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演义-第1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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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的同时，第五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邓小平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　这时国民经济摆脱“文革”所造成的瘫痪、半瘫痪状态。但是，又发生
了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的急躁冒进的错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
华国锋提出了国务院关于　1976　年到　1985　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这个规　划中关于钢和石油产量的指标是不符合实际的。石油产量的指标是在没有勘　探资料的条件下的空想。以后钢铁和石油企业的发展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尤其严重的是华国锋这时想通过大规模举借外债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　设备，他这样做时，没有考虑一下，这样过急过快地大规模引进外国设备，　中国是否能消化得了，举借的外债是否有偿还能力。华国锋的这种做法，被　时人称为“洋跃进”，虽然由于计划不切实际很快被停止执行，但已经造成　了严重的后果，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病态，这对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
亟需休养生息的中国国民经济来说，不啻是雪上加霜。
华国锋之所以在粉碎四人帮后继续犯了“左”的错误，在于他没有从根　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特别是没有认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他没　有能力和胆识解开这样一个难题：既要彻底清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　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华国锋把　自己看成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接受对　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　设社会主义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　锋同志错误的影响，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　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
华国锋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　但事情很明显，由他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　统，是不可能的。
华国锋不想批判极左思潮。邓小平讲话中却一再强调实事求是。虽然没

有点名叫阵，但两种思潮的阵营是泾渭分明了。　在实事求是派的大军中，出来了一支突击队，率先向凡是派冲击。这支
突击队就是胡耀邦领导的理论研究队伍。这时胡耀邦已就任中共中央高级党　校副校长，他在党校办了一个刊物，叫《理论动态》，专门登一些批判极左　思潮的理论文章。
这一天，中央高级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几个负责人给胡耀邦送来了一篇文　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胡耀邦问：“这篇文章是怎么回事？”　理论室的同志告诉他，这篇文章是《光明日报》约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胡福　明写的，总编辑杨西光看到后，认为文章很好，提出了拨乱反正，检验真理　的标准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决定撤下来进行修改，使　文章进一步触及当前现实问题。文章经过七八次修改，又送到中共中央党校　理论研究室，进一步修改，现已定稿，要求发表。
胡耀邦听了汇报，看了文章全文，马上拍板：“发！”于是，1978　年　5
月　10　日的《理论动态》第六十期发表了这篇文章。第二天，《光明日报》以　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一版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在理论界和政界顿时引起了一　场大争论，叫好的人很多，反对的人也不少。邓小平听说后，让人把《光明　日报》找来，看完后说：“这篇文章很好，符合马列主义，扳不倒嘛。”他　决定找个机会给予支持。过了几天，恰好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召开，邓小平在　会议上讲话，大讲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使坚持真理标准　讨论的人大为振奋。
且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始后，全国人民的思想顿时活跃起来。中国，
就好像是一个瘫痪的病人被打开了“？门”，一下子又恢复了青春的活力，　变得生气勃勃起来。全党的思想已基本上从两个凡是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端　正全党的思想政治路线的时机成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彻底清算极左思潮，确立新的党的思想路线。这是决定性的一战，　邓小平和华国锋都在进行着紧张的准备，以决雌雄。
1978　年　11　月，经过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王震、李先念、邓颖超及
许许多多老同志的斗争，华国锋不得不同意为天安门事件平反。11　月　14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决定为天安门事件平反。15　日，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　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　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　反，恢复名誉。对于在天安门事件中被拘捕审查的　388　人，经北京市公安局
于　1978　年　4　月成立复查组进行复查，结果没有一个反革命分子。这些无辜者　被平反、恢复名誉。
在党的代表正确路线的老同志的压力下，华国锋在　12　月　13　日的中共中　央工作会议的闭幕式上被迫作了检讨：“去年　3　月中央工作会议中关于‘凡　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论，都必须制　止’，这些话都讲得绝对了。去年　2　月　7　日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　好纲》，也讲了‘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　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　它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现在　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
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式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讲的第一个问题是《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　大问题》，他历数思想僵化所带来的死守条条框框、随风倒、不从实际出发　的本本主义等“怪现象”，着重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如同过去搞革命　一样，必须靠实是求是，这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基础。他又着重指出，当前，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就必须解放思想，克　服党内由于种种原因而形成的思想僵化的状态。他尖锐地指出：“不打破思　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他指出：　“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　要解放思想的讨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　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的问题。”
邓小平和许多老同志讲话，为　5　天以后，也就是　1978　年　12　月　18　日举行　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准备，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报　告的主题。
1978　年　12　月　18　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结束了　1976
年　10　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　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　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　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　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　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关于加　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　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　非问题。
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
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　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　在这次全会上，陈云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邓颖超、王震、胡耀邦　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　任重等为中央委员。全会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被选为检查委　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
王鹤寿为副书记。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拨正了革命航向，其意义不下
于　1935　年　1　月红军长征途中，党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　议，即“遵义会议”，故时人称这次全会为第二个遵义会议。邓小平为这次　会议定下了主题，是会议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在这次全会上，虽然华国锋仍担任党中央主席，但是就党的指导思想和　实际工作来说，邓小平已经成为党中央领导的核心。
在邓小平的支持和领导下，全党、全国开始进行拨乱反正，不觉就到了
1979　年的　9　月。
9　月　3　日这天，邓小平一早来到办公室，处理了一些文件。秘书轻手轻　脚地走进来提醒说：“开会的时间快到了，耀邦同志已在常委会议室等候。”　邓小平看看表，“哦”了一声，便走出办公室，去参加常委听取“两案”审　理的汇报会。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一百四回　建法制开历史审判判主犯平文革冤案


话说　1979　年　9　月　3　日，邓小平离开办公室，前去中央常委会开会的会议　室，准备和其他常委一道，听取中央“两案”小组组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　长胡耀邦关于“两案”审理的报告。
“两案”即林彪反革命集团案和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978　年　12　月召开　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非常重视民主法制的建设。十年“文革”浩劫当中　“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的惨痛教训太深刻了，饱受其害的中国人民　呼唤着民主和法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应人民的要求，庄严宣告：为了　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　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全会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　其常务委员会，应把立法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完善各种法律，使人们有　法可依。
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中央决定对林彪反革命集团一案和江青反　革命集团一案严格依照法律程序进行审理，坚决废弃“文化大革命”中所采　用的脱离党和人民的监督，离开法律程序的专案组这种办案方式。由于“两　案”的主犯原来都曾在党内担任高级职务，所以中央责成刚成立的中共中央　纪律检查委员会先对两案进行清理和审查。为此，中央专门成立了两案审理　小组，组长由中组部部长胡耀邦担任。
经过近　9　个月的工作，胡耀邦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两案的审理
情况。胡耀邦汇报完毕后，常委们都望着邓小平，请他拿主意。邓小平吸着　烟，讲出了自己的看法：“应该判刑的人中，罪恶很大，是要判无期徒刑的，　判刑的多少，判几个人，看罪行。黄、吴、李、邱，还有陈伯达可算一案。　王、张、江、姚作为一案。把它作为篡党夺权，阴谋政变的集团案子来处理。　不要一个人一个人地判，按集团，起诉书把他们的罪行写出来。审判的时候　把他们的主要罪行，祸国殃民的罪行写出来就行了，其他小的罪行不一定那　么细。不在于小的罪行。在于他们祸国殃民，阴谋政变，篡党夺权。”
主持会议的党中央主席华国锋担心地说：“审判的时候，这些人可能胡
搅蛮缠。比如江青，她给你说这是毛主席讲的，那是谁讲的。甚至可能攻击　中央的一些同志。”邓小平断然地说：“江青胡搅，可以把她怎样损害毛主　席的具体事写出来。”
中央政治局常委又研究了将来审判时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对“两案”的
审判作了部署。　这次会议之后，对“两案”的清理和审理工作大大加快了。公安预审和
检查侦讯结束后，1980　年　9　月　28　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16　次会议作出　决定，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会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　高人民检查院的建议，作出《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检查院特别检查厅和最高人　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决定》；任命最高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兼特别检察厅厅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兼特别法庭　庭长；决定特别法庭设两个审判庭，任命曾汉周为第一审判庭审判长，伍修　权为第二审判庭审判长；决定特别法庭的判决是终审判决。
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审判拉开了序幕。
1980　年　11　月　18　日下午，由十六辆汽车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地向北京城

的西北方向开去，沿途经过的十字路口，都是绿灯闪烁。隔三差五，就可以　看到停在路边的警车和全副武装的部队。
晚上八点钟，车队在严密的警卫下，驶近了昌平县的一所古堡式的建筑，　这里就是著名的秦城监狱，现在它是关押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地方。
1971　年九·一三事件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被逮捕，他们先　是被关押在北京顺义县的一座兵营里，1976　年　12　月被移送到秦城监狱关押。　这时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也被移送到这里关押。两案的几十名案　犯也都先后送到这里关押。
监狱当局尽管事先已得到押解犯人的通知，但还是按照规定，一丝不苟　地查验了来人的各种证件，办理了有关手续，这才让车队驶进监狱。黄永胜、　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已吃过晚饭，接到出庭的命令后，他们收拾了一下　生活用品和换洗衣服，便上了汽车。
车队出了秦城监狱，以每小时五十公里的速度向城里开来。前导车在前　开路，指挥车居中指挥，最后是两辆机动和救护车。黄、吴、李、邱们乘的　车在指挥车的前面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