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第2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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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也要充分估计。这一点我们的意见是：你们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首先要当学生，不是要当先生，这样就不会把派别斗争带下去形成两大派，结果影响人家生产，这是不好的。　
从去年以来，你们到各地去大串连，有很大的成绩，你们发动了许多革命派，发动了许多革命小将，并且回到北京来向中央、向我们汇报了许多情况——我们所不知道的情况。这在历史上都会写上去。但是，也因为这样，容易走到另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片面，觉得好象中国各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由北京的学生包办代替。所以现在就觉得又在北京呆了一个时候了，又坐不下来了，又发出了第三次大串连的号召。现在，爬火车的是不是回到学校啦？（向谢富治同志）谢富治同志，你们做了工作，火车上的人下去了没有？你们要和群众商量，在北京要和谢富治同志商量。你们没商量就搞大串连，还把第三次大串连加到某个人身上。好象有什么人号召你们搞第三次串连，我们可以说，中央文革小组没有人这样号召。你们说一定有，我们说没有。《红旗》杂志有一篇社论，针对武汉具体问题的社论，好，你们就找到了一个题目，到处抓军内一小撮，不对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毛主席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要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可是你们不愿意做这个工作。最近有这么一种舆论：说当前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夕。我们说，文化大革命经过一年来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辉煌的，史无前例的胜利。你们的估计与我们的估计，与中央的估计相反。说现在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夕，我不是说你们都是这样，这是个别的，个别的派别有这种估计。这种估计对不对呀？冷静地想一想，究竟是我们估计对，还是你们个别人的估计对？请你们做一个判断。如果这样一个估计，如果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前夜，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对不对呀？这就把你们自己也否定掉了。对你们一年的奋斗、斗争，不管在北京，不管大串连，我们都做了充分的估计。你们就把一年来文化大革命，一年来的努力否定了。我们中央和你们的估计相反嘛，中央说你们做了很大的工作嘛！你们说是复辟的前夜，你们的努力不是白费了吗！我看，不是说你们全部，个别的有些同学的这种估计是错误的。因为有这种错误的估计，所以思想就徬徨了，行动就徬徨了，有时想这样，有时想那样，想到处串连，出去闯，包办代替，好象各地群众没有北京学生就不得了啦。以前我们说过，你们前一个时候出去串连，对文化大革命起了很大作用，但是继续呆下去，在外面包办代替，就会把这种作用走向反面。有这种说法，全国许多地方有两大派，不知说的对不对，如果说的不对，大家可以警惕。全国形成许多派，争论不休，无原则的争论。原则的争论我赞成。无原则的派别斗争，争论不休，都与北京学生有关系，不知对不对？这是少数人喽，有些同学想包办代替全国的革命或某些地方的革命，这种思想是不对头的。与毛主席说的要信任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思想相违背的，不符合的。对不对？　
从历史的观点看，从发展观点看，开始的时候你们煽风点火起了好作用，后来有些人想包办代替就起消极作用。你们学习得不够，掌握毛泽东思想不够，不会根据毛泽东思想来总结经验，在有些地方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比如武汉问题，中央做了正确的估计，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信中说“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够遵循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指导的轨道前进。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出现一个新的胜利的阶段。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凯歌正在鼓舞着全国，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开始了。”中央是这么一种估计。可是有些同学就说：武汉表面平静是不正常的，包含着一场大规模武装暴乱的危险。这种估计与中央的估计是不一样的，你们应当信任中央派到武汉做工作的一些同志，曾思玉同志（原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刘丰同志，中央是信任他们的，武汉的革命派应当和他们合作，应当信任他们。北京的同志不要去插手了。这些意见不晓得对不对？我曾和个别的同学谈过：我们在北京市有大量的工作可作，你们各学校都有大量的工作可作，这是艰苦的工作，大批判、各单位的斗批改，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有大量工作可作。但是，你们坐不下来。有些作得不错，你们有许多小报搞得不错，有些批判文章写得很好，但还要更提高一步。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应当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开出更灿烂的花，作出更大的成绩。你们现在思想上的花开得不旺盛，你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口号啊，说是“内战外打”。这个口号是错误的。还有一种人想入非非，有个“五·一六”（首都五·一六兵团）是个秘密组织，不知你们知道不知道，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准周总理，实际上对准中央，对总理也是对中央。你们知道不知道“五·一六”这个小团体呀？（答：知道）你们觉得对不对？（答：不对）你们怎么没有揭发嘛！要把它打倒。里面的群众不一定要抓，但要提出警告，不要犯这样的错误。毛主席说，相信大多数群众，相信大多数干部，相信人民解放军。这是我们遵循的正确轨道。不要被坏人利用，不要被坏人挑拨。毛主席在延安时给《新中华报》提过两个字：“多思”。多多地思考，不要头脑简单化，不要直线，我和同学讲过，想当然这不符合辩证唯物论，不是毛泽东思想。　
关于毕业生的问题，现在正在研究，准备方案。（戚本禹：原来的通知不是正式决定，是五点考虑意见，现在给北京市讨论）在没有离开学校前，要安定下来嘛，在学校里搞大批判、搞斗批改，不要浮动嘛，不要当逍遥派。我今天就讲这些，不知对不对，与你们商量，向你们请教，如果不对，希望你们提出。　
江青同志的讲话　
同志们，我们好久没见了，原来在武汉事件（　20　号　）　那时候就想提出和同志们见一见，听一听同志们的意见，交换交换意见，但是后来一直就拖下来了，拖到现在。不管怎么说，我们是有缺点的，我们的缺点是，应当更早一些和你们交换意见，现在晚一些。比如，各校走人的问题，如果早一点提出或者你们可能听我们的，当然，也不一定啰。有的学校走了五、六千，清华走了五千，开始走人，知道，我们有责任，不能把责任全都推到你们身上。当然，我们要有一个观察的时间，如果提早一点是不是可以帮助同志们冷静安静下来。形势逼人，有时工作被动，比如今天晚上的会，原计划八点钟，现在十点了才开成。　
伯达同志讲话是准备了的，我没有准备，反正和同志们交换意见，错了，同志们批评我们。　
我觉得关于形势问题，应该有个比较。如果不比较，老说形势大好，你们思想上不通。如果拿现在的形势与去年这时候比，也就是历史地、全面地来看问题，是不是现在是大好形势呢？你们说啦：去年没有武斗，现在有些地方发生武斗，这是形势不好呀！其实不然。比如武汉问题，伯达同志说了，已经解决问题了，你们还说，问题还大得很呢！已经解决，就是说基本解决，还要作大量的工作。为什么说现在形势比去年大好呢，去年这时，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虽然是一小撮，但是他掌握了政权，他有权，还比较强硬，他还可以调度。而现在，他瘫痪了。这一点你们同意不同意？（同意！）那么有一小部分为了维持他们的统治，在背后操纵，用武斗的方法，我提的是背后有人操纵的，有组织的，有训练的专门消灭革命派的武斗，这样说他是更强呢？还是更弱呢？我觉得是弱了。武斗不可能是多数人，我们每个人想一想，党中央、毛主席从来是呼吁要用文斗，坚决反对武斗。他们挑起武斗是弱的表现。当然，我们有些地方有损失。有的小将、革命群众遭到残害、受伤。可是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场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大革命，不死伤几个人哪儿有啊！我不是说死人是应该的，不是这样的，因为敌人是一定要反扑的，还要较量的。有些同志想快过去了吧？怎么没完没了的。我看急不得的，两个阶级到处在较量。总之，一小撮人没办法调动我们的正规军，因为军队有命令，不准开枪。他们自己本身处于瘫痪，就只好秘密地在幕后组织少数人搞武斗。这个武斗是很厉害的，我是想了很久的，而且非常难过。看了这方面的材料，当然这些材料有夸大的地方，有些是没有核实的，但有一些核实的。而操纵的少数人也不都是自愿要搞武斗的。我曾收到有个人写了一封信，是个武装干部，说他现在已经杀了四个人了，四个阶级兄弟，他摆脱不了，他不写自己的真名字。他想跑，跑出来以后，他要投案，我们相信这封信是真实的。他们还有一个办法是调动农民进城搞武斗，农民进城总得吃喝嘛，这是有限度的。今年一月，去年冬，他们有一种手段叫做经济主义。目前，有一些地方也有这个东西。　
所以说形势好，就是过去他们是比较强有力的，他掌握政权，现在他瘫痪。过去许多群众不知道，现在有些群众知道了，有些群众受蒙蔽不知道。比如江西莲塘，突围出来一个小将，向南昌突围，几百人，中途遇到了埋伏的敌人，是有武装的对立面，全副武装，这个小将受伤清醒后，是在一个农民家里，一个老大娘招呼他。这是什么原因呢，他受伤了以后，他们把他逮捕送进了一种特殊牢狱，他呼救，农民听见了就把他抢下来，可见农民不是一定要对准革命小将，是不知道。结果又把他搞到监狱里去，又毒打了他，打晕，可能以为他不行了，死了要埋一埋，就是要活埋了，农民没有舍得埋，送到这个老大娘家里去，群众觉得很难过哭了，说你不能在这里久耽了，我设法把你送到南昌城里去。这样一个事情说明了有些群众是不明白的，受蒙蔽的。如果说明白了，就是说要进行宣传工作，要进行强大的政治攻势，敌人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果说贫下中农一定要进城搞武斗，对小将不爱护，那是不正确的。他们一旦觉醒了，就不会帮助敌人的。所以还是要作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要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人民的意义，对世界革命的意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变成过街耗子，人人喊打，武斗也就不行了。　
关于形势问题，我个人有这个看法，现在比起去年来是大好形势，今后会更好，靠大家工作得更好。你们对形势的分析是有矛盾的，昨天听了，虽然听得不够多，但是我们看的材料和听的差不多。一方面说武汉的形势，武斗的地方很复杂，危险了，形势不好了，另一方面又说，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方，这不是思想很矛盾吗？（插话：是落后的北京）啊！落后的北京那就是指武斗了，要北京搞大武斗那才是先进的吗？我觉得逻辑上是解释不清楚的。我觉得北京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有它先进的地方，也有一些落后的地方。正象伯达同志所说，应该作具体分析，一股劲地说北京落后，那就不对了。比如，最近，在天安门广场开了两次百万人大会，这两次大会对全国来说起很大作用，这能说北京落后吗？有些看法不一定妥当，是可以讨论的，当然啰，我很希望你们不要把你们的观点强加于人，正象我不愿意把我的看法强加给你们一样，你们觉得我说得不对，完全可以不听，可以睡觉。这是我学习主席。主席说，听报告讲话允许睡觉。当然，也有一些好的方面，对全国革命派的关心，这个想法不应排除。　
革命的大联合问题，我还是想强调，提倡你们搞革命的大联合好呢？还是搞分裂好呢？我看还是搞革命的大联合好。分裂是正常的现象，但是为了革命，为了战胜敌人，在大革命的前提底下，就是说要一致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这是大前提，一个革命者，有什么小团体主义，个人私心杂念不能排除呢？在座的很多革命小将都经历过了一年多的斗争经历了，难道这个问题不能逐渐解决吗？而是讲起来津津有味。令我惊奇的是，揪刘火线，开始处于自然状态时还好一点还统一，后来不知怎么搞的，搞成两大派，就在中南海门口打架。既然都是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为什么不能联合呢？我想不通，你们谁能够答复我吗？说你们没有小团体主义？没有无政府主义？没有个人主义？没有风头主义？能这样说吗？我说有，当然不一定是普遍的现象。你们的请贴，去年你们给我们请贴是手写的，是在一张小纸上写的，现在的请贴一步一步发展越来越讲究了，我都说不出来了，这个现象是不好的，这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应有的本色，我们主席向来是提倡节约闹革命的。　
在火线上都不能联合，遇到真正的敌人怎么办，还打内战？这个问题你们想了没有？个别单位还搞了很多自己的展览。我在这儿说清楚，我有几天日子不好过，都是好心好意，但我觉得很可能把我吹捧得要跌倒在地，跌得粉碎。在这儿（指长安街上）有一付画，把我也画上了，我看了以后很不安。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做不了多少事，做了一些事是应当的，更况且有时还做错了呢，看了心里就感到非常不安，最近改了，我心里就舒服了。最近有少数单位的负责人，革命造反派单位的负责人，都是搞自己这一套，把象挂起来，我听说的，我没有自己去看，有没有啊？还拍起电影来了（有人插话：差不多），还开展览，还演起戏来。我觉得这些东西，还是一种腐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