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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下台内幕-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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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与此同时，一些关于收音机知识方面的书籍也被莫名其妙地查禁。如华南书局出版的《音响扩大机》、《初级短波收音机》、《简易交流式收音机》等书遭禁，其借口是“向不法分子传授收音机知识，窃听毛匪广播。”
对于这种种愚民政策，岛内许多人十分反感，并不断提出质疑。部分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暗中收听祖国大陆的广播，秘密传阅毛泽东著作和各种进步书刊。有人甚至给蒋经国写信提出种种疑问：既说共产主义“违反人性”，为何世界各国纷纷与中共建交？既称中共“乱象丛生”，为何统治大陆近30年未见崩溃？民生主义在台湾实施多年，为何还贫富悬殊？台湾《大学》杂志，于1973年8月发表文章《莫把反共当作遮羞布》，对蒋政权的反共宣传进行猛烈抨击。文章说：“很多见不得人的丑事，都借反共的名义来做，反共变成了那些人的遮羞布。”《联合报》发表文章认为，“反共宣传几乎成了最枯燥的读物，大多数人从不寓目”。蒋介石“保密防谍”的结果是，“越保密越泄，越防谍越多”。
国民党当局对于任何报纸、杂志、书籍都要进行检查，稍有逾越或出轨行为就要遭到清算。1960年9月，《自由中国》因冒昧给蒋介石提了几点建议，结果被以“掩护匪谍”和发表“反共抗俄国策”等罪名被勒令停刊，刊物负责人雷震被判10年徒刑。《自立晚报》因为刊载了对蒋氏父子“不敬”的文字，而被停刊5个月。以刊载幽默文章著称的《人世间》月刊，曾因“几次影射当局”而被停刊数次。专门谈论时事的《时与潮》周刊，被指责为“煽动民间不满情绪”，停刊1年，后又以“藐视法庭”罪名，受到警告。1975年8月创刊的《台湾政论》，刚出5期，就以“煽动叛乱”罪名而被查禁，有关人员被逮捕。
与此同时，国民党利用其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大办党营文化出版事业，企图实现垄断。50年代初，张其昀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时，一手操纵成立了“中国新闻出版公司”、“中央文物供应社”、“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等文化出版机构，出版发行《中国一周》、《新思潮月刊》、《学术学刊》、《国事丛刊》等刊物，并出版《现代国民基础知识丛书》等300多种。这一切使得“党义书籍充斥书肆，反共八股满天飞。”知识分子噤若寒蝉，思想文化界一片死气沉沉。
对于个别知识分子偶尔迸出几点思想火花，或发出几声呐喊，也会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惊慌失措，便大加打压，使得文坛奇案接二连三发生。
“胡适被批案”。胡适是现代中国的大学者，曾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时去了美国。1958年蒋介石请胡适回台湾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尽管蒋介石为表示对胡先生的欢迎，甚至愿意用自己的稿费来替胡建造公馆，可是这位大学者到台湾后，时刻以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政治民主作为衡量国民党政权民主程度的标准，屡屡发表谴责国民党当局害怕民主、压制民主、反对民主的谈话。结果，他的文章和谈话经常成为台当局观察和舆论管制部门批判的主要目标。1961年冬，胡适在欢迎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代表团”时，称如今台湾的民主还不如当年他所处的北洋时代，结果遭到国民党当局规模最大、调门最凶、也是最后一次围剿。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参加一次“中央研究院”的酒会时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雷震组党案”。雷震早在“护法北伐”期间就已加入了国民党的前身之一“中华革命党”，以后出任过“国民党参政会秘书长”、“国民大会副秘书长”、“行政院政务委员”，去台后任“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1949年11月20日，他与友人在台北创刊《自由中国》半月刊，经常对国民党的专制和蒋介石的独裁进行比较隐蔽、相对含蓄地批判。最让台湾当局不能容忍《自由中国》和雷震的有三条：一是10年来始终不懈地对台当局的每一项专制措施和压制民主的政策都要进行评论；二是对蒋介石违反“宪法”，在第二届任期期满后又变为“终身总统”等进行冷嘲热讽和含沙射影式批判；三是准备冲破党禁，公开组织“中国民主党”。1960年9月4日，台湾“警备司令部”对雷震等人采取行动，《自由中国》和筹组“中国民主党”的活动被镇压下去。
控制社会舆论（2）
“殷海光事件”。殷海光是著名哲学家金岳霖的弟子，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心理系、科研所哲学部，专门研究逻辑学，1946年任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的主笔，后主编《青年周刊》。到台湾后，应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的邀请，到该校哲学系任讲师、教授，并对国民党政权的认识产生质变，更多从西方民主政治的角度去探讨国民党政治，开始批判国民党专制与蒋介石的独裁。关键性的一步就是参加《自由中国》编辑和撰稿队伍，并成为其中写稿最多、批判国民党当局最有力的人之一，被称为《自由中国》的台柱子。在60年代前期发生的震动台湾文化和知识界的“中西文化论战”中，殷海光为李敖出谋划策，润色文章，被御用文痞们骂为“文化暴徒、西方人的豪奴恶奴”，搞“知识诈欺”。国民党当局虽然没有对他下毒手，可是台湾大学按照有关方面的指示，辞退了这位教授，剥夺了他上讲台的权利，查禁他写的《中国文化的展望》等书籍。
“柏杨案”。柏杨原名郭衣洞。50年代初期就开始发表小说，60年代又包下《自立晚报》的“倚梦闲话”专栏，撰写杂文，到入狱时先后出版了9本小说和21本杂文集。雷震被捕和《自由中国》事件后，柏杨继续运用文学和艺术方式对当局的专制、保守、僵化统治展开批评。针对蒋氏父子“家天下”的局面，他在1968年1月3日，《中华日报》副刊上刊登了一幅《大力水手》的漫画，内容描绘了水手卜派和他的儿子流浪到一个小岛上，儿子对卜派说：“爸爸我也选总统。”卜派怒斥：“老爸没死，还轮不到你。”父亲发表竞选演说时，还以“全国军民同胞……”开头，翻译人正是柏杨。这幅寓意深刻的漫画，立即引起轰动。1968年3月4日，台湾“警备司令部”以“侮辱元首罪”逮捕柏杨，并交付给让人生畏的“军事法庭”进行审判，被判处死刑。审判结果震惊了岛内外，尤其是国际社会，纷纷出面谴责，案犯本人也提出上诉，最后定为判处有期徒刑12年。1975年，漫画中对号入座的“老爸”蒋介石过世，柏杨刑期由12年减为8年，1976年刑满。“上面”告诉他，找遍各个机关，没有位置可安置，“你虽然不爱政府，可是政府却是爱你的，总算替你找了个教官缺，就在绿岛指挥部。”就这样，他又在绿岛“住”了一年多。在国际人士救援压力下，1977年4月1日愚人节，柏杨终于恢复自由，被捕入狱共达9年又26天。
“《文星》案”。主要是围绕作家李敖和《文星》杂志而展开的。《文星》是一个侧重学术文化的综合性月刊，由肖孟能夫妇于1957年11月创刊于台北，以“生活的、文学的、艺术的探讨”为刊物宗旨。创刊4年，成绩平平，没有什么社会影响。只是到了1961年由于李敖文章的大量出现，才使《文星》日益引人注目。
李敖，1935年4月生于哈尔滨，1936年随全家迁至北京，从小就养成读书、买书、藏书的癖好，小学六年级时即为自己布置了一个小图书馆。1949年4月，14岁的李敖带着500多本藏书，随全家迁居台湾，跳班考入台中一中读初二。在台中，他读书更加勤奋，在书库里泡了4年，逐渐对台湾教育制度感到不满。读高中时，因反感台湾中学制度，高三只念了十几天，便自愿休学在家，继续广泛读书自学。1954年夏，李敖以同等学力考入台大法律系，读了不到一年便又自动休学，不久再考入台大历史系。对于台大，李敖甚感失望，于是只好“自由自在自己读书”。台大历史系毕业后，服完兵役，于1961年夏进入台大历史研究所工作。
1961年11月，李敖在《文星》杂志发表了第一篇政论文章《老年人和棒子》，针对国民党统治阶层严重老化的问题，指出老年人不仅不愿意交班而且还会倒打年轻人。此文一出，引起轰动，《文星》亦声誉大增，一跃成为台湾知识界最有影响的杂志，主编和肖孟能夫妇亦对李敖表示赞赏。很快，李敖的大量文字见之于《文星》。李敖以愤世嫉俗之笔抨击传统，嘲讽国民党“好谈道德和正统”，却“挂羊头，卖狗肉，而且狗肉也是当作羊肉贩给别人吃，自己吃美援。”李敖批判僵尸思想在台湾社会借尸还魂，政府空喊选贤任能，却无合理的投票法，喊“不必藏于己”却“囤积居奇的奸商比谁都多”。李敖从否定“传统”，继而发展到否定“道统”，并隐隐发出了“蒋介石应缴权”的呼声。这对长期以来一直以中华民族传统和文化的继承者自居，自诩为中国“道统”和“正统”的象征的国民党政权来说，不啻为当头一炮，引起了国民党政权的不安，开始全面封杀李敖。结果从1963到1966年李敖所写的15本书全部被禁，《文星》杂志被停刊。李敖失去了发表作品的阵地，只好以贩卖旧电器为生。1967年，“台湾高等法院”下令侦办李敖。1971年3月19日，警方以李敖参加“台独分子彭明敏叛乱案”为由，予以逮捕并判刑10年，直到1976年出狱。
“毛语录事件”。1970年台北市日本新力电器公司的台湾总代理，为了推销公司新出品的一种小型录音机，特委托一家广告公司做设计宣传。很快，广告公司设计的广告在《中国时报》上刊出。在报纸第一版上，除了印有录音机的照片外，还有四句一号粗字套红的宣传广告文字：
控制社会舆论（3）
直题上句是：“复兴文化的新利器”；直题下句是：“录音器材的大革命”；两句横题是：“毫毛细语，传真实录。”
万万没料到，广告设计人员独具匠心的创作到了“警备司令部”检查人员的眼里，就成了大逆不道。因为，当时大陆正开展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亿万人民正在热火朝天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语录。而这四句广告文字当中，正好组成“文化大革命”和“毛语录”的字样。这在本来神经过敏的特务眼里，当然就构成了大罪。“警备司令部”在广告刊出的当天上午，即派出大批人员，到《中国时报》调查广告来源，逮捕了广告设计人员，并命令广告公司撤回原准备第二天在《联合报》刊登的同样广告。广告公司、《中国时报》等有关单位和人员，也因为工作“失察”而受到相应的处分。
50、60年代对台湾而言是一个残酷、苍凉、荒漠的年代。在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统治下，许多人遭受不白之冤，许多人被抓、被判刑、被枪决。据不完全统计，1949…1952年，被当局以“匪谍”、共党人员名义枪毙的达4000人左右，而被以同罪判处有期、无期徒刑者有8000到10000人，至于被秘密处决者则无从统计。1993年，在台北六张犁公墓附近，就发现163座当年在“白色恐怖”下被杀害者的坟墓。台湾《中国时报》于1995年2月27日所刊登的《回顾50年代“白色恐怖”》一文指出，在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的前10年的政治清查中，历史学者估计约有5万人被捕，被定罪的约在1万人以上，被枪决的合计4000人左右。“白色恐怖”造成成千上万的冤案，许多优秀青年和抗日一代的台湾人惨遭迫害。“白色恐怖”造成了这样的可悲结局：“人性被扭曲，互不信任的人际关系和阳奉阴违的社会风气，很快蔓延到台湾整个社会。另一方面，奉承和追随得势的人则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也强化了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和台湾社会的矛盾，加深了台湾民众对国民党的不满与仇恨。
第三章 过客心态的结局
“反攻大陆”迷梦破灭（1）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时刻思考的主题之一就是如何完成“反攻大陆”的“复国梦”。因而在逃台之初，一直把“反共复国”、“军事反攻”作为其基本政治路线。但历史却证明，蒋介石所谓的“反共复国”根本就是自欺欺人的“政治神话”。
由于台湾特殊的地理位置，早在19世纪中叶，美国就对台湾有特别的“好感”，当时就有人建议“美国应占领台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事情报局“远东战略小组”台湾问题专家乔治·柯尔建议战后由美国“托管”台湾，但1943年《开罗宣言》确认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台湾应归还中国，这一“托管”阴谋破产。接着，“远东战略小组”又另谋方略，试图从日本手中抢占台湾，然后由美军暂时统治，战后再成立“台湾共和国”，美集权力与荣耀于一身的蒋宋夫妇国并为此特别培训了一批准备接管台湾的行政人员，但因日本的提前无条件投降而破灭。之后，美国又酝酿了好几次企图占领、“托管”台湾的阴谋，但在中国人民及国民党政府的强烈反对下均未得逞。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的节节胜利及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美国开始对腐败的蒋介石政权失去信心。为了与新中国打交道，美国对台政策也稍作了一些策略性的改变。1949年10月初，美国国务院召开了远东问题圆桌会议，确定了新的对台政策：美国政府确信蒋介石已经永远被赶出了中国大陆，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不久将攻占台湾；美国与蒋介石政权之间的关系也就从此结束。1949年12月23日，美国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台湾的政策宣传指示》的第28号密令，强调了台湾从历史上、地理上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它是一种严格的中国责任；还重申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代表美国政府发表了《关于台湾的声明》，声明再次确认《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中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条款，宣告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也无掠夺的野心。1月13日，赴美求援的宋美龄在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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