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尘梦录-第31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自然！”我说，“这都是朋友们的好意，朋友们自然不能叫我去自投罗网，但是，出于自愿，这是我一贯的性格使然，改都改不掉，全当作陪这些无聊的人胡闹一场。也就无妨了。”他们也再不说什么。　　　　　
　　　　我回到易寅村那里，告诉他：“已经说服了吴稚老。明天就动身回平。”　　　　　
　　　　“你勘酌罢！”他说，“到了北平之后，最好不要冒失，先要翊云切实探听与考虑，万一形势不佳，还是‘走为上计’。倘使吃了亏，汪精卫在那里捣乱，蒋先生我又高攀不上。三个元老也不会有真正实力援助的，对我也是如此！你要知道！”　　　　　
　　　　“是的！”我说，“谢谢你的厚意，我也没有想他们援助。”　　　　　
　　　　我知道他感觉到责任，怕万一使我吃亏，又是代他受过，只得让他放心。同窗多年，他对我也有很多照顾，如今他受不白之冤，我又焉能袖手旁观呢。　　　　　
　　　　四十八、返平受讯记辱　　　　　
　　　　既然决心回去到案，我的心里反而轻松了许多。无论结果是吉是凶，并且我也知道是凶多吉少，但是至少我可以免了逃避的耻辱。我想：万一他们把我扣押起来，归入大案，我必定痛快地说出我胸中要说的话，揭穿这帮挂羊头卖狗肉的下流无耻的勾当。一方让你们掩护不得；一方让你们非硬着头皮出来不可！乱子越闯得大越好！岂非大快人心？第三天就又从上海到了北平。　　　　　
　　　　我回到家中一看，老母已经差不多好了，已是休养时期。女儿也将出院，琴？又由满面愁容而平添喜色了，这益发增加了我的兴奋。　　　　　
　　　　我立刻去看江翊云。他一见我，尚未说话，就从书桌上站起，手执桌机电话同地方法院检察长祁谨奄说话。　　　　　
　　　　他说：“喂！谨奄吗？吴景洲回来了！”　　　　　
　　　　祁答：“很好！明天下午2点，就请他来！”　　　　　
　　　　江翊云挂上电话，才向我寒暄落座。　　　　　
　　　　他说：“明天下午两点，我陪你一块去！”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我被郑控走申协议（5）

　　　　因此，易寅村再三要我同他研究去不去问题，当然毋庸研究我立刻允许了他。我们约定了明天午后他来同我到法院。　　　　　
　　　　在当天的晚上，一个朋友谢次洲来看我，转致承办这一案的检察官姓李的意思：要我谅解心照。说他们是很好的朋友，并且是四川同乡。　　　　　
　　　　第二天下午一时，翊云就来了。少少坐了一下，他就要我走，我就与他同车去。　　　　　
　　　　地方法院是旧时的大理院。我们到了门口，警卫挡住了我们，他说：“被传的当事人，不能走大门，要进旁边一个矮门。”　　　　　
　　　　江说：“我是大律师！”　　　　　
　　　　警卫答：“你同了当事人呀！”　　　　　
　　　　我奇怪了，他如何知道我是被告的案中人？这时门口出入的人不少。江翊云相当窘了。却突然进来一个法院的职员，也从外边进来，他知道此地在僵持，他插话了：“这是江总长！可以，可以！请进！请进！”他用手招呼邀着。　　　　　
　　　　卫兵不再拦了，我托福跟着翊云进去，一直到了律师休息室。　　　　　
　　　　“我叫人替你报到。”翊云说：他立刻招呼休息室的茶房，告诉他我的姓名，去了。　　　　　
　　　　一忽就回来，要我进去。翊云也跟着走。到茶房止住了，他说：“您不能去！”翊云停止了，他对我说：“我在此等候你，如果你被扣，我也不出去！你请放心！”　　　　　
　　　　我谢了他往里走，那茶房带着我，下了地道，到一条街子内停住在那里候。许多囚首垢面的人，遗尿遍地，臭不可当，有些地狱的象征了。我不由得想起，我同寅村、玄伯不是一样的官吏吗？那时检察官肯来就询，现在却将我当犯人看待！他们都不肯来，我却这样守法？　　　　　
　　　　我不免愤怒了。但是，当然忍耐着。好在不久，看见来了一个瘦瘦的法官，腋下夹了案卷，走进靠近我的一间小房，他回头将我看了一下。　　　　　
　　　　我想：“这大概就是那姓李的检察官了。”　　　　　
　　　　果然，那房内就传呼了人名，却不是我，有人答应一声，随着进去一个工式的朋友，大约不多几句话，就出来。　　　　　
　　　　接着，我听见了我的姓名，一阵愤怒的意念闪过我的脑神经，我走进那小房，那小房小得只像一间长方形　的候客室，正中有个小讲台，台上两个人：一个检察官，一个书记官并坐着。右手台下，立了一个法警。我立在台下面朝着台上那两个官，已经离门不远。这还是预审庭，也就是侦查庭吧？是不公开的。此外是不是还有旁听的人，我已经记不清。　　　　　
　　　　我没有想到我今日居然站立在犯人的地位？我打量着这上坐的人，他欠了下身，照例地问了我的姓名、年岁、籍贯，然后翻动了他桌上放着的案卷。　　　　　
　　　　我看见那案卷甚长，他很温文地对我说：“此案是最高法院郑检察长告你，大旨是：在×月×日他有一封电报给朱检察官树森，这电报是由你扣了。他告你是‘妨害秘密’，你那天对这个电报是如何处分？”？　　　　　
　　　　“这个电报么？”我说，“是有的，是郑烈打给朱树森的，朱树森是突然受人家的指使，来故宫博物院查案，郑烈给他这个电报时，他离开了原住的长安饭店。这个电报无法投递。但是电报局知道他是来故宫查案，又知道我是故宫博物院的简任秘书，所以送到我家里来托我转交。我根本不知道他住在哪里，或者以为他还要到故宫来，所以答应了收下来，转给他。这是公事，我当然要呈给院长过目，或者院长知道他的住处，易院长拆阅了。因为是明电，他发现这是妨碍他的，所以他扣了。”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我被郑控走申协议（6）

　　　　他说：“原告还告你是诈欺！”　　　　　
　　　　“如何叫诈欺呢？”我问，“既然‘诈欺’，应该还‘取财’吧？”　　　　　
　　　　“因为，”他说，“你允诺了转与朱检察官，你违背了诺言，反而交与易培基！我方才已经问过送报人，他也是这样说。”　　　　　
　　　　“这送报人认识我吗？”我说，“他同我订有契约吗？”　　　　　
　　　　“不！”他说，“他是同你门房接洽的。”　　　　　
　　　　我说：“那他们应该告我的门房，我不能负这个责任！”　　　　　
　　　　他问：“你如何吩咐门房的呢？”　　　　　
　　　　“当时是这样！”我说，“门房拿了这电报给我，说他要求代为转达，我又不知道内容是什么，我认为可能，就接受了。这完全出于一种帮助他的善意，我何尝丝毫诈欺？我何尝用一点手段？岂不是奇谈！”　　　　　
　　　　他停顿了一下，又接着问：“还有说在南京电报局抄录两个电报，也是你经手吗？”　　　　　
　　　　“我更奇了！”我答，“我人在北平，如何经手南京的事？”　　　　　
　　　　他问：“这两个电文，你看见吗？”　　　　　
　　　　我答：“看见！”　　　　　
　　　　他问：“如何看见的呢？”　　　　　
　　　　我答：“这天下的人都看见，不是在报上发表了吗？”　　　　　
　　　　他又停顿了，似乎要结束了，又问：“你还有话说吗？”　　　　　
　　　　“没有甚么？”我想了一下，接着说：“就是请特别注意：我将这电报交与易院长，是国家文官服务令叫我交的，因为他是博物院的首长，而这是公事。”　　　　　
　　　　他没有答复，却又问：“你带有钱吗？”　　　　　
　　　　我答：“有！”　　　　　
　　　　“有预备保人吗？”　　　　　
　　　　我说：“有！”　　　　　
　　　　“这个案子，并不重要。”他说，“假使败诉，按照刑法××条，也仅是处3个月以下的徒刑，300元以下的罚金。我想：现在你缴200元保证金，100元铺保。”　　　　　
　　　　我问：“既有保证金，为什么又要铺保？”　　　　　
　　　　他答：“可以这样办的！”？　　　　　
　　　　这时，他将书记官手内录的问答，所谓“自白”或者供词拿给我看，并且说：“你看过了，觉得没有什么，请你签个字。”　　　　　
　　　　我大致看了一遍，一篇“蝇足”小楷真是细于蝇足，随时可以改。只写我的答词，他的问话一概空白。我所答的有力量的重点都没有写上，譬如：我特别提出那文官服务令一段，一个字也没有。　　　　　
　　　　我不禁笑了。我说：“这我如何签字呢？为什么我说的重点都漏了，而检察官的问话又一句都没有写？”　　　　　
　　　　“都是这样！”他轻声说。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我被郑控走申协议（7）

　　　　我于是乎明白案子都是这样办的。我踌蹰着不下笔，我想：“这样，何必给我看呢？”　　　　　
　　　　他看见我踌蹰，也有些为难了，他说：“你签了，你就自由了。”　　　　　
　　　　站在我右手的那个法警，忽然开口了，他说：“堂上体恤你！”　　　　　
　　　　我一听这话，不禁甚怒，几乎要咆哮，但是，我忍住，我用北平人的方式，用力地瞪了他一眼。我手上本来拿着笔的却放下了。　　　　　
　　　　检察官顺着我的眼光，也看了一下法警，又回到我脸上，柔和地望着我再说一遍：“请你签一下字，就自由了。”　　　　　
　　　　我忽然想起谢次洲的关照，觉得这位检察官的苦心，我说：“一定要我这样签吗？”　　　　　
　　　　接着，我不等再回答，我签了，也不再看。　　　　　
　　　　他欣然地接过去，回头对那法警说：“你引导吴先生缴保证金再回来。”　　　　　
　　　　于是那法警恭顺地引着路到会计室缴了200元，问他要收条，他说：“要附卷。”也就算了。法警跟了我回到原处，保证人杨心德已经在公案下面打了100元铺保的证书。检察官向我说：“你可以请回去了。”　　　　　
　　　　我向进来的原路走。他又要我回来，又说：“请你走这边的门吧！”　　　　　
　　　　我说：“江律师在等我。”　　　　　
　　　　他说：“你出了这边门再进那大门，就无妨了。”　　　　　
　　　　我只得出了矮门，又走向大门进去。方才阻止我们的门警还在，却向我举枪致敬了。真奇怪！我想：是在演戏。　　　　　
　　　　我回到律师休息室一问，江翊云走了。大概他是知道我一定可以自由，所以不必候了。于是我去看一位顾检察官，他是顾孟余的族叔，我们很好的朋友，在故宫工作的同志。我将今天的问答，向他叙述一遍。　　　　　
　　　　他说：“据我看，你应该无罪。”　　　　　
　　　　我说：“不会！但是，‘官司虽输，跪相不错！’（一种俗语，言派头好也。）”彼此都笑了。　　　　　
　　　　在他客厅上两个茶房，一个是庄思老审计院所用旧役，一个又是我农矿部保管处用过的，都对我恭敬亲切非常。在这一小时间，阶下囚，座上客，一身兼之，真成一梦。我方才彻底了解中华民国的司法！？　　　　　
　　　　可是，我回来之后，相当气愤。　　　　　
　　　　一会，那法警来，一定要见我，门房带他进来，态度大不同了，立正鞠躬，他说：“我替您去对了铺保，现在什么都不生问题了。”　　　　　
　　　　我稍为欠了一下身，吩咐门房：“赏他1元！带下去！”他又鞠了一躬下去。　　　　　
　　　　第二天，江翊云又来告我一桩更加令我啼笑皆非的事情，问我跟共产党到底是什么关系？因为张继一伙说我有通共嫌疑，只是目前证据不足，还在调查中，所以暂不指证。弄得我一头浆糊，不知所云。　　　　　
　　　　我对他说，“君子不党，当初参加国民党，那是因为张继的拉拢，送给我一个党证，总不能不要吧！我为了易培基得罪了他，如今党证已被他们收回，还交了30大元退党费。至于共产党，更加与我不相干。”　　　　　
　　　　“那共产党人李大钊的女儿住到你家又是怎么回事呢？”　　　　　
　　　　果然他问到了这件事情。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我被郑控走申协议（8）

　　　　“大钊先生的女儿李星华是我长女吴珊在中法大学的同班同学，两人关系甚好，她家在唐山，北平没家，经常在我家吃住，她父亲被杀之后，我女儿把她接来我家。这女孩善解人意，怕连累我家，几次主动搬走，又被我的女儿们硬留下来。你是知道我的为人，对这种事，我怎能不管。怎么，这难道也算犯罪吗？简直是笑话。”　　　　　
　　　　“那易院长跟共产党的毛泽东又是什么关系呢？你不记得大约10年前北洋政府因为通共罪名通缉过他和李石曾先生吗？”江大律师继续问。　　　　　
　　　　我听了以后，连连叹气。　　　　　
　　　　“当然记得，亏得张继还跟孙中山闹过革命，还是个中常委，怎么如此的无聊瞎胡闹呢。跟共产党认识如何，不认识又如何，孙中山联俄联共，认识的共产党还少吗？这明明是想害人找不到把柄，胡乱来吗？”　　　　　
　　　　“如今情形不同了，国共成了死敌，如果现在易院长跟他们还有联系就麻烦大了。”　　　　　
　　　　“据我所知是没有的。过去他和毛泽东的情况，倒曾向我提过。那是他从湖北方言学堂毕业后，去长沙第一师范当了校长，教过毛泽东国文，对毛泽东很欣赏，1919年还带着毛泽东率领请愿团到北京炮轰军阀张敬尧，后来真把张敬尧轰出湖南，1921年毛泽东向他请假去上海开会，本来毛泽东已成了课任教员不能走的，易院长却特批他去。过了很久，才听说毛泽东那次去开的乃是共产党的代表会。不久后易院长不断升迁，早已失去联系。”　　　　　
　　　　“原来如此，只要没有联系就好，免得再生麻烦，但你们两位政治态度显然已经在案。”　我说：“那有什么关系，我布衣一介以画为生又不想搞政治做大官，由它去好了。”　　　　　
　　　　还有一次正式审判庭呢！又得受一次侮辱，我由帮助地位而身被罗织名列法网，实在是怨哉枉也！要是真够称为一个国家的法庭，法官若真能凭公正立场审度是非。我不应当计胜败，都得守法。现在，显然的不是。　　　　　
　　　　一个下贱的女人，这样堂堂的司法机构下的国家官吏，凭她的喜怒来审案、定是非，岂但是我一个人的耻辱？这是整个国家的耻辱！我是一个堂堂的国民，我应该抗议！我应该反抗！但是，我们许多同被压迫的人，都在逃避！比我力量大的人，这个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