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一个大党衰落的启示-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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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想利用职务之便阻止他参加一切政治活动。为此，斯大林命令
逮捕了维诺格拉多夫。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件事发生后，克里
姆林宫医院马上就出现了“揭发者”和“告密者”，一大批医学家被
捕入狱。如果不是斯大林的死，那些被抓起来的专家和医生的命
运将是十分悲惨的。
斯大林还亲自参与了某些恐怖事件的处理工作。斯大林的女
儿斯维特兰娜回忆起这样一件事情：“在偶然一次和父亲在别墅
会面时我走到他房间里，正好听见他在和什么人打电话。我在旁
边等着。电话里是别人在向他汇报，他听着。后来，他像下结论似
的说了一句：‘好吧，汽车车祸。’我清清楚楚记得他当时的语气：
不是提问，而是肯定语气，是答复。他不是问，而是提建议：汽车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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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根本没有发生任何车祸。‘汽车车祸’是我父亲在别人
向他汇报执行情况时建议的正式说法。”第二天，斯大林告诉女
儿，他们的一个熟人因车祸死了。这件事对她的影响是无法估量
的。斯维特兰娜在斯大林死后离开了祖国，同时也彻底放弃了对
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信仰。
使用暴力带来的国家性质的异化和党本身的异化，对党和国
家与人民的联系产生的消极后果，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早在
年，列宁就深刻地指出
“：以前的历次革命所以失败，就是因
为工人靠强硬的专政不能坚持下去，工人不懂得单靠专政、暴力、
强制是保持不住的；惟有掌握了文明的、技术先进的、进步的资本
主义的全部经验，使用一切有这种经验的人，才能保持得住。
”
热衷于恐怖不是斯大林个人的爱好。布尔什维克党掌权之
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与之合作。但当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
与本党的主张发生矛盾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不但退出政府，而且参
与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叛乱，由布尔什维克党的合作对象变成了苏
维埃政权的镇压对象。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上，俄共党内
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派别不同意列宁的签约主张。当同样反对
和约的左派社会革命党提出逮捕列宁为首的人民政府成员、建立
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联合政府时
“，左派共产
主义者”中居然有人参与讨论这个建议，只是由于布哈林等人的
坚决抵制才未付诸行动。看来，对暴力认识上的偏执和滥用暴力
手段，是俄罗斯政治中始终存在的一个特点。它和政治民主不发
达密切相关。
斯维特兰娜
阿利卢耶娃：《仅仅一年》，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印，第
页。
《列宁全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
月第
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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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无忌惮的官僚主义
权力失去制约，必然导致腐败。苏共党内的腐败现象，发端于
斯大林时期。
有一种说法认为，斯大林时期苏共党内没有腐败现象，或腐败
现象非常罕见。这是有待商榷的。我们知道，腐败现象不单单是
一种作风，而是附生在失去约束的权力之上的毒瘤。斯大林时期
腐败现象不如后来严重，这是事实。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腐败现
象才像瘟疫般泛滥开来。但是，很难把这一点作为说明腐败现象
和高度集权没有联系的理由。腐败本质上是权力的滥用。至于权
力滥用以什么样的形式体现，则要依具体情况而定。一方面，在计
划经济（即短缺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物质生产还
处于低水平的条件下，在货币甚至被看做是资本主义因素的条件
下，腐败现象不可能表现为后来我们看到的那种权钱交易。另一
方面，在斯大林个人独揽大权的情况下，这种权力滥用的形态在很
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他个人的好恶。一旦失去斯大林的信任，一个
人的政治生命乃至物理生命都可能会完结。斯大林个人对腐败现
象肯定是深恶痛绝的。这样，权力滥用就以更加隐蔽的形式出现，
更多地要表现为其他形态，例如官僚主义、欺压群众、特权现象等。
这是斯大林时期一个很大的特点。
利用国家权力为少数人服务，是斯大林时期最无可置疑的事
实。斯大林时期，对党的各级干部，一方面实行高压政策，强迫服
从、严厉镇压；另一方面，又许以种种特殊待遇。干部特殊化逐渐
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此基础上，逐渐产生了一个其利益和普通
大众有别的官僚特权阶层。在这一时期，列宁时形成的配给制发
展到了非常精细的程度。有各种各样的配给制：供家属用的，供职
工用的，供人们在工作单位用的，还有几类专门供首长使用的，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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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字母卡。作为补充，还有各种商品的购货证和票券。普通
老百姓是绝对没有可能得到这些东西的。因此，把配给的和用购
货证买到的酒类、衣料、鞋套、鞋类及其他各种杂物拿来进行投机
倒把，几乎成了高中级干部家庭正常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在这
方面，前美国驻苏大使戴维斯有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他认为党
和政府领导人的个人生活“无可挑剔
”
“。高级官员中没有贪污现
象，他们的习惯很简单。在克里姆林宫他们过着优越的生活，在乡
村有自己的别墅，配有汽车和各种舒适的生活用具。他们非常注
意避免炫耀。委员的工资据报道每月不超过
卢布，不过他们
做什么事都不要钱。
”如此“无可挑剔”！
这一时期，最低工资和最高工资之比大约为
。其实，工资
的差别不是最主要的东西。表面看，甚至可以说工人和行政人员
在工资水平上实际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如果从特权的角度看，情
况就大不相同。党和国家的官员有自己的特供商店、内部餐厅、豪
华住宅、郊外别墅等。行政命令体制的加强不仅使行政人员数量
增加，而且也使特权阶层扩大，出现了为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规
定的各种不同待遇的等级制度。工作人员根据不同职务到不同的
专门医院就诊。斯大林还在官员中实行“钱袋（
”即中国人所说的
“红包
”）制度，即领导人员的工资附加款。其数量按职位高低从
几百卢布到几千卢布不等。这笔钱装在信封里秘密发给，不上税，
甚至交党费也不包括在内。部长级人员从这里面可得到
万多卢
布，相当于
年改革后的
多卢布（这一时期机关工作人员
的月工资大致为卢布）。连戴维斯也认为，在苏联“，政
府本身成了打上各种阶级烙印的官僚机构。如特权、高水准的生
［俄］格
阿
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
年版，第
页。
［美
约瑟夫
戴维斯：《出使莫斯科》，红旗出版社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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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等等。实际生活表明，政府高级官员可以享受特别的高级生活
服务，例如在克里姆林宫饭店为他们提供高级生活享受。这里从
上到下都能发现阶级的迹象”。“党员构成了一个明显的特权阶
层。便说一句，在整个官僚阶层中，党的官员又居于它的上
层。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的待遇要比一般政府人员的待遇更好些。
年，党内官员的工资比同级政府官员的工资可高出
罗兰，
在
甚至对苏联满怀热爱之心的法国著名文学巨匠罗曼
年应邀对苏联作了一个月的访问后也坦率地承认，“对党
自身来说，可能不知不觉地形成由久经考验的领导人、忠于党的技
术工作者、各种先进生产者以及工人大军、集体农庄庄员大军和士
兵大军的精英人物组成的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他观察
到“，宫廷中的达官显贵（即使应该得到这种恩赐）过着特权阶级
的生活，但人民却仍然不得不为了谋取面包和空气（我想说的是
住房）而进行艰苦的斗争”。看到这一切，笃信苏联人确实是“在
为全人类更美的、最好的、灿烂的未来而工作”的罗曼
罗兰是很
受刺激的。
当然，以今天的观点看，这点特权也许已经不算什么。但是，
如果考虑到，一方面，是官员无所不在的特权，另一方面却有几百
万普通农民饿死在穷乡僻壤，那么可以说，这种特权给共产党执政
的合法性带来的冲击，绝不亚于今天的腐败现象。
实际上，因看到特权现象而对社会主义信念产生疑问的不仅
仅是国外的旁观者，更主要的是本国的普通党员和群众。也就是
从这里开始，以前形成的道德标准逐渐走向崩溃。“许多共产主
义原则被迫放弃。至少是暂时放弃。‘无阶级’社会的设想在实
［美］约瑟夫
戴维斯：《出使莫斯科》，红旗出版社
页。
年版，第
〔法］罗曼
罗兰：《莫斯科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法
罗曼
罗兰：《莫斯科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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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已经或正在被摧毁。
”①
官僚阶层一旦形成并把自我服务作为目的，国家遭受巨大的
浪费和损失就不可避免了。赫鲁晓夫在他退出领导岗位后经过反
思，清楚地描绘了斯大林时期官僚机构已经具有的那种自我服务
的性质：“每个庞大的行政管理机关总是要设法表明自己的存在
是有道理的。为此，它炮制出一封封的电报，到处派出视察员，来
来回回地重复电报中提过的事情，检查本部经费的使用情况，以及
发出诸如‘只应喝煮沸过的水’等陈腐无味的通告。
”②
官僚主义的泛滥和官僚阶层的形成，不能不对党和国家的性
质产生影响。至于这种影响达到的程度，学者们的看法不完全相
同。苏联学者布坚科把官僚阶层看做一个独立的阶级，断言
“：斯
大林政权就其社会阶级本质而言是党和国家官僚的政权。”他论
证说，这个政权从工人阶级政权蜕变而来：国家职能与工人阶级和
劳动者的利益越来越分离，因此具有相对独立性并进而具有另一
种内涵，即国家机关越来越受制于党和国家官僚以及斯大林上层
统治集团的压力。官僚是由社会分工必然产生的，但官僚阶层的
出现则由于权力失去监督，官僚脱离群众，如列宁所说，变为脱离
群众、站在群众之上、享有特权的人物
“，这就是官僚制的实质”
。
布坚科认为，以往对官僚往往笼统地否定他们的独立作用，认为他
们“虽力求达到个人专制，但它终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这显然
估计不足。另一个苏联学者布列特涅娃也认为，在实行公有制的
社会主义国家中
“，国家管理机关已经变成了惟一的、有无限权力
①［美］约瑟夫
戴维斯：《出使莫斯科》，红旗出版社
页。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年版，第
年版，第
页。
③马尔科维奇、塔克等：《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上册，中央编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列宁全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
月第
版，第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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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配者，因此也就是国家财产的实际占有者，国家管理机关甚至
通过自己的指示、命令和规章，即通过企业的惟一行动指南的‘小
法典’（绝不是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自己的所有权。于是官僚
即国家管理机关中的公职人员就变成了一个实际掌握生产资料的
阶级，而城市和农村中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直接生产者
则变成了一个实际与财产分离的阶级”
。当然也有些学者仍然
坚持不把官僚阶层看做独立阶级的观点。不过，无论哪种观点，多
数学者都承认官僚阶层的存在。
官僚机构的自我服务，与“公仆”论“、先锋队”论等官方意识
形态形成巨大反差。只要搞好了和上级的关系，官僚是可以不向
人民群众负责的。甚至可以不做任何事情。斯大林自己就曾经在
年苏共十七大上描述过他和一个地方干部关于播种的谈话：
“我问：‘你们的播种工作怎样了？
’
他答：‘斯大林同志，你问播种工作吗？我们已经动员起来
了。
’（笑声）
我问：‘那末结果怎样呢？
’
他答：‘我们把问题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了。
’（笑声）
我问：‘那末以后又怎样呢？
’
他答：‘斯大林同志，我们有了转变，马上就会有转变。
’（笑
声）
我问：‘究竟怎样了？
’
他答：‘我们那里有了一些进展。
’（笑声）
我问：‘可是你们的播种工作究竟怎样了？
’
他答：‘斯大林同志，我们的播种工作暂时还毫无头绪。
’（哈
①马尔科维奇、塔克等：《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上册，中央编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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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大笑）
”
斯大林是把类似现象作为干部工作的态度和水平来嘲笑的。
但是，如果联系一下当时业已形成的体制，想一想为什么会出现这
种情况，就不会觉得有什么可笑之处，相反，倒是使人感到深深的
悲哀。
在斯大林本人是否搞特权的问题上，似乎存在不同的看法。
一种较为普遍的说法是：尽管斯大林在许多问题上犯了错误，但对
待自己是严格的，包括生活作风、对待子女等方面。对此可以相
信。但是，很难说斯大林对特权现象的泛滥没有任何责任。斯大
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回忆道：“他的生活全部由国家包干。每个
月从苏共中央、国防部、部长会议以及其他由他当荣誉成员或象征
性成员的机关源源不断寄来的工资口袋，他看也不看，就塞在抽屉
里了。克里姆林宫住所里有一张这样的书桌。后来所有的东西运
到了别墅，那里也有一张他从来不用的书桌。抽屉里放满了这样
的工资口袋，等一塞满就不知把它们弄到哪儿去了。
”此外，不可
否认，斯大林在建立官僚等级制和特权制度方面，确实是有意识地
做了许多事情。客观上造成了这样一种后果：服从和听话，便一切
都有；独立思考、标新立异，就有失去一切（甚至生命）的危险。赫
鲁晓夫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