立日、德、意三国的同盟关系，对抗英美。因为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因而“共同反苏”不能再拿来作为结盟目的了，他此时就盘算促使苏联最好也能加入同盟关系，在欧亚大陆上形成一个更大的势力集团，与英美抗衡就更有胜算。
1941年4月13日，《日苏中立条约》签订后，斯大林到火车站为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左一）送行。
他对当时的形势判断是：“对于日苏邦交的调整，德国有意充当中间人。这是因为日苏邦交的调整，对德国也有利，所以它希望充当中间人。去年，德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时，德国外长向斯大林问起‘日苏邦交将来如何’，斯大林回答说：‘日本想和，我也愿和，日本想战，我也要战。’由此可以断定，苏方颇有意于调整日苏邦交。我认为德国方面没有任何阻碍，因而我想能够较容易地进行这种调整的。”而在日美关系上，“现在美国对日感情恶化已达极点，不是一般地讨好所能恢复得了的。我们只有采取坚决的态度，才能避免战争。”
1940年9月27日，日、德、意在柏林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法西斯侵略轴心正式形成。在此之后，松冈洋右开始积极筹划与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但就在这时，德苏关系反而开始恶化。
1941年3月，松冈洋右访问欧洲。在柏林，松冈洋右察觉出德苏战争可能就在近前。因为此时的德国不仅不为调整日苏邦交做积极工作，甚至持反对态度。不过外交就是在这种联纵联横的过程中完成的，松冈洋右认为正好可以利用苏德交恶，实现日苏邦交的调整。4月13日，松冈洋右利用苏德战争迫近的机会，终于得到了《日苏中立条约》。
松冈洋右的闪电外交，受到日本国内媒体的极大关注和得到很高评价，他又在自己的外交上为日本放心扩大侵略立了“大功”一件。
但是，日本当时的外交策略并非铁板一块。就在松冈洋右同苏联周旋的时候，日本驻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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