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希拉里那样工作,像赖斯那样成功-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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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美国，我再次改变了关于金钱的认识。我是从来没在美国生活过的外国人，所以我连信用卡都办不出来。后来我才知道，那些表面看来风风光光的美国朋友们，他们的房子、汽车，甚至连家具，都是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买来的，所以他们每个月都要岌岌可危地忙于还债，就像骑着一辆只要停止踩脚踏板就会摔倒的自行车。对于他们而言，重要的是“有还钱能力”的信用，他们的一生都要依赖于这种信用。
看上去每个人都过得很好，其实仔细去看，就会发现每个人的生活都不是那么如意。一个著名的律师朋友，也被沉重的事务缠身，有一天突然疲惫不堪地说：
“早晨起来的时候，身体有千万斤重，累得要死，真不想上班了。可是我能怎么办呢，还是要工作。我还得还房贷呢……”
和韩国相比，美国人住着更宽敞的房子，开着更好的汽车，其实他们也都过着“分期付款的生活”。年轻的时候，他们要偿还住房贷款和汽车贷款，然后要积攒子女的学费和退休后的生活费，一辈子转眼间就过去了。美国人的牢骚也不像是开玩笑。
美国人很少有因为“心情好”而请客的情况，因为赚来的钱大部分都用来还债了，生活真的很紧张。如果不是从父母那里继承财产，“嘴里含着银勺”出生，几乎每个人都要在债务中度日，只是每个月还债的数目不同罢了。
所以，“credit”（信用）对于美国人真的是个很可怕的单词。人们经常说“必须有信用”，所以我也看了他们的“信用评价书”。天啊，我吓得直冒冷汗。报告书有五六页，上面详细记录着家庭住址，所持信用卡的目录，以及本月需要支付的金额，以及汽车贷款的还款记录。
就连申请之后从来没有用过的商店会员卡都记录在上面，真有种赤裸裸的感觉。我在美国租房子和买汽车的时候，人们也是这样认真评价我的支付能力。
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好不容易才在银行办了张信用卡，但是每个月的限定使用金额是500美元。在一年的时间里，我小心翼翼地遵守限定使用金额，及时还欠款。从那之后，邀请我申请信用卡的通知书就不断地寄到我的信箱，甚至让我感觉厌烦。最近，随时都有包括这种优惠信息的传单，以及每月限定使用额达到几千美元的信用卡申请邀请书常常寄到我家里。这就等于得到了美国社会的认可，承认我是一个“不会在透支信用卡之后逃跑的人”。
如果所谓“信用度”太差的话，就很难在美国得到像样的待遇。买房子、买车，不管以哪种形式借钱，都需要良好的信用。如果信用不好，要么干脆贷不到款，要么需要支付更高的利息。所以大家拼命保持自己的高“信用度”。如果因为一时冲动购买了昂贵的物品，然后未能及时还清欠债，失去信用，很可能会吃一辈子的苦头，所以人们必须选择适合自己的消费生活。正常人绝对不会单纯为了“摆阔”，而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超出实际支付能力的昂贵名牌产品，也不会过分请客。
出手大方的韩国人不懂得这种情况，刚刚来到美国的时候，常常会发生可笑的事情。一位来美国进修的前辈为了交到更多的美国朋友，动不动就请很多人一起吃饭，后来大家都在躲避他。因为谁都不能永远白吃别人的东西，总要有所回报才行。那些美国朋友不可能以这样的方式偿还，所以宁愿不欠这份人情债。
在美国生活的那段日子里，我对金钱的感觉逐渐改变了。以前，一位到美国留学的前辈发过报道之后，连不到几美元的传真费也计算得清清楚楚，当时我惊讶，“怎么会这么小气呢？”看到美国的撰稿人连银行的手续费都斤斤计较，我也觉得他们太吝啬了。然而随着我在美国生活的时间越来越长，我感觉自己也变了。你的钱，我的钱，公司应该支付的钱，我应该负责的钱，每样都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美国社会中评价某个人最重要的标准，就是这个人在欠债之后按时偿还的能力和信用。谁都不能忘记“我一个小时赚多少钱”。虽然做个为一美元而瑟瑟发抖的小气人是件遗憾的事情，却又不能不这样做。
我在美国进修期间遇到的外国朋友当中，有的人让我大为震惊。一个日本朋友用她小时候积攒的零花钱和打工赚来的钱在纽约买了小公寓，十五年后，她高价卖出那栋公寓，再用赚来的钱读完了研究生课程。一个香港朋友从大学时代就开始投资股票，35岁的时候已经攒够了退休后需要的钱。
我对于金钱的观点一直都很陈旧，“应该让钱跟着人走，不能让人跟着钱走”。就因为我怀有这种安逸的想法，所以我不想去赚钱，也不努力攒钱，只能过着靠工资度日的工薪族生活。
如果可以让时光倒流的话，在金钱方面我必须做到这点：在30岁中期之前，一定要疯狂地攒钱，在40岁之前赎回我的“奴婢文书”，然后烧毁。如果对金钱没有感觉，没有攒钱的能力，就只能一辈子过着紧紧巴巴的生活。理财会给我们带来经济上的自由，这种自由又会使我们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过自己想要的人生。以前我并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对金钱持有冷酷和执著的态度非常重要。

15、因为热爱而工作的人不可阻挡（1）

很难相信，华盛顿是一个智慧的城市。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常常展开激烈的“头脑竞争”的地方。也许表面看上去是权力斗争，或者是选举，或者是听闻会，不管用什么方式包装起来，隐藏在后面的都不是小聪明，而是大智慧之间的斗争。从本质上来说，权力斗争是一种只有找到让大多数人为之心动的构思的人，才能取得胜利的斗争。
华盛顿有几十家名字听起来很无知（？）的“思想坦克”（thinktank）研究所。这里投入了大量资金，目的就是生产出能够动摇世界的好点子。跟那些与外界社会隔离的“象牙塔”不同，“思想坦克”学者们主要开发那些可以在现实政治中立竿见影的点子和理论。简单概括起来，华盛顿可以看做是一个巨大的政策开发工厂区。
来自世界各国的数百，甚至数千名记者云集于华盛顿。来到华盛顿我才发现，原来记者也分这么多种类。通信、电视台、报纸、杂志，这是最基本的，还有某些信息部门，以及以特定领域的产业为对象的分析部门。用“信息加工处理产业”的观点来看，一个非常复杂的传送带正一层层地从华盛顿穿过。
在这个智慧决斗的现场，有时候会遇到具有惊人战斗力的“选手”，《华盛顿邮报》的编辑局长史提夫·柯尔就是其中的一个。美国的报社编辑局每天也都乱糟糟的，手忙脚乱。但是在这样的地方，史提夫·柯尔却给人留下了不怎么耍小聪明，沉稳而明朗的印象。
有一天早晨，我在看《华盛顿邮报》的时候，看到了他卸任的消息，当时我感到很惊讶。他为了专心写书，决定从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他说，写书才是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也是他最擅长的事情，同时也是自己愿意投入热情去努力的事情。他卸任的消息让我震惊，但是读到他想专心致志写书的部分时，我却没有丝毫的惊讶。虽然以前我只见过他两面，但是我却知道他会这样做。
我在华盛顿遇见的人中，史提夫·柯尔的聪明首屈一指。其他人似乎也有相似的感觉，《华盛顿邮报》的全国版编辑长丝蓓特也说：“史提夫·柯尔是我遇到的最聪明的人。”
我喜欢和这种聪明绝顶的人见面聊天。因为我是记者，所以不管是爱说谎的人，还是被权利欲迷失双眼的人，或者为了提升和出人头地而小心翼翼的官僚，我都要跟他们见面。有时候，我也会遇到让我羡慕，让我想到“我也要这样生活”的人。
史提夫·柯尔出版《幽灵战争》（GhostWars）的时候，我曾经采访过他。他在书的前半部分回忆了9·11恐怖事件发生以前，也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几乎放弃在阿富汗活动的那段时间。这部巨著需要大量的资料和素材。这不是很奇怪吗？报社的编辑局长哪有时间写完如此不俗的巨著？
我问他：
“您是华盛顿最忙碌的人之一，到底是怎么抽出时间搜集资料和写书的呢？”
他安静而且有条不紊地说道：
“连续几个月，我都和相关的采访人员一起吃早饭和午饭。有些重要的采访人员，我们甚至一起吃五次或七次饭。也就是说，我一边吃饭一边工作。材料大体搜集完毕之后的几个月，我就利用周末的两天时间从早到晚不停地写。”
我没有读完他的著作，只是简单翻了翻序言和结论，看了看别人写的书评，就来采访他了，为此我感到惭愧。他只听了我的两个问题，就已经看出来了。但是，他并没有表现出来，仍然继续说：
“你写过书吗？记者都知道，搜集材料还算是容易的，写作是很奇怪的事情。脑子里好像都有，但是想把它们写出来，却很痛苦。不过，好像是真的，虽然很难，却很幸福。”
他说“真的”是什么意思呢？但是我喜欢他的表情。“虽然很难，却很幸福。”这跟我经常说“因为难，所以有意思”有点异曲同工。简单的事情通常没有意思，只有做艰难的事情时，逐渐克服和战胜困难的过程才会有趣。
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写作的人，很怀念在做编辑局长的同时写作的时光。平时报社里的事情该有多忙啊，然而他在做编辑局长的同时还能写书。听到这件事，我真的感到不可思议。听说他有个助手，不过，即使这两件事情单独分开来做，也是很吃力的。他的成功真的很令人震撼。
但是他喜欢，他真的喜欢这样的生活。因为喜欢工作而工作的人是不可阻挡的。和我聊了一会儿，我感觉自己的脑子里轻松多了。虽然我和他同为记者，我却感觉从他那里“学了一手”。他深思熟虑，沉着冷静，尽量准确地配合对方的节奏，和对方交流。他的集中能力也很惊人，这是别人都无法做到的。
他从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曾经这样说过：“我从来没觉得做编辑局长是件不幸的事情，但是这件事也有一些压力，让正常人无法快乐起来。”作为报社的领导，他说：“这种生活就像消防队员，听到火灾警报，就要上上下下地爬那个该死的柱子，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时间。”
《华盛顿邮报》报社的人们听到他卸任的消息后，比六年前他在39岁战胜其他对手成为编辑局长时受到了更严重的刺激。但是他说，他并不是彻底离开《华盛顿邮报》，他像鲍勃·伍德沃德一样留在编辑局，只是换成了自律工作的方式，改变了位置。鲍勃·伍德沃德对“水门事件”进行过特别报道，而且出版过很多畅销书，如今虽然保持着“编辑局长”的名分，但是在公司里不承担任何责任，只写自己的书。
采访完史提夫·柯尔出来的时候，我想到了很多，脑子里很沉重。美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那么忙碌的报社编辑局长怎么会写出那么庞大的书？美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普通人很难读懂的《幽灵战争》，竟然会登上《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
美国精英们令人惊奇的高生产性已经让我惊讶不已了，然而那些普通人的智慧和好奇心也不容忽视，他们以同样的热情吸收着精英们创造出来的成果。如果拿《纽约时报》或《华盛顿邮报》这种美国大报纸和韩国的大报纸进行比较，很容易就会发现，写文章的人和读文章的人的水准是不一样的。当然，这种差异的产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组织内部的“体系”为这种生产性提供了后盾，还有水平较高的消费者懂得欣赏知识产品的价值。
《华盛顿邮报》对鲍勃·伍德沃德的投资获得了巨大的收益。《纽约时报》在布什政府时期与白宫关系紧张，采访遇到了困难。那时候，鲍勃·伍德沃德前往位于得克萨斯州的克劳福德牧场，受到了布什总统的盛情款待，谈了几个小时。《华盛顿邮报》对布什总统也做了很多批判，但是凭借鲍勃·伍德沃德个人的人脉和名声，以及他的努力，《华盛顿邮报》一直都在报道白宫的内部消息。
我曾经听过鲍勃·伍德沃德的讲演，那时鲍勃·伍德沃德说道，“我虽然拿工资，但是不管我做什么，公司都不干涉”，表达了对公司的感激之情。公司根据职员能力采取不同的评价标准，让每个员工都以不同的方式工作，发挥出自己的最大价值。
美国记者疯狂渴望的事情就是获得“普利策奖”。对于记者来说，获得普利策奖是巨大的荣誉，同时也是为记者本人敞开新大门的绝好机会。一旦拥有了“普利策奖获奖者”的名誉，就可以辞职，通过自己写书决胜负了。即便他只是搜集自己想要的素材写成书，但是因为他是普利策奖获奖者，也会从读者那里得到截然不同的待遇。
史提夫·柯尔也曾获得过普利策奖。现在，他已经凭借上次出版的《幽灵战争》成为“最畅销作家”，更有资格凭借写书决胜负了。我希望他还能写出更好的书，希望他会幸福。看到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变成职业，从而取得成功的人，我也会跟着幸福起来。


第二章　人生属于“肇事者”

1、现在为什么不可以

1999年，我离开韩国，前往波士顿和华盛顿生活了七年，如果问我有没有发现什么单词最重要，我会回答是“公共”（public）。不管用韩国语的哪个单词进行置换，我都感觉不是特别满意，这是某种超越“个人”的东西。
比起我们韩国人，美国人的“个人主义”极端发达，所以显得冷静。但是就在这个人主义的背后，却蕴涵着更大的氛围，那就是，“人不能单独生活，也不能只为了自己生活”。利己地追求某种目标虽然也被认为是追求幸福，但是仅有这些并不充分。
服务团体“首都中央厨房”（DCCentralKitchen）向华盛顿贫民免费提供食品，其会长罗伯特·埃戈尔让我非常惊讶。首都中央厨房每天为4000余名贫民和残疾人制造食物，堪称华盛顿最大的“厨房”。埃戈尔就是负责指挥这个厨房的队长。
埃戈尔曾经出版过《追求变化》（BeggingforChange），记录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