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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三部曲3:云雨江南-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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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莲祖母的心灵中，永远悠忽地闪亮着一盏指路明灯。像她家乡大溪河岸盐场里的桐油灯光，闪耀在那一带青山绿水间。那时，瞎子舅舅和纪年表哥，凑在桐油灯下偷偷阅读，并且，给低暗工棚里的盐场工友宣讲《共产党宣言》，某某纲领，无产者，劳苦大众联合起来，推翻旧世界，剥夺谁谁的财产继承权什么的。作为当地有权有势的县参议长，父亲梅绍武对瞎子舅舅和纪年从事的那些秘密“勾当”，不可能不了解。他接触了太多那个时候腐败政权里的大小官吏，他也觉得他曾效力的那个政权早就应该灭亡，他也向往新时代的阳光会在他新社会里的人生中闪亮。劝说大儿子投诚起义并不容易，磨破了嘴皮，跑断了腿，才取得了成功。他暗里支持已经和地下党有多年暗中联系的儿子，出去参加革命，以至被捕。他默许女儿到省城的某某大学医学院读书，后来，和地下党的高级干部“结婚”。我们很难想象，他女儿的“婚姻”，怎样搀和着“革命”与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江边小城，作为县参议长，他曾顶着那些供人茶余饭后谈资的流言蜚语。从现在得到的信息看，神秘公馆背后、梅花山下的爱情，显然不能属于他们家族男女的风流韵事。有她祖母梅娅雯留下的那部残破的《史记》作证。后来，子庄和倩雯，在档案管里查到的那幅当年校花的照片，经档案馆负责同志反复考证，令人失望的是，居然，照片上的清丽女子，并不是当年的梅娅雯，而是娅雯的同学，也是某某大学某某学院的大美人。那个美人有一个十分奇特的名字，叶哲文。不知她是否也参加一九四七这座城市的美女竞选。叶哲文来自大江下游水城宜昌，眉眼清秀，柳眉细腰，灵动如水。她当时也和地下党学运书记谭纪年有过接触。不知是不是纪年把她送到青云山参加了地下党游击队。那时报上刊登的消息，是某某大学国文学院二年级学生，参加城市美女竞选之后，神秘失踪。可是，叶哲文后来在一次国军的“剿匪”战斗中被捕，或者牺牲。指挥那场剿匪战斗的，正是娅雯的大哥，梅国文带领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叶哲文的命运并没有就此完结。她后来隐约出现在这座城市的公开身份，居然是妓女！而且，叶哲文的妓女身份，居然和纪年、瞎子舅舅都发生了联系！后来纪年叛变，回忆他们革命历史和战斗经历的同事们，把他思想作风、道德败坏，和某某会馆春来茶馆的妓女某某某的勾勾搭搭，作为一个有力的证据。叶哲文的出现，使他们对娅雯的身份产生了怀疑，娅雯究竟属于当年哪所大学的校花？她参加的究竟是哪一年这座城市的美女竞选？在当年那座城市的报纸上，一定有记载。只不过那些记载还没有找到而已。说不定还有更加靓丽的照片，珍藏在不知哪个角落。也许在历史档案馆、革命博物馆，也许在她和某某的心灵相册上。而且，当时那个远道而来的革命者，的确是看了她的照片后，才欣然同意把她叫到地下党首脑机关，担任交通员、书记员和秘书之类的工作的。父亲梅绍武知道儿子女儿，走上和他们家庭世代农商完全不同的道路，他暗地里支持，表面上反对。他觉得他们那个家族，应该在新政权里找到光明的前途。梅绍武被枪毙的时候，还高呼“斯大林元帅万岁！”那是他们在档案里查到的一段悲喜交加的血泪故事。本来他的保安部队已完全移交给了新的红色政权。他组织保安警察，维持县城混乱的治安。他和新政权的合作，开始也十分愉快。谁知新政权为了站稳脚跟，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脚脚爪爪统统抓起来镇压。那就是解放初期著名的“镇反”运动的一个侧面。当然，这场运动现在看来有它合理的地方，在新旧政权交替时期，对维持秩序、巩固政权、击退反动分子的疯狂反扑，也起了强力良好的作用，但也从某种程度上，开启了滥杀无辜的先河。那时，杀人被称作敲沙罐。很形象，很幽默，用子弹那么轻轻一敲，沙罐一样的脑袋就破了。沙罐破了可以修补，而脑袋一破，脑浆迸出，就再也无法修补了。那场带着胜利欢乐色彩的政治杀人运动，合理合法，当然也免不了掺和一丝丝令历史、生命颤栗的恐怖和阴冷。就连现在当地的补鞋匠，都能把江边刑场敲沙罐的场面叙述得绘声绘色。父亲梅绍武在那场普通的镇反运动中被枪杀。他写下了自己和儿女们长期追随共产党地下组织，做了多少革命工作的讲演稿，大儿子怎样在旧军队里营垒中冲杀出来为新中国解放事业做出了多大贡献。小女儿的“丈夫”怎样因为组织学运，被国民党关进监狱，小女儿怎样在白色恐怖中做地下党的工作。他自己怎样在即将来临的解放战斗中，无私贡献出了保安部队和全部家产。他妻子怎样在当地办小学，为当地百姓做了多少好事。本来，他把写好的讲演稿，带在身上。他被监狱看守强灌酒醉了之后，五花大绑，押赴江边沙滩上刑场。那天，刑场对面的悬崖，悬挂着鱼鳞似的灿烂阳光。春天的大江两岸，油菜花金黄。黑压压的人群，拥挤在江边沙滩上，早春的太阳，已十分毒辣。他和一群被捆绑着的暗藏反革命、叛乱暴动分子，串在一起，二三十人，弯弯扭扭地，站了一排。那里有伪政权搜刮民财的反动武装首领，有袍哥大爷、土匪头目、县财政局长，旧军队衙门里的散兵游勇、作奸犯科的，这些人都一块儿枪毙。那天，娅雯的父亲被绑得很紧很紧，站在毒辣的太阳下，浑身冒汗，他试图从被捆绑着的破棉袄里，取出用小狼毫毛笔写的讲演稿，对大家讲演。那时，一排行刑的解放军战士，已向他们举起了长杆子步枪，他突然扯破喉咙高叫：
“冤枉啊！我还有话说！”
主持刑场的军官是一个高大的解放军营长。营长姓苏，来自山东，新政权供职的那些天，他们见面十分客气。苏营长依然那么客气地对他点点头，同意他说话，但，因为他脸上流着汗，也因为他们在被押出来枪毙之前，被灌了一海碗烧酒，想喊，喉头哑哑地，什么也喊不出来，陪同他被杀的那个贩卖烟土的伪县财政局长，大声骂他：
“软骨头，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说这些，有啥子毬用哟？”
可是，被五花大绑的伪临时县长梅绍武，还是把他想说的话，哑哑呼呼，说了个大概，他家，他大儿子，女儿，怎样和新政权有血肉联系，他历来就同情革命，支持革命，最后，组织伪政府任县长，属迫不得已，而且已得到新政权容许。他任县长、保安司令，成员虽然成分复杂，但没有新的血债……他越说越激动，越兴奋。他满脸胀红，吐字不清，黑洞洞的嘴不断蠕动，他想得到答案，像他这样死心塌地，倾向革命，支持革命，甚至已经正在卖力干着革命的人，凭什么要被新政权杀掉？
苏营长不耐烦地站起来，喝了一声：
“说完了吧！”
“没，没有！”
苏营长皱了眉头，手一挥，面前的步枪，对面的机关枪，对着他们那一串“蚱蜢”同时开火。枪响的时候，似乎人们还能听见他在高呼“斯大林元帅万岁！”还有高呼“共产党万岁”、“蒋某某万岁”的。掺合着枪声的口号，呼得很杂很乱。还有好几声“万岁”，没有喊得周全。一阵硝烟过后，那些被捆绑着高呼“万岁”的生命，一个个都烟消云散了。他那长长的身体，中弹之后也蜷起来，像一头黑虾米，缩在岩石下面的裂缝中。那时，娅雯已戴上大叛徒妻子的帽子，在外面深山老林躲藏。她没有看到父亲被枪杀的场面。可是，她可能在这里看到枪杀的他们家族中的第二个人，就是她名义上的丈夫，谭纪年。纪年也是被五花大绑，押到悬崖下的沙滩上来枪毙的。谭纪年被枪杀的时候，人们似乎没有见到大江侠客的影子。他被枪杀于一九五一年。比娅雯的父亲梅绍武被镇压刚好晚一年。主刑官居然还是来自山东的大汉，解放军苏营长。纪年被枪杀后，他那也被五花大绑的挺硬的身子，也蜷缩起来像只黑虾米。也是春天，大江两岸，风和日丽。纪年没有呼口号，也没有讲演，行刑的战士用手枪、步枪，从他很近的背后，一枪打过去，子弹穿过背部，再补一火，他脑袋就开了花。他先是一栽，又向后一仰，又一颗子弹打过去，正好敲破了前额。他向前重重栽下去。络腮胡上粘满了血，流着血的嘴，啃着沙滩上的石子和淤泥。……娅雯万万没想到，他们家族中的亲人们，会在如此血腥的场面中出现，还一次次重复。她没有去收尸。去给她父亲梅绍武收尸的是那个名叫顺子的小女孩。顺子已十七八岁，是她父亲惟一正了名的姨太太。顺子是那座椅子形山岭上梅家祠堂账房先生的女儿。圆房的时候，顺子刚满十六。他们还生了儿子，顺子用小船载了梅绍武的尸体，远走他乡。究竟掩埋在什么地方？他们谁也不知道。
掩埋娅雯叛徒丈夫的，不是她自己，而是当地的“老船工”，大江上的水手。那个身强力壮的壮汉，练就了一身好武艺，他有在汹涌波涛中长久熟练驾船的本领。他连夜把尸体用船载到大江南岸崇山峻岭中去埋葬。这样，那一带的紫檀木树林中，深山泉水边，便出现了一座没有姓名的坟墓。也有人说，埋葬她叛徒丈夫谭纪年的，不是武艺高强的船工，而是一个大江游侠，或江洋大盗，或是从远方的失败战场上逃回来的
国民党上尉军官。有人把那个上尉军官，吹得更神。说他并不是上尉，而是国民党将军。这个神秘军官，在他们家族中，始终其着保驾护航的作用。他的真实面目，始终迷糊。无论船工，还是长工，还是逃回来国民党的上尉、将军、当地土匪、保长、甲长，反正他是那么一个身强力壮男人，隐隐约约地闯进了娅雯的情感生活。有人说他们曾结婚，但他们的婚姻也十分短暂和暗淡，没有在她生活中，留下多少记忆。他们没有生儿育女作为生活好坏和爱情幸福的证据。后来，她的大半生，都在贫病交加、精神和肉体折磨中度过。那时，她儿子永年还小，孤儿寡母在遥远的山林，亦说原始森林，深山古庙，隐居之后被揪出来，送回老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悲痛和耻辱中过日子，是何等艰难。回到家乡，老家的房产田地，早被翻身的农民分了个干干净净。她在老家祖坟的山崖旁边，支起小茅草棚度日，经常受到当地村民的辱骂和骚扰。每次运动，开斗争会，都少不了拉这对孤儿寡母去做陪衬。解放初期那段时间，她们在家乡过的究竟什么日子，可想而知。当然，这是子庄他们了解到的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是，那个逃跑回来的国民党军官，已穿上了当地农民的服装，努力生产。他用船把母子俩从茅棚里带到更深远的山林中去，开荒种地，养鸡养鸭养鱼，过着男耕女织的平静日子。几年过去，山美水美，空气清新。把心灵受到重创的她，养得白白胖胖，被称作乡间美人。他们的儿子永年，似乎也因此享受到了父爱，也感到了他们特殊家庭的快乐温馨，而国民党军官，则完全变成了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在一起买了收音机听广播，说不定那时她还翻出了那本珍藏的《史记》来放在土磨前的石礅上晒干，以免生虫子。日子如果这样，就可以平静过下去。谁知，到了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当地政府开山毁林，把他们居住的那片山林砍得精光，同时，发现了山林中过着平静日子的这一家。国民党上尉被抓到了县上去，关在监狱里，作为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枪毙了。历史反革命，因为他是国民党上尉。现行反革命，是从他们家里搜出了那台收音机。他们收听敌台，山林中的茅屋，是台湾派来这里的特务分子联络点。其实，小莲祖母在大病中沉痛地回忆，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国民党军官。她有过原始山林中的躲避生活，并不是和国民党上尉军官一起度过，也没有哪个台湾派来的特务在深山老林找过他们。她喜欢听的收音机，只能收到当地省、市电台，听收音机，还是她在那座神秘公馆和商人革命者一起工作，掌握来自革命大本营的消息，养成的习惯。她家里还珍藏着一台老式的肖邦牌唱片机哩！那是当初县城女子中学校长留给她的礼物！可是，她后来一次也没有放过贝多芬的音乐。她那时根本就不知道，贝多芬、肖邦、莫扎特和她母子俩的生活，究竟有多遥远。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对她来说，简直毫不相干。至于一直暗地对她有过帮助的那个人，究竟是谁？有人猜测，是她大哥部队的国民党军官，投诚以后，解甲归田，专门来照顾他上司的妹妹。或者，是得到那她哥哥的指令，来暗地帮助她们母子俩的。那么，他也应该算国民党起义人员。历史就这样弯来绕去，但始终不能逃脱谁的手心。生命总要消失，只不过消失的理由，并不都是一样充分罢了。她父亲带着冤屈被枪毙，她名义上的丈夫，那个大叛徒谭纪年，是不是也带着什么冤屈被枪毙的呢？现在还不好说。不过，她和第二任丈夫，并没有正式结婚。国民党逃跑回来的上尉军官，和小莲祖母一样，惟一的爱好就是听广播。他喂鸡、养鱼都是能手。可他还是被镇压了。大江南岸悬崖下的沙滩刑场，是他们一代又一代梦断魂断的地方。至于她母子俩怎样回到老家的？有几种不同的传说。有人说，她“镇反”时被投进监狱，后来，找不到她有什么犯罪证据，就放了出来。有人说，她本来已送到茶场农场去管制劳改，采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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