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 作者:高华-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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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权益的问题，对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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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张云伏：《中苏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43页。
　　　　②③　　《中国与苏俄》第2期，第18页。
　　　　④　　孙科：《抗日救国纲领草案》，上海《时事新报》，1932年4月24日。
　　　　⑤　　孙科：《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载《中国的前途》，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年版，第210—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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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势日隆”、“建设成功”，表示钦佩，甚至打出其父孙中山的旗帜，强调孙中山的联俄政策是“很重要，很合理的”。①

　　　　孙科在中苏关系停滞时期对苏言论虽然不多，却十分引人注目。随着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中日矛盾急剧升温，蒋介石开始调整内外政策，逐渐走上联苏和试探与中共接触的道路。在蒋介石的全盘考虑中，联苏和试探与中共接触是一体两面的事。蒋介石将打通与中共秘密接触事宜委之于陈立夫，而将改善与苏联关系等公开方面的活动交之于孙科等，使孙科成为其对苏政策的主要助手之一。

　　　　1935年10月25日以孙科为会长，以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为副会长，旨在“研究宣扬中苏文化，促进两国国民友谊”的“中苏文化协会”在南京成立，这是“中苏复交后关于中苏友好民间活动之第一声”。②　孙科主持的“中苏文化协会”作为国民政府半官方团体，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在配合国民政府改善中苏关系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蒋介石的同意下，孙科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建立了密切的个人联系。1935年7月14日，孙科作为立法院院长，出席了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为欢迎鲍大使而举行的谈话会。鲍大使在讲话中对孙科个人为促进中苏友好所作的努力予以了高度赞扬。由于孙科最早主张联苏抗日，并主持“中苏文化协会”，兼之与苏联驻华大使来往密切，在当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注意。围绕孙科周围，支持孙科观点的还有于右任（“中苏文化协会”名誉会长，国民政府监察院长）、蔡元培、颜惠庆（驻苏大使）等党国要人。于是孙科被普遍视为是“国民党内的亲苏派”和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支持中苏友好的“一股有力的势力”。③

　　　　从1935年10月到抗战前夕，中苏两国就合作抗日、争取苏联在中国抗战爆发后以军援助华等问题开始了秘密谈判。由蒋介石亲自主导的对苏谈判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由新任驻苏大使蒋廷黻在莫斯科就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如中国政府在新疆的主权、中苏合作抗日的条约形式与苏联外长李维诺夫反复磋商。经一年的谈判，双方的立场基本接近，但苏联不愿单独与中国签订两国安全保障条约，而坚持要求美英中苏等国共同行动。谈判的第二阶段转移至中国首都南京进行，在这阶段，孙科也涉及其事。1937年3月，孙科奉命代表中国政府就苏联对华军援问题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举行秘密谈判。苏联允诺将以军事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但须以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为条件。孙科告知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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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孙科：《国际问题的变化与中国国民的自救》，载《孙科文集》，第791页。
　　　　②　　《苏俄评论》第9卷第5期，1935年11月16日。
　　　　③　　山冈贞次郎：《支那事变》，东京原书房1975年版，第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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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国共和谈正在进行，请予宽释。①在孙科与鲍格莫洛夫会谈不久，日本终于挑起全面侵华的卢沟桥事变。南京国民政府迫切希望与苏联协议，争取苏联对华的军事贷款和军火援助。“七七”事变后第二天，国民党中央再次授权孙科和王宠惠，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谈判。②苏方此时建议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作为援助中国的法律依据。孙科和王宠惠接受了鲍大使的意见。8月1日，蒋介石批准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8月21日，中国政府代表王宠惠和苏联政府代表鲍格莫洛夫在南京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条约规定，双方保证互不侵犯领土、主权，互不使用武力；其中一方遭到第三国侵犯时，另一方不得向该第三国提供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支援。这对当时处于极度困难之下的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帮助，“将保障中国从苏联那里得到战争物资”。③很快，苏联的军火物资源源不断从新疆沿陆路运往中国内地，极大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战。



　　　　二


　　　　抗战爆发后，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变化，蒋介石将争取西方列强的支持放在外交目标的首位，但是英、法等国仅口头同情中国而无具体物质援助，孔祥熙在欧洲的出访收效甚微。与此同时，苏联则态度明确，表示坚决支持中国抗战。因此，对苏外交立刻显示出重要意义。蒋介石权衡形势，为了推进苏联援华计划，争取更多的苏联军援，决定起用孙科，以进一步加强与苏联的合作。

　　　　孙科被蒋介石委之以对苏外交的重任与他的背景经历有密切关系。由于孙科长期致力宣传中苏合作，并曾参加过与苏联的谈判，加上孙科的家庭背景——孙科之父孙中山在苏联受到普遍尊敬，孙科便成为蒋介石考虑出使苏联的最合适人选。

　　　　抗战初期，孙科作为中国政府特使三访莫斯科，争取到苏联对华巨额援助和大量军火。1937年12月底，孙科率傅秉常、吴尚鹰赴苏联进行第一次访问。孙科一行于1938年1月13日抵达荷兰阿姆斯特丹，与专程从巴黎赶来的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会谈，交换对国内外形势的看法。当时，“国内对日和谈之风甚大”，孙科对此甚为愤慨，他对顾维钧说，“中国义无反顾应继续抗战”。孙科并表示，“面对日本侵略，中苏利益完全一致”，“只有苏联是中国可能取得最大援助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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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Tien—Fong　Cheng，A　History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Washington，1957，p221。
　　　　②　　孙科：《我对外交政策的态度》，载《孙科文集》，第1091、1092页。
　　　　③ FRU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37；　Vol。3；　p。288—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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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所在”。孙科提议，由他领衔，代表驻欧使节，向蒋介石、孔祥熙发出电报，请他们不要再向国外拍发“要求和平与和解的训令”。　①由于孙科“急于访苏去争取积极的支援”，1938年1月16日，孙科一行离开阿姆斯特丹，前往莫斯科。孙科在苏期间，同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苏联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孙科向斯大林转达了蒋介石请求苏联出兵中国参加对日作战的建议，斯大林未作明确答复，但表示苏将以物质援助中国。②孙科此行争取到苏方5000万美元的军事借款，③　用于中国购买苏联军火。孙科在访苏结束后，于9月返回武汉。

　　　　1939年3月，孙科奉命再度访苏。自西安、兰州飞抵迪化（今乌鲁木齐）后，因气候原因，苏联飞机不能降落，孙科一行改乘汽车沿陆路进入苏联，于4月10日抵达莫斯科。此行，又从苏联得到2亿美元的贷款。④　6月13日，孙科与苏联外贸部长米高扬签订了中苏《通商条约》，规定苏方以特种物品（军火武器）交付，中国以矿产品、农产品各担半数陆续偿还，双方物资往来均经陆路运送。孙科在完成使命后，于7月4日抵达巴黎。

　　　　1939年8月，孙科在回国途经巴黎期间，接到蒋介石要他去苏联进行第三次访问的电报。蒋要孙科转告斯大林，“不管苏对同中国合作对付日本已否采取新的步骤，中国都准备和苏合作，准备跟随苏联之后，唯苏马首是瞻”。　⑤　蒋介石并要孙科协助新任驻苏大使杨杰观察苏联军事、外交动向。于是孙科遂有第三次莫斯科之行。9月9日，签订了《中苏航空协定》，直到10月初，离苏途经欧洲返国，于11月20日回到重庆。对于第三次访苏是否必要，孙科曾持怀疑态度。他认为蒋介石不提具体合作方案，中国政府内某些圈子（指汪精卫）又正在进行对日和谈的舆论宣传，这些均不适宜他重访苏联。⑥　但在蒋介石的压力下，孙科仍然履行了第三次访苏的使命。

　　　　孙科三赴莫斯科争取军援的成功，不仅加强了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也提高了他的社会声望，这反过来又进一步促使孙科发表大量联苏言论，作出“亲苏”的姿态。孙科的这类言论在抗战前、中期十分突出，成为当时政坛上一道耀眼的风景线。孙科高度评价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认为苏联是中国最重要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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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顾维钧回忆录》第3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6、38、170、171页。
　　　　②　　《孙科自莫斯科致蒋介石电》（1938年2月7日），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作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407页。
　　　　③　　关于孙科第一次赴苏获军援贷款数额，据孙科《八十述略》回忆，为1。5亿美元。据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三），应为5000万美元，本文采王铁崖说。
　　　　④　　关于孙科第二次赴苏所获军援数额数，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杨杰档案记载，1939年6月13日，孙科与米高扬签订信用借软协定数额为1　。5亿美元。7月1日．中苏签订借款协定数额为5000万美元。两笔共计2亿美元。孙科回忆为3亿美元．实有误。
　　　　⑤⑥　　《顾维钧回忆录》第3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6、38、170、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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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早在“九一八”事变时，苏联就“大声疾呼地谴责法西斯侵略国家”。到了抗战爆发，苏联“不仅在精神上给予我们以可贵的鼓励，而且在物质上也给予我们以最大的帮助”，“数目之巨，至今还占援助者的首位”，“就是在苏德战争爆发以后，苏联仍有物资运到中国”。孙科在称赞苏联的同时，批评了西方国家的绥靖政策。他说正是因为英法等国“顽固地拘泥于政治成见”，及至抗战爆发，对日本“更无具体行动”，才造成了“东方法西斯主义的猖狂”。　①孙科认为，只要把苏联的“豪侠举动”和西方的态度一对比，“我们的朋友是谁？”这个问题就一目了然。在我们的朋友中，“最重要之一，就是国父早就明确指示我们要与之成为盟友的苏联”。　②而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国父联苏政策随时代之需要更富伟大意义”。③

　　　　孙科在一系列演讲和文章中，高度评价苏联十月革命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其程度之热烈，言辞之浮丽，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是罕见的。孙科抨击“世界反动力量”“诋毁”、“攻击”苏联，他称赞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体现了孙中山生前“无时不企图”的“新兴革命力量的兴起”。　④　孙科说，关于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问题，在“世界各国都还没有解决”，而“苏联却在艰苦的环境中，经过了二十二年革命的奋斗，终于把它一一完满地解决了”。孙科进而声称，苏联“建设成功，就是达到三民主义的理想”，“总理不及亲见，也料不到三民主义理想，竟然又先在苏联实现”。⑤在孙科的眼中，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已是地球上的“理想国”。

　　　　孙科对苏联的热烈拥护，甚至发展到为苏联的一些大国主义霸权行径辩护的地步。1939年苏联与希特勒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继而占领波兰东部，吞并波罗的海三国，苏芬战争爆发。国内公众对苏外交颇多疑惑，进而担心苏联对日本态度将有所软化。孙科为了消除国人对苏的疑虑，在公众场合多次发表言论，对苏联继续表示高度的信任。他说“苏联绝无必要牺牲中国，讨好日本”，“苏联对中国同情和援助的友谊，绝不会有丝毫的转变”。　⑥　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了有损中国主权利益的《苏日中立协定》，孙科虽有不满，但在同年10月发表的有关苏联对外政策的演讲中，仍试图为苏联对华的大国主义行径辩护。孙科在谈到中东铁路、外蒙、新疆等问题时，一方面批评了苏联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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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孙科：《论国际反侵略战争的新形势》（1941年9月1日），载《中国的前途》，第143页。
　　　　②　　孙科：《苏联对外政策之研究》（1941年10月11日），载《中国的前途》，第157页。
　　　　③　　孙科：《论国际反侵略战争的新形势》（1941年9月1日），载《中国的前途》，第147页。
　　　　④⑤　　孙科：《怎样完成总理的遗志》（1940年3月），载《中国的前途》，第3—6页。
　　　　⑥　　孙科：《国际现世与中国》，（1939年12月23日），载《中国的前途》，第128—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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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但又将中苏在这些问题的争端描绘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声称苏联的举动是“事出于不得已者”。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