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一个大党衰落的启示-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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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会变得更加放纵。
对于斯大林对党内同志的杀戮，有人认为是一种必要的代价，
似乎用牺牲一批革命家的代价来保住一个哪怕是变了形的社会主
义是值得的。先暂且放下建设社会主义是否必然要用革命者自己
的鲜血作祭品这一点不论，这种议论，显然没有把由此产生的道德
堕落计算在内。但是，以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为重要目标的党居
然可以忽略人们的道德状况不计，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
离开了人，离开为了人这个目标，社会主义还有什么意义？
①马尔科维奇、塔克等：《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上册，中央编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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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爱德华
拉津斯基：《斯大林秘闻》，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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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道德的毒化
“左”的思维对人们思想产生的消极后果，还有一个不可忽视
的方面，就是对社会道德和党的道德的毒化。在斯大林模式下，不
可否认，苏联经济有很大的发展。行政命令的方法产生了一定的
成效。年，取消了面包和其他一些食品的配给制。到
年，集体农庄庄员在完成交售任务之后，按劳动日得到了约
亿
普特谷物和其他粮食，在个人经济中，他们拥有
万公顷的庄稼
地，
多万匹马和骆驼，超过
万头），
万头猪，约
万头牛（其中奶牛
）万只绵羊和山羊。在工业方面，总产量从
年到
年增长了
倍
。但是，如果
认为，经济的发展等于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人的尊严的增长，那
就大错特错了。相反，如果经济发展了，却没有带来社会道德水平
的提高，没有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尊严，那么，经济的成就是要大打
折扣的。传统党建模式的一个巨大缺陷，就在于它忽视了这方面
的问题。
在这个模式中，人的品质的恶劣的一面得到鼓励。一些人出
于自我保护和政治投机的需要，干起了用出卖甚至诬陷别人来为
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的行当。最典型的恐怕是贝利亚。贝利亚一开
始从格鲁吉亚来任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的副职时还常说：“这里
发生的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们正在到处抓人和关人，甚至包括一
些省委书记。整个事情搞得太过头了。我们必须及早制止它，免
得太迟了。
”然而，就是这个贝利亚，后来却变得极其无耻。据说
倍，重工业增长了
①马尔科维奇、塔克等：《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下册，中央编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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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爱德华
拉津斯基：《斯大林秘闻》，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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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替了叶若夫成为国家安全部门的头头后，在谈到任何一个嫌
疑犯时常说一句话
“：你听着，只要把他交给我一个晚上，我会叫
他供认他是英国的国王。
”
古比雪夫州委第二书记揭露的第一书记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一个典型：“在波斯特舍夫同志身上出现了一种新作风。他开始
到处大喊大叫说，哪里也没有正派人，敌人却很多。。波斯特舍夫
经常把区委代表叫来，然后便拿出放大镜仔细观察他们用的学生
练习本。所有练习本的封皮都已被撕掉，因为波斯特舍夫曾在一
个封皮的图案上认出了法西斯德国纳粹党党徽。所有的市委书记
和区委书记都配备了放大镜。
”
党的道德的堕落使一些没有什么信念、道德品质低下的人在
党内官运亨通。卡冈诺维奇无疑就是其中的一个。布哈林对这个
人的评价是非常辛辣的：你只能遗憾为什么老天爷把这么多的聪
明才智赋予了这么一个道德品质为众人所不齿的人。在党内这个
人是以言而无信著称的。他的诺言从来靠不住：自食其言、睁眼赖
账和许愿保证来得同样容易。这也许应当由他上台的时代环境来
负责。但从另一方面说，对于这种口是心非风气的盛行，他的贡献
比谁都大
。
在人的品行方面，叶若夫怕是更比卡冈诺维奇有过之而无不
及。说到叶若夫，布哈林的评价中充满义愤：“我活了这么大岁
数，从没遇见过比叶若夫更叫人讨厌的个性。我看见他，禁不住想
起拉斯捷拉也夫大街上的小无赖。他们最爱干的营生就是把一张
蘸了石蜡的纸系在猫尾巴上，把它点燃，然后兴高采烈地看着这只
吓坏了的小动物一溜烟窜到大街上，绝望而徒劳地躲避愈烧愈近
的火苗。我确信叶若夫小的时候一定爱用这种方式取乐，他现在
①［美］爱德华
拉津斯基：《斯大林秘闻》，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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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贵州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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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是用另外的形式继续干同样的事而已。你只要观察他一遇机
会就怎样欣喜若狂地整治任何一个老反对派分子就明白了。曾有
好长一段时间，他在党内的官运似乎并不那么亨通。他遭人厌恶，
遭人藐视。他对那些原先在党内身居高位的人有能言善辩的
知识分子（而他自己不会演说）、有出名作品的著作家（而他自己
除了打小报告，别的不会写）、有光荣历史的老革命家（而他自己
在地下时期还没有参加工作）蓄积了一肚子的怨恨。到了打
出使布尔什维克党‘年轻化’的正式旗号，对老布尔什维克进行迫
害的时期，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在这方面大显身手了。大自然绰绰
有余地赏赐给他的惟一才能，就是在幕后施展阴谋诡计。凡有发
挥这种才能的机会他从不错过。在组织局和中央监委机关将近十
年的工作，使他对党的机器中的主要干部的个人特点了解得十分
透彻。他天生嫌恶有丝毫独立见解或坚持自己看法的人，一个一
个地撤掉这些人的职务，换上那些惟上司之命是从的人。”以布
哈林这样的思想理论道德素养，恐怕不能说布哈林表达的只是个
人受委屈后的不满和怨恨。
“左”的东西也需要“事实”的支撑，尽管这些“事实”实际上
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存在
这样，撒谎、说假话就成了党内和社会上
的流行病。个人迷信的泛滥和国家权力的滥用极大地加剧了这一
病症。对此布哈林有深切的体会。他描述了高压政治下自己的心
情“：要做个忠诚的人吧，党要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吧，这几乎是
不可能的；那就等于要当情报员，偶然听来几句反对派的言论，碰
巧发现一份反对派文件，你就赶紧跑到中央监委去报告吧。一个
要求它的党员做这种事情的党，绝不能要求人家把它看成是一个
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团结在一起的相同观点的人们的自由联合。我
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撒谎，否则混不过去，然而撒谎也不应超过一定
《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贵州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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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度。
”
大家都讲假话的政治是“泡沫政治”，如同大家都不顾效益的
投入是泡沫经济一样。这种泡沫政治，迟早要导致人们对政治的
幻灭。列宁绝对反对向人民掩盖真相。他强调：“用美好的词句
掩饰令人不快的真相，对无产阶级事业来说，对劳动群众的事业来
说，是最有害最危险的事情。不管现实如何令人痛心，必须正视现
实。不符合这一条件的政策是自取灭亡的政策。”他认为“，迄今
那些已灭亡的革命政党，它们之所以灭亡了，就是因为它们骄傲起
来，不知自己力量之所在，因为它们怕说出自己的弱点。可是我们
不会灭亡，就是因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而且能够学习克服
这些弱点”。
但是，在斯大林时期，掩盖、欺骗和粉饰成为实现党的领导的
基本手段。在全世界享有盛名的法国作家罗曼
罗兰，年
月曾应高尔基之邀（实际上也是斯大林的邀请）对苏联进行
访问。尽管访问期只有短短的一个月，但凭着作家的敏锐观察，他
还是看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当然他只讲到了一方面，即如何看待
超出苏联国界的外部世界方面），并正确地预见到了问题的严重
性。他写道：不仅工人的个人自尊或者工作自尊“，而且苏联公民
的自尊，都以歪曲真相的代价而得到强化。来自国外的消息本来
能使苏联劳动者对他们国境之外的世界上的事态具有正确的概
念，但这种消息却遭到系统的隐瞒和歪曲。我确信，他们倾向于低
估，并且有时甚至过分低估其他民族的生命力。即使资本主义政
府和制度是他们的敌人，也不能低估它们的生存力。千百万正直
的苏联劳动者坚信，他们拥有并且亲自创造了一切最美好的东西，
而其余的世界丧失了这些美好的东西（学校、卫生设施等）。青年
①《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贵州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页。
《列宁全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
月第
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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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自由地将自己的智力成就和思想与他们的西方朋友的成就
相比较。真担心有朝一日突然发生这样的事，就会产生动荡。”
罗曼
罗兰毕竟是世界级的大师，对人性把握得极其深刻。我们
看到，后来，在整整
年之后，这种动荡果然发生了。
到此，似乎有必要谈谈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关于共产党人的
价值观，可以写一整部的著作。但是，无论什么价值观，实际上都
不能离开人这个核心。资产阶级价值观之所以进步，就因为它一
反以前社会使人从属于封建专制的状态，把人树为整个社会的中
心。无产阶级理应比资产阶级更进步，因为它能够把资产阶级说
了但做不到的东西做到、做好。如果社会主义社会没有把人放在
应有的地位，忽视、甚至轻视人的价值，忽视甚至轻视人的尊严的
价值，那么，这个社会主义至少要打一半的折扣。而这正是斯大林
模式的最大缺陷所在。如果社会主义连人性都不放在眼里，那么
这个“社会主义”是绝对站不住脚的。处于这样一种状态的党，注
定要退出历史舞台，只是时间的长短先后而已。一个实际上鼓励
党员说假话的党，道义上首先就已经灭亡。
布哈林对“左”的思维对人的心理和道德的毒化给予关注。
他曾尖锐地评论了斯大林时期的党内状况给政治道德带来的消极
后果。一位会见过布哈林的民主党人谈到这方面的情况。他讲到
布哈林的观点：最坏的演变还不在于集体化当中那些可怕的事。
最坏的演变在于那些参加了这个运动没有发疯而变成了职业官僚
的共产党员们心理面貌的变化。从此以后，在他们眼里恐怖手段
成了正常的行政方法，对上的惟命是从变成了最大的优点。“他
们不再是人，他们真地成了一部可怕的机器上的齿轮。”他认为，
现在正发生着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们的真正的非人道主义化，一
①［法］罗曼
罗兰：《莫斯科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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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的目光是忧虑
而深邃的，但他无法扭转这种状况，因为连他自己在这种已经成气
候的毒化气氛中都自身难保。
鉴于上述情况，党本身的性质，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性
质，都变得十分可疑。历史已经表明，对人的尊严的侵犯，往往会
使社会主义取得的所有成就都相形见绌，变得次要，甚至付诸东
流。
斯大林的镇压政策使得一些老革命家忧心忡忡地看着局势的
变化，有些人想通过非常的手段把斯大林从领袖的位置上换下来。
例如，布哈林就曾经与加米涅夫等人秘密商量过这类事情。议论
布哈林等人是不是在搞阴谋、搞派别活动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斯大
林的高度集权已经使得任何通过正常的渠道辩明是非的设想都成
为不可能。
不过，这种尝试还是失败了。
综上所述，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这套传统党建模式，及其难以克
服的种种弊端，显然成为后来苏共发生党内危机和党的执政地位
受到挑战的根本原因。实事求是地描述传统党建模式的这些弊
端，不是刻意要贬低苏共作为一个伟大的党取得的成就，不是要把
斯大林描绘成一个暴君，更不是要否定已有的对社会主义的探索。
描述这些，是为了让今天仍在探索的我们牢记历史的惨痛教训，不
再犯同样的错误。
不难得出结论：对于列宁的建党思想，斯大林主要是继承了其
中强调集中的一面。在实践中，这样做的结果，就是逐渐形成了一
个以高度集中、缺乏民主为主要特征的党的建设模式。这种过度
集中的模式是与党执政的要求不相适应的。它没有摆脱党领导革
命暴动时形成的那种机制的窠臼。尽管在特殊情况下，例如在为
个把苏维埃政权变为“铁蹄”帝国的过程
《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贵州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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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外来干涉加速建立国家工业基础时期，在卫国战争时期，这个
模式都有值得肯定的历史功绩，但总的来说，这个模式和计划经济
模式一样不适应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其弊端越来越明显地
暴露出来。它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党的建设实践都带来了严重
的、消极的后果。斯大林为苏共建造了一个外表强大、内部却问题
成堆的大厦。这座大厦会不会坍塌，要取决于时间，取决于有没有
政治地震。
而时间是要无情地前进的，政治的运作也不会始终一帆风顺，
一如地壳运动是地球生命力的所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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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死了。但是，斯大林留下的那套传统党建模式，却在苏
共身上牢牢地扎下了根。这套模式曾使苏共得到了许多，但也使
它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最基本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怎样利用
这套模式来推动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二是怎样利用这
个模式继续保持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支持。因为实践证明，在
这两个方面，传统党建模式都越来越显露出某些严重的缺陷和难
以胜任的征兆。斯大林之后的苏共领导人不得不正视现实，对存
在的问题进行思考，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改革的道路。但是，和经济
领域的改革一样（确切些说，还不如经济领域的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