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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第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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胱叱黾杏辽�12公里。此后朝鲜国民警察会照顾你们的。”
临近半夜时，负责宽子湾（音译），所有3个战俘营的指挥官韩昆（音译）中校开始从里面剪断铁丝网。与此同时，朝鲜宪兵悄悄切断外面的铁丝网。凌晨两点，山上射出一道手电筒的光示意零点到了。在此之前，韩中校已命令卫兵放出了2／3的战俘，然后放起火来，假装是防止越狱。但这堆火点早了，惊动了美军卫兵，一名朝鲜卫兵和5个逃跑的战俘被击毙。即使如此，等集中营的美军指挥官4点钟到达出事地点时，发现集中营里仅剩下10160名中的165名战俘。这极少的人是重新被抓住的。
在北边的论山有关押着11038名战俘的6号集中营，釜山的零点也是这里的两点。3个集中营有两个已做好了准备。但1号营里的人知道计划太迟了。只有1／3的战俘逃了出去，而2号和3号营则有8600多名战俘在黑暗中逃掉了。惊愕不已的美国兵报告说：“他们在逃跑后30分钟内就消失在论山城里，他们肯定长了翅膀。”
论山的美军指挥官由一开始的震惊和迷惑变成了愤怒，他真真切切地相信他被韩国人欺骗了，特别是被第3公安营营长洪尚荣（音译）中校给耍了。“我的部下所做的一切我要负全部责任，因为这是我的失职，”洪中校镇静自若地说，“但我敢保证这不是上级的指示。”而后他又说：“我不是在作为一名负责看守战俘的营长讲话，而是在作为一名大韩民国的公民在讲话。你们必须记住，今天凌晨重新获得自由的战俘以及未能阻止他们大批逃跑的我的部下都是我的朝鲜同胞。如果你们理解这一点，我想你们就不会责怪我对他们的同情了。”
马山、永川、富坪和大邱一些小集中营里的战俘们也逃掉了。总共有27000多名战俘不仅逃了出去，而且躲藏在友好的人家里。被重新俘获的不到一千人，死了61个人。
克拉克将军在早晨6点被叫醒。他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用美军换掉了战俘营里的南朝鲜卫兵。一个半小时之后，元将军通过电台向公众宣布，韩国卫兵是在他的指挥下放走战俘的。他呼吁人民“帮助保护这些爱国青年。”当天早晨晚些时候，李承晚宣布；“根据日内瓦公约和人权原则，这些反共的朝鲜战俘早就该释放了。我同许多联合国机构谈起过我们释放这些战俘的愿望，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同情我们，也同意我们的原则。但由于一些国际矛盾，我们把这些人关得太久了。”他说，因此是他自己下令释放他们的。“我之所以没有同联合国军司令部及其它有关机构全面协商就这么干，其中的原因是很清楚的，就不用我解释了。”
艾森豪威尔总统非常恼火。他打电报给李承晚说，释放战俘显然违背了他最近向克拉克和泰勒所作的在事先磋商之前不采取任何行动的诺言。“除非你准备立即坚决地接受联合国军司令部指导并结束目前的敌对状态的权力，否则就肯定会影响其它安排。”作为朋友，艾森豪威尔希望李立即纠正目前的局势。“我将相应地把这封电报公之于众。”
联合国军新闻机构简短地宣布，有近25000名坚决反共的北朝鲜战俘逃出了集中营，但在包括李承晚总统在内的韩国高级官员发表了讲话之后，很显然这次行动是经过高层人士的秘密策划和精心安排的。美军人员对阻止这次集体越狱尽了各种努力。
这是事实。但全世界，甚至盟国之间都怀疑这次轰动世界的越狱事件肯定得到了马克·克拉克和其他美国领导人的默许。合众社的波茨把这次行动描述为“阻碍停火的最大胆的行动。”在几小时后的一条新闻电讯里，波茨更加直言不讳：“马克·克拉克将军有意冒险让韩国卫兵看守关押反共战俘的集中营。他从李承晚的嘴里和南朝鲜政府的声明中知道李不想让‘爱国’的北朝鲜战俘受建议中的中立国委员会的照顾并再次受到共产党特务的教化。”
波茨是对的。克拉克曾担心过会发生集体越狱，而且像豪斯曼一样，向五角大楼提出过警告。但这位将军对这次密谋的细节，一无所知，对它的成功大感震惊。哈里森立即向南日通知了释放战俘之事，把全部责任推到李承晚政府身上。但南日及其助手们都肯定这次密谋是李承晚和联合国军之间“有意的默契”。
虽然北京同意南日的看法，但其对美国人言辞上的攻击只是表面文章。他们真正担心的是李承晚的行动可能危及停火谈判，他们要求在汉城使停火流产之前尽早达成协议。
美军士兵还在试图找回逃掉的北朝鲜战俘，但只找到了一小部分，因为南朝鲜人已把他们混在他们的家里。搜寻没有什么结果，因为对美国人来说，所有的朝鲜人长得都差不多，而且战俘们现在穿的是老百姓衣服。
到处都在不断谴责李承晚的行动。温斯顿·丘吉尔把它称之为“背叛行为”，并坦率地声称，联合国军无意替李承晚征服朝鲜。华盛顿处于惊愕、愤怒之中，这一事件在白宫讨论了很长时间。美国处于窘境。艾森豪威尔回忆说：“我们现在无法最大限度地保证我们同对手讨价还价的砝码。”
然而艾森豪威尔相信局势还可以挽救，他得到了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支持。杜勒斯强有力地表明了他的观点，即如果共产党像他想的那样希望停火的话，他们就会宽容李承晚的鲁莽，并将很快在他们得到适当保证的一项协议上签字。
第二天，彭德怀和金日成给克拉克将军写了一封信，提出如下问题：“联合国军司令部能否控制南朝鲜的政府和军队？如果不能，在朝鲜停战究竟还包不包括李承晚集团在内？如果不包括，何以保证南朝鲜方面执行停战协定？”信的末尾写道，如果包括李承晚集团，“那么你们方面必须负责立即追回在逃的战俘——指那些被释放并被强迫留下来抓进南朝鲜军队的战俘。”
相信毛泽东还是非常想停战的美国外交官们希望这个声明只是一个想做成一笔好买卖的策略，但其中有些人暗地里为李承晚鼓掌，因为他的铤而走险的行动省去了不少时间和烦冗的文书工作。
第41章 和平时刻
作者： 托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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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7月8日－1953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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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晚的叛乱引起了一系列问题，艾森豪威尔不得已只有派特使前往朝鲜控制这位易于冲动的总统。国务卿助理沃尔特·罗伯逊被选中。人们感到罗伯逊文雅且通情达理，他的舒缓、圆滑的嗓音能够驯服像李承晚这样性情古怪的人。
当李承晚和罗伯逊在汉城总统府争吵不休的时候，板门店的僵局还在持续着。但是在7月8日事态有了起色。在回复克拉克的一封信中，共产党人同意再次举行谈判。
最后，于7月10日，即和平谈判的二周年纪念日，双方在板门店再次会晤。哈里森将军说，联合国军随时准备签署停战协定。但是，如果韩国军队在停战之后有任何侵略行为的话，联合国军将中止对南朝鲜的所有援助。这次会晤在没有出现争吵的情况下顺利结束了。
翌日，罗伯逊终于说服李承晚答应不再阻挠执行停火协定。作为交换条件，罗伯特和李承晚签署了相互安全条约，并保证向李承晚提供长期经济援助。除此之外，李承晚还得到另外的奖赏。美国总统派遣的特使和他进行了两个多星期的会晤，这使他在亚洲的知名度大增。
李承晚已向全世界宣称韩国政府并非傀儡政府，但是7月13日（第二天）晚上，他的部从蒙受了自战争开始以来最猛烈的一次袭击。彭德怀为了向美国人表明中国人民志愿军仍然强大无比，足以使战争持续下去，发动了第二次进攻，中国人民志愿军攻击了韩国军队的4个师。
“蜿蜒的战线上炮声不绝，响了整整一个晚上，韩国军队坚守住了一部分战场，而在其它地方，韩国军队或屈降，或受围困，”合众国际社记者报道说。
前沿阵地连连崩溃失守，到14日晨，共产党的攻势扩大到6个师，韩国急忙派出6个师，协同美军第3师作为抵抗主力，开赴战场应战。
合众国际社记者说，有关共产党再次进攻的报道非常简略，一方面因为实行新闻封锁，另一方面这次战斗的性质也令人迷惑不解。14日下午，共产党又再次发动进攻时，联合国军的步兵部队措手不及，被迫把盟军战线收缩到一个仅20英里长的狭窄高地上。南朝鲜4个师丢下成千上万的卡车、坦克、大炮，被迫撤退。撤退过程中，许多部队失去了联系和运输工具。
至此，克拉克相信了“共产党这次凶猛的进攻的主要目的之一，如果不是唯一目的的话，是想给韩国军队一点颜色看，向他们及全世界表明‘北进’并非所说的那么容易”。
毛泽东已证明了这一点。从6月到7月间，联合国军死伤500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韩国士兵。尽管共产党方面的伤亡也很大，但共产党的兵源补充却是源源不断。
在板门店，共产党人正在等候战斗的结局。南日仓促接受了联合国军司令部将监督韩国军队停火的保证。哈里森敦促联合国军方面单方面暂时休会，直到共产党人意识到他们再也得不到更多的保证和允诺为止。共产党的大规模进攻已表明他们对达成一项停火协定并不认真，哈里森现在有理由离开。但出乎他的意料的是，第二天共产党的代表提议暂时休会到7月19日。
当哈里森和他的助手们19日返回板门店时，对方已为会谈作了充分的准备。战线重新稳定下来，这次大规模进攻以双方死伤惨重而告终。
南日对有关分界线等一系列问题仍持有异议，而协调这些最后争议的任务落在了参谋们的肩上，而甚至连哈里森的最悲观的参谋人员也感到“前景令人鼓舞”。
第二天，双方着手修订分界线。双方都想占有更多的地盘。经过3天的讨价还价，有关分界线的草图拟完了，到7月25日，所有的细节问题都已解决。翻译们受命翻译两天后双方即将签署的停火协定。不过，仍有其它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共产党为庆祝停火协议的签署而特意修建的大楼已经竣工。当克拉克知道共产党在大楼入口处画了两个巨大的蓝白色相间的和平鸽的油画（这是临摹毕加索的油画而成的）时，他打电话给哈里森说，除非两幅油画被撤掉，否则，联合国军将不会在庆祝会上露面，因为和平鸽是国际共产主义的政治宣传。结果，毕加索的和平鸽被涂掉了。
经过又一次的讨价还价，双方最后通过了有关文件。首先由哈里森将军和南日将军在板门店签署，几小时后最高司令官——彭德怀、金日成和克拉克将分别在各自的总部签字。
7月27日星期一，近10点的时候，联合国军和共产党代表陆续进入新建的T形和平塔。凯斯·比奇注意到联合国军成员在墙一侧的席位上就坐。共产党代表坐在对面神态严肃而冷峻。“北朝鲜代表佩带金色肩章，穿蓝色的带红条纹的裤子。与之形成对照，中方代表身着灰色制服，未有任何饰物，显得非常肃穆。”
10时正，哈里森和南日步入大厅，他们在铺着绿色桌面呢的桌子旁就坐，然后签上各自的名字。比奇回忆说：“挑选演员的导演再也挑选不出另外一对像他们这样形象迥异的人了。哈里森短小，长相平平，他本来也许应该是一位浸礼会教士，他的衬衣领敞开着，胸前没有佩带任何勋章。南日则年轻多了，身材高大，表情冷峻，是一位典型的美男子。”
两人在18份停火文件上签了18次名字，但相互未说过一句话。“我听见远处大炮的轰鸣声，这是驻守板门店战线的海军陆战队在最后示威。”比奇回忆道。停火拖了近12个小时才得以实现，因为共产党的通讯设施不好，花了很多时间向其各部队传达指示。 “当仪式结束时，哈里森和南日又像木偶人一般从座位上站起来，步出了大厅。战争终于正式结束了，尽管是在犹豫不决的情况下结束了。”
下午一时，马克·克拉克钻进汶山苹果园的军营戏院。戏院已挤满了军官和士兵，克拉克在舞台前一条长桌旁坐下。拍摄现场的新闻和电视摄像机的灯光非常强烈，令人难以忍受。克拉克在签了18次名字后，宣读了一项声明：“此时，我感到的并不是狂喜，相反，我想祈祷，我们也许能够成功地通过困难的努力使这次停火能真正有利于人类。如果从这一刻我们看到了一些希望的话，那就是在我们等待希望的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的拯救需要不懈的警惕和奋斗。”
他很庆幸这场杀戮已经结束，但同时他认识到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在他的一生中是不会结束的。朝鲜战争仅仅是在自由世界的周围地带所进行的一场劳民伤财的小“战斗”，敌人仍还没有被打败。
彭德怀在签署停战协定时，他正在这样想：“既然我们已经这样干了一次，这表明在未来我们将一次又一次成功。对于我的人民来说，这是一个快乐庆祝之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抗击了西方世界最强大的军队。“中国人民志愿军同北朝鲜人民以及人民军在三年的血与火的洗礼中形成了同志般的情谊，这种情谊更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我们的国际主义感情。”
那天晚上夜幕渐近时，乔治·S·巴顿上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指挥官的儿子，第140坦克营A连连长——注意到敌方发射的炮火明显减弱。前沿阵地的战火都在逐渐平息下来。但乔治上尉和附近的人仍保持高度警戒状态。他们并不相信中国人。“我们都认为在整个前沿阵地我们将遭到对方一次猛烈的攻击。到了晚上7点钟，整个世界万籁俱寂，似乎连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会觉察到。” 这种寂静持续了两个小时，然后敌方阵地上空升起了绿色的信号弹。信号弹还未升至最高点，它散发的光芒便照耀了整个弹痕累累的战场，炮弹随即从敌方阵营飞扑过来。整个前沿阵地的北部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数以千计的大炮和迫击炮炮弹发射过来，爆炸声此起彼伏。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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