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一个大党衰落的启示-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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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更换率、任职届数都作了具体的规定。
领导干部定期更换制有如下主要内容：“在选举党的机关的
时候，应遵守经常更换其成员同时又保持领导的继承性的原则。
在每次例行选举的时候，苏共中央委员及其主席团的成员至少更
换四分之一。主席团委员一般最多只能连续当选三届。某些党的
活动家，由于他们享有公认的威信，具有高度的政治品质、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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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和其他品质，可以在更长的时期内连续选人领导机关。在这
样的情况下，有关的候选人在不记名（秘密）投票方式下至少有四
分之三的参加者投票赞成方可当选。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边
疆区委会、州委会的成员在每次例行选举时至少更换三分之一；党
的专区委、市委、区委、基层党组织的党委会或支委会的成员至少
更换一半。同时，这些党的领导机关的成员可以连续当选，但最多
不得超过三届。基层党组织的书记可以连续当选，但最多不得超
过两届。全体大会、代表会议、代表大会根据政治品质和业务能
力，可以更长期地将某一工作人员选人领导机关。在这种情况下，
至少须有参加投票的四分之三的共产党员投票赞成，方可当选。
由于期满而不再是党的领导机关成员的党员，可以在以后选举时
重新当选。
”①
任期制的确是赫鲁晓夫的一个重大举措。根据任期制，赫鲁
晓夫时期的干部更新率是相当高的。据统计，这一时期中央委员
的更换率，二十大为，二十二大为年当选的中
央委员
人，到
年二十二大只有
的人继续当选。中
央部一级领导干部在这个时期更换率高达。基层党组织
书记的更换率最高每年更换
。根据苏共
年的统计，在
党的州委员会和加盟共和国第一书记中，担任这一职务不到三年
的占，党的区委会和市委会的书记，工作不到三年的占
。干部大规模更新的积极意义在于，它使干部知识化专业化
水平有了提高。据统计，年，半数以上的集体农庄主席和
的国营农场场长受到专门教育。到
年，在边疆区和州一
级，有的工业书记、的农业书记受过高等教育。不
过，赫鲁晓夫的这一着棋也产生了负效应。它明显侵犯了干部们
的特权，在干部中产生了强烈的不稳定感。受这一条款打击最重
①《苏联共产党第
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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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召开一次，因而任何中
央委员或中央主席团委员的最长任期都有
的是中层干部。因为党的代表大会每
年之久，而区委、市
委和州委的改选按规定每
年举行一次，因此这些机关及其下属
组织中的任职期限最多只有
年。这导致了这层干部的不满，是
促使他们起来推翻赫鲁晓夫的一个重要原因。
实际上，赫鲁晓夫改革了任期制，却没有触动斯大林时期形成
的变相任命制。这使得改革不配套，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有效的
机制。所以有人把赫鲁晓夫称做“穿歪鞋走路的人”。
第三，改组党对国民经济的领导。赫鲁晓夫和苏共不觉得党
直接管理经济有什么不对。在他们看来，关键在于要管得具体和
科学。只是从这个角度认识，苏共才认为，旧的党组织形式在某种
意义上已成为党领导生产的障碍。苏共认定，为“保证对工农业
生产的更具体的领导”，应当以生产原则为基础自下而上地改组
党的领导机构。
根据这一思路，年
月，苏共中央召开全会，决定对党
的领导体制进行改革。全会认为，在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条
件下，党的作用无比增长，对国民经济的领导进行组织上的改革具
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此，“必须过渡到自下而上地建立党的领
导机关的原则”
“，自下而上地改组党的领导机构”。这项改革的
具体内容是：在边疆区、州的范围内成立两个独立的党组织领
导工业生产的党委会和领导农业生产的党委会。在苏共中央和各
加盟共和国中央则成立相应的中央工业生产领导局和农业生产领
导局。为了解决具有全共和国意义的问题和协调两个专业局的工
作，在加盟共和国的党中央选出中央主席团。这一改革的中心内
容是为了便于对经济进行直接的具体领导，仅仅按生产的原则建
立党的领导机构，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党的机构要兼管某一地区的
全部行政和生产工作。在原各级党组织基础上分别设立领导工业
的党委和领导农业的党委后，党组织被人为地分成了“工业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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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党”两个部分。
这种设置使领导工作完全乱了套。它至少带来了如下问题：
第一，造成了难以克服的不协调。集体农庄自然归农业党委管，随
之而来，农庄里为它们提供服务或加工农产品的工厂党组织和党
员也要归农业党委管。与此同时，既为农庄农场、也为城市提供师
资的师范学校，以及既为工业、也为农业提供用品和服务的工厂则
要归工业党委管。一旦涉及双方的问题，只有两个党委进行协调
才能解决。第二，机构不可避免地臃肿起来。跟着两个党委的建
立，也建立了两个苏维埃执委会。下面的附属机构随之产生：两个
卫生局，两个教育局，两个财政局，两个文化局，甚至还有两个民兵
指挥部等。各州党政机关和干部的数目大量增加，工作程序更加
繁琐。两套机构运作不是给工作带来了效率，而是使官僚机构相
互扯皮的现象更为严重。米高扬在回忆录中谈到这种情况：一个
人要办工作证或其他证件，需要乘车到设在很远的生产管理处去；
一个人病了，由于管辖部门不同而不能就近治疗；在某个地方居
住，但所属单位不在本地，享受附近的文化设施就要受到限制；甚
至有了事情也不能找不是本系统的民警；等等。
用这样一个所谓重大措施来加强党的领导，其效果只能适得
其反。
改革，还是沿袭？
如果说，在上面所述的若干方面，赫鲁晓夫想改变斯大林时期
的某些做法，却没有找到更科学的替代物的话，那么，在另外许多
方面，赫鲁晓夫则完全没有摆脱传统模式的束缚。其思路仍然是
斯大林式的。
例如，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问题上，赫鲁晓夫和苏共没有得
出新的结论。正是在批判斯大林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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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斯大林工业化和集体化路线持充分肯定的态度。他强调：“试
设想一下，倘若年指望靠‘印花布的工业化’、依靠富
农的右倾政治路线在党内取得胜利，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那
我们就不会有强大的工业，不会有集体农庄，我们在资本主义包围
下就会手无寸铁、束手无策。
”当然，赫鲁晓夫也对斯大林的某些
过火行为进行了纠正。例如，他指出，由于农业领导中的缺点，违
反了物质利益的原则，农业的发展速度显然落后于工业发展和居
民对日用品需要的增长速度：年到
年，工业产量增加了
倍，农业总产量只增加了
。因此他提出要重新确定一系
列重要原则来保证农民的利益，如“在集体农庄内，除主要的具有
决定意义的公有经济外，每一个集体农户都有权保有小规模的经
济作为个人财产”；提高畜产品、马铃薯和蔬菜的征购和收购价
格，并降低义务交售的定额；等等。他甚至认为，斯大林时期的粮
食收购政策带有“余粮收集制的性质”，对农村经济起着破坏作
用。
在用行政命令方式领导经济方面，赫鲁晓夫没有离开斯大林
的基本观点。国家制定计划，农民完成计划，仍然是赫鲁晓夫思考
农民问题的基本思路。所以，到后来农业形势稍有好转的时候，特
别是
年和
年农业取得大丰收之后，他就头脑发热了，一
味追求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当高指标变成了对各级党组织的死命
令后，弄虚作假的现象便愈演愈烈。于是出现了这样的事情：梁赞
州的州委书记拉里奥诺夫，为了迎合赫鲁晓夫，提出了比计划要求
更高的指标，保证州内各农庄将肉类产量提高
倍，其中国营农场
提高
倍，出售给国家的肉类增加
倍。为了达到目标，州党委下
令，不仅肉用牲畜，而且奶牛和种畜也一律宰杀。从农民手里买牲
畜，只打欠条，不付现金。各农庄和国营农场在这种强大压力下，
不得不到别的州购买牲畜，然后低价卖给政府。其他州起而仿效。
梁赞州通过这类办法完成了高指标，拉里奥诺夫为此获得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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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梁赞州黔驴技
穷，再也无法完成任务，拉里奥诺夫被迫自杀。
在对农民的基本估计上，赫鲁晓夫的偏见与斯大林一脉相承。
他说过
“：说实话，如果我们主要指靠个体交售者，那就等于承认
自己无能。如果拥护这种‘理论’，这种‘理论’就要掉过头来危害
集体农庄，危害集体农庄制度。
“”一再强迫集体农庄庄员发展自
己的个体经济，一再要求他们向国家交售畜产品，这终究不是个办
法。应该首先发展并且主要是发展公共经济。”
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和列宁勋章。然而，到
所以，当农业状
况稍有好转时，他便雄心勃勃，取消了农民的自留地，提出建设大
农场和农业城的计划，急于向更高的生产关系形式过渡，这显然是
对斯大林单一所有制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他要“到
年苏联建
成共产主义社会”。
年苏共二十二大宣布，苏联已经进入了
全面进行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
不能否认，赫鲁晓夫在政治运作的合理化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在斯大林时期，内务部的权力甚至高过了所有党的机关，横行于斯
大林一人之下、所有机构之上。赫鲁晓夫削弱了这种势头。他把
内务部和克格勃的权限规定在进行犯罪调查的范围内，并且在检
察院中专门设立了一个处，监督这两个机构的活动，总检察长本人
只向党中央委员会负责。赫鲁晓夫还企图对引起人们愤怒的特权
制度作一些改变。他停止了发放“工资袋
”的制度，减少了享受额
外待遇的人员，包括到克里姆林宫医院和中央医院就诊的人，在
“食疗餐厅
”就餐的人，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的专车等。但是，由
于他对传统党建模式缺乏系统的认识，他的这些措施具有明显的
零打碎敲的性质，老百姓不满意，普通党员不满意，当然也引起了
既得利益阶层的不满。结果是，赫鲁晓夫逐渐失去了各个方面的
支持。
《赫鲁晓夫言论》第
卷，世界知识出版社
年
月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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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对赫鲁晓夫的党的建设改革有一个全面的评价？
总起来说，赫鲁晓夫是一个不高明的改革家。他没有能够改
变斯大林留下的传统党建模式和体制。在这方面的改革，实际上
远远未能触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党的建设模式本身。相反，他一
如既往地利用着这套机制。结果是，尽管赫鲁晓夫主观上是想克
服斯大林时期党的活动的弊端，这些弊端到后来却又统统复活了。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个人崇拜现象。传统党建模式本身就是一个
制造个人迷信与个人崇拜的体制。赫鲁晓夫把反对个人崇拜作为
自己改革的突破口，多次发起反对个人崇拜，最后还是不可避免地
陷入了个人崇拜中，只是用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代替了对斯大林
的个人崇拜。从赫鲁晓夫权势日盛的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权力
由“三驾马车”向赫鲁晓夫个人的集中。这同由列宁逝世初期的
“三驾马车”向斯大林个人集权的发展如出一辙。到赫鲁晓夫权
力达到顶峰的时候，他已经一言九鼎，没有人敢提出与他相左的意
见。相反，一大批应声虫式的人物往往使事情变得更坏。例如赫
鲁晓夫把党委一分为二时，不但没有人表示反对，反而马上有人断
言其重大意义。麦德维杰夫是这样描述赫鲁晓夫后期逐渐走向专
断的：“以往凡属大规模的组织变动，哪怕是为了纯粹走个过场，
也还要经过全国范围内的广泛讨论；可是最近这些改革却连个招
呼都不打，不经全国协商人民首肯便开始实施，所需要的只是同党
中央主席团委员简单交换一下意见而已，而且这种意见交换也只
不过是摆摆样子，因为很少有人愿意斗胆同赫鲁晓夫争个长短是
非。
”赫鲁晓夫执政后期的苏联舆论中，颂扬、吹捧之词和斯大林
时期一样充斥其间。这种状况，不但使赫鲁晓夫无法清醒地看到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甚至连一些人串通起来反对他、试图从组织上
①罗
亚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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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黜他的迹象也无法觉察到。这是很具讽刺意义的。
由于没有看到个人崇拜产生的体制性根源，赫鲁晓夫也就无
法根除由此产生的种种弊端：他的集体领导制对于防止个人专断
无异于杯水车薪，而没有成为“可靠的关卡
”；他的干部更换制可
谓用心良苦，但干部由于更换过于频繁失去安全感，转而反对他，
并导致了他的最终下台；至于把党组织分成工业党和农业党，则纯
属草率的和脱离实际的决策，在实践中形成了多头领导，使党组织
更加具体地管理生产，加重了党政不分的弊端。赫鲁晓夫本人也
没有把握好改革的分寸。一方面，他在某些方面做得很冒险、很不
周到，如对斯大林的评价，干部任期制的改革等；另一方面，他又谨
小慎微，固守旧的教条和体制。在他的呵护下，赫鲁晓夫斯大林时
期形成的高度集权的党的建设模式仍然延续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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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停滞时期
”的苏共
赫鲁晓夫下台后，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新领导接受教训，停
止了赫鲁晓夫开始的在党的建设方面进行的改革。同时，为避免
重犯斯大林时期的错误，苏共新领导也对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作
了一些探索。总的说来，这些探索不但没有超出斯大林时期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