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上一代人的战斗-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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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理她。我想，这女人真说得出口，随便你去说吧　。反正我认定了，我得猛干，有什么好顾忌的，以前顾忌了那么多年又怎么样？现在我偏要露点锋芒，你还能把我怎么样！
我好像回到了学生时代，我不地忙着写啊写啊。有一天社研处的“二号辣嫂”许惠琴进门看着我说，以后呀，我回忆起你这人来，印象里就是整天对着电脑写呀写呀的一个人。
我说，别酸了，都每天见面的还回忆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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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让我挺纳闷，我在综合处时写文章也这样容易进入角色　，但当时并没有引起这么多的嫉恨，而来这里才三四个星期　，怎么就让别人浑身不爽了？
我想了一个星期，终于想明白了：
一、如果我还是书呆子，没人会觉得我这样干劲冲天又怎么样，但如果我不是书呆子了，那么我越做就越好像充满了动机，问题恰好就出在了这里，以前我在综合处时还是个傻纯小子，而现在，在这边的人眼里，我已是一个有点资历、又会跑领导（陈处）的人了，我与陈处近到什么程度，我来这儿想干啥，他们暂时还摸不着底牌，所以有猜忌就有了情绪；
二、由于我是外来者，多少冲击了原先的秩序。那么，原先的秩序是什么呢？它与科长祝响亮、副科长丁宁，以及还有八字一撇的卓立、宋朝山他们有关：我的到来，首先让祝响亮产生了有关〃越级〃的疑心；其次，我分去了卓立原先的一块调研领域（乡土经济）；再次是卓立等几位和我年纪相当，我做得风光一些，他们就显得黯淡一些，我做得勤一些，他们就显得懒一些。
三、单位实行了新的奖金考核制度，就这么一块蛋糕，不是你多了，就是我少了，于是，那点奖金就随时能演变成“敌意的导火索”。生了孩子的女人什么都说得出口，这阵子社研处的两个“辣嫂”程珊珊、许惠琴公开在办公室里抱怨奖金怎么越来越少了，她们说：〃唉，这就像大饼，吃的人多了，就只能摊得薄一些啦。〃
我在心里骂，奶奶的，又不是你他妈的施舍给我吃！
我想，我多吃两口少吃两口都是我的事，都是公家的，又不是吃你家的，我没偷没抢，而是像个农民一样靠做工分做出来的，你犯屁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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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本想通过埋头干活，让他们明白我来这里只是混口饭吃，但我没想到，我越干他们却越觉得我是来抢他们的蛋糕。
我正心烦意乱的时候，祝响亮找我谈了，他对我说，慢慢来，我理解你，初到一个部门，想露一手，但干活、写稿就像每天的洗脸、洗脚，如果老想着吓人一跳，做的事就会用力过猛，把自己弄得太吃力。别急，慢慢来好了。
他还告诉我，你刚来想把一些好的文风、新鲜的思维方式带过来，这个愿望很好，但很多事不能急。
我想，我可没想这么多，这家伙到底想说什么呢？
我断定他一定是个难弄的家伙，我只是用功了点，我这么苦地在做，他还要嘀咕什么，真是犯贱了！
面对他暗淡的脸色，我想，如果我不用功，初来乍到的，你还不一样找我谈心，说我懒；我用功了，你又说我心急吃不了热粥，真是狗屁！你是领导总不至于劝我别好好干吧。
我心里是不买他的账的。但我也觉得奇怪，他怎么了？我做得好好的，他抽什么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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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上午，我从外面参加一个研讨会回来，进了办公室，我立马觉出空气里因为我的进来好像有些异样，我拎着水瓶去打水，回来看见他们上网的还在上网，打字的还在打字、读报的还在读看报，捧着茶杯的还捧着茶杯，而我觉得哪儿有点不对劲。
过了15分钟，丁宁晃着手上的一张报纸，对我说，你看看。这下我才知道当天的省报全文刊登了我写的一篇关于乡村教育的调查报告。我想，我也没投稿啊，怎么报上登了？这边卓立、严明、宋朝山他们嚷着叫我请客。我说，请就请，还有谁去？
正说着，处长陈方明打电话过来，他说这篇东西作为材料报上去时，被省长看到了，推荐给了宣传部长，于是签字转发到了报社。他说，不错，我仔细看了一遍，真是不错。
我电话刚搁下，科长祝响亮走进来了，他环顾办公室，见大家正七嘴八舌地叫我请客，他替我打个圆场：怎么？请客？那也得等人家拿了稿费吧。
他走到我桌前，让我跟他上楼到虞局长那儿去一趟。他说虞局长叫我们上去。
我们上楼。虞局长拿下老花眼，用手指叩着那张报纸，对我们说，搞调研，就应该这样实实在在地下去，下到生活里去，而不是就呆在办公室里打打电话，这个成果你们应该总结。
他夸了一大堆，他说：可见各个部的人是要轮轮岗位的，要把好的东西从一个部门带到另一个部门去，这样才能激活原来的思维方式。
我记住了这句话，是因为我和祝响亮下楼的时候，我注意到他含笑的脸色不是太好，暧昧着，好像在大庭广众之下，他正在忍着一个屁，而这时候我突然洞悉了以前我所不解的吴响亮的心思。
我想，难怪啊，要说他不希望我干得好是冤枉了他，他只是不希望我这么快就干得好，所以他才劝我要慢点慢点，因为我越快出彩，就越显出他原先调教下的社研处调查科是多么平淡，于是他不仅没功劳，而且还让人联想他这么多年来的平庸和缺招。如果我慢一点，他的压力就不会太大，甚至人们还会以为那是他调教后的结果，那就是他的功劳。
想到这点，我吃惊地张大了嘴，我跟在他的身后，几乎听到了自己厌倦的心跳。我想，人怎么有那么多心思，他又不直说，我怎么明白。
我看着他开始秃发的头顶，突然对他的小心眼生起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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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不到那张《经济观察报》了，我纳闷了，怎么不见了。
慢慢地我发现，我找不到《财经》、《中华工商报》……我在办公室里问了几遍，他们都说，没看见。
我跑到收发室问黄珍芝，我们科订阅的有些书报怎么没收到啊？
她找出了登记簿，她说，我早就把新杂志放到你们的信格里去了，你们怎么会没的呢？
我想，是不是谁藏起来了？
我悄悄观察着，我发现是卓立干的，他把它们藏在他自己的抽屉里，锁上了，他在写稿时，总把它们压在报纸下面悄悄地看。
我想，妈的，想藏起来不给我看，这有什么了不起，他还以为他可以垄断信息，我自己买不就得了！
可是，接着我发现好多文件资料、动态信息快报都不见了，好像生怕我从那上面找到什么写稿的线索。
我思想斗争了一天，还是斗争不通，就跑去找祝响亮。我说，我初来乍到，只想多做点事，也许是我纯了一点，周围人对我好像有些敌意和误会，现在连资料都有人藏起来生怕我看了，我想这样好了，以后评每月的好稿奖金我弃权得了。
祝响亮有些吃惊，他说，有这回事？
他盯着墙壁上的那张世界地图，皱了一会眉，他说，哎，在做事风格上我和陈方明处长有点像，喜欢从容一点，慢一点，唉，这事怎么说呢，不是你的错，这是他们的错。但我还是那句老话，什么事反过来想，自己会多一个警觉，干活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要开心地干活，开心是最主要的。我总觉得你有点急，你急他们也急，说敌视也好，说竞争也好，这个部门的气氛就会焦虑起来，气氛就会不好了，这也是做事的道理，慢慢来吧，慢下来才能做得更好更稳。
他沉呤着，他说，我不知该不该说，你太性急了，你得给我、给陈处长时间，我知道你的冲劲和能力，但你知道吗，你现在做的乡村经济这一块原先是谁做的吗？
我说，卓立。
他说，不是，你自己怎么忘记了，是原来你们综合处做的呀，是钟处那边做的呀，去年才被老虞头划到了我们这边来了，老虞局长嫌钟处他们没把这块做好，才转过我们这边来的。
我点头，是啊，这一块原先是综合处做的。
祝响亮说，你比我更知道钟处的性格，他在乎感觉、在乎面子，你得给他时间。
我想，给钟处时间？什么意思？
他看出了我的不解，他说，很多东西场面上是要给别人感觉的，如果你我用最快的速度把它做好了，钟处那么计较的一个人，他会出不了这口气的，这一点你比我清楚，他会寻我们这边的麻烦的，所以这已不仅仅是你一个人做事的事了，它还关系着两个部门的平衡和场面上的感觉，很多东西场面上是要给别人感觉的。
他脸上带着一丝微笑，现在他的脸色轻快了一些，好像他终于把憋在心里的那个悠久的屁放出来了。但我想，这屁也确实像真的，只是我不知这里面，钟处的心眼占几成，他祝响亮自己的心眼占了几成？
我说，那么，卓立藏资料的事呢？
他说，这是事情的枝节，是同一个道理，我想你是个聪明人，自然会去平衡这种关系，一个人如果那么认真地干活，还是让人家看着不爽　，让人防着，这只能说明他做人还不够老练。
这句刺了我一下。我想，妈的，人家看着我不爽，也是我的错？
祝响亮可能看出了我的情绪，他说，我说话比较直接的，一般头儿不会和下属把这些说白的，但我说出来了，真是为了你的好，我甚至在教你方法。
我连声说谢谢，而其实我满脑子的晕乎，绕不过弯来。我承认他说的有那么几分道理。我想，一个人是不是得有点受虐心理　，才能心平气和地理顺这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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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点，祝响亮说科里开会。一屋子人坐下来，我还以为又要传达厅里的新工作精神了。没想到，祝响亮先表扬了我这一阵干得不错。
他说，领导要我们总结经验，这个经验其实就是下基层调研的工作作风，乡村经济和三农问题是目前的大热点，我们只有下去，才能抓到第一手素材，才能形成自己的观点，小贺之所以做出了一点成绩，他的经验就在这里。
随后，他说，最近部门里不少同志私下里也向我请战，说他们对乡村经济也有研究的兴趣，这是好事，所以，这两天我和丁宁等几位副科长也在考虑大家的这些建议，准备充实一下这方面的力量。丁宁，你说是不是？
丁宁点头。
祝响亮接着说，我觉得充实这方面的力量很重要，现在基本上只是小贺一人在做这一块，我们觉得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其实即使科里的几位女同志，她们对这一块也是有兴趣的，她们也来对我说过好几次了，说想做重一点的调研，所以也想介入，也想下到一些村里去调研乡村教育问题，女同志调查乡村教育课题，与孩子打交道本来就有优势。
我一愣，心想，两位“辣嫂”程珊珊、许惠琴她们也想搅混什么水？
祝响亮说，充实力量这其实也体现了局里领导的意思，领导说这叫〃激活〃，一个新来的同志可能激活原来的工作思路，新老同志的联手就可能使原来的工作方式发生裂变，所以，我们得让更多的人介入小贺现在正在做的调研，以此做一个改变工作作风的实验。
听着他在那里叽呱，我晕在了那里，因为这安排太突然了，我一下子有点反应不过来，我心里只明白了一个事实：妈的，看着我这一块现在做得不错，人人都想来插一杆子，还裂变呢，你怎么不说是打土豪分田地呢。
我听见卓立插嘴说，我对乡村经济一直有兴趣，也做了一段时间，特别是三农问题，我最近看了一些这方面的书，现在上下都很重视，我觉得我们可以改变一下以前调研的方式，突出人文关怀，不光我想试试，大家也都想试试，我们科应该把力量全投在这里，谁都知道这一块现在容易出成果。
祝响亮连连点头，在卓立、程珊珊、许惠琴他们兴奋的叽喳声中，我感觉真有几分打土豪分田地的气息。我在心里痛骂：妈的，原先我没来做这块之前，也没见得他们有多大的热情，相反，每次下乡他们都避之不及，现在，他们都以为这是块肥肉了，都以为乡村题材容易得奖了，分吧，分吧。
我估计我的脸色有点郁闷，祝响亮突然转过来问我还有哪些建议，我说，好的，大家一起做吧。
其实，我真想摔袖而去，你们去做吧，妈妈的。
结果这么一个会议，皮球一转拔，〃乡村经济调查〃就直接变成由祝响亮确定专题、专项和布置采点区域，并专门成立一个工作室，祝响亮说，就让丁宁牵头这个工作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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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会后，我骑着车回家，骑到公园路口，我发现骑岔了道。在街上的人流中，我嘴里念叨：屁个激活，屁个裂变，整个染缸，搅成一锅稀粥，搅得大家都不做，搅得功劳全是他吴响亮的。
我安慰自己，在办公室只能平分秋色，不能崭露头角，只能混迹，不能独秀，否则其他人就把自己看成了弱势群体。弱势群体一旦焦虑，就特别容易抱成团，并且特别团结。
想着刚才会上卓立、程珊珊、许惠琴他们一张张同心协力分田地的脸，我相信这些日子以来我在他们眼里肯定是空降地主。
我对着喧嚣的大街，骂了一声：妈的，他们倒成了弱势群体！我就算他们是弱势群体吧，就给他们留一口粥吧。
12
我已经有好一阵没往陈方明的办公室跑了，由于祝响亮在我刚来时就敲了边鼓，我好像有了心理障碍。
但我准备去一趟，因为我郁闷了两个星期，还没消化掉自己的情绪。
于是趁中午时间，我借送一份材料进了陈的办公室，顺势和他聊起来。我一边把这两个星期以来想不通的事统统倒给他，一边留意着门的动静，生怕祝响亮进来汇报些什么。
因为着急，好多话似乎要涌出来，我觉得手都在发抖。
我说，陈处长，你看这个工作室都成立两星期了，有谁下过一次乡，有谁在做选题，连动静都没有。我真的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想得倒是挺美的，什么充实力量、让大家都介入，这其实等于大家都不做了。让我去激活大家，好搞笑啊，我凭什么啊，我只知道在激活他们之前，我已经被稀释了。
我说，陈处长，事实上，人人有份就是人人都没份；人人搅和，结果就是人人都不做事，想做事的人也不想做了，自己不想做事的人让别人也别做了，难道那几个女的真的想下乡吗？祝科长叫叫她们试试看，你看着好了，她们不想出千般理由推才怪哪。
面对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