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师-第1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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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高宗对战争前途心存两怕，一怕全胜，二怕大败。如果全胜，则武将兵多、功高而权重，会威胁皇权。尽管岳飞再三真心诚意地表示，北伐成功后要解甲退隐，宋高宗总是疑神疑鬼。在他看来，岳飞绍兴七年自行解职，奏请建储等事，不是证明岳飞居心叵测吗？倘若大败，则宋高宗有可能成为阶下之囚，欲为临安布衣而不可得。绍兴元年以来宋军的多次胜利，也不可能根除宋高宗的恐敌顽症，他始终对金方的力量估计过高，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低。岳家军节节推进，宋高宗在深宫中反而惴惴不安，因此，他在手诏中再三叮咛岳飞，要避免与完颜兀术（宗弼）大军决战，“全军为上”，“占稳自固”，“必保万全”。
　　　　秦桧身为奸细，与抗金事业势不两立。然而两个多月以来，各战场传来的是或大或小的捷报，而无败报，这使他更急于要从中破坏。秦桧捣鬼有术，然亦有限，单凭他以三省、枢密院的省札发号施令，对岳飞、韩世忠等官高权重的将帅并无多大约束力。根据若干年来形成的惯例，惟有宋高宗的亲笔手诏，才对将帅们具有更大的约束力；而宋高宗手诏也并非他个人的作品，往往是由他和宰执大臣一起商量，并由他们为之起草。
　　　　到七月上旬，秦桧对各战场动态有一个基本了解。宋、金两军在东部和西部战场处于拉锯或胶着状态，进展不大。中部战场的张俊已经撤军，惟独岳家军却长驱猛进，攻势凌厉。显然，对金战局的成败，系于岳家军之进退。秦桧看准时机，也透彻地了解宋高宗的心理，迫不及待地向宋高宗提出班师的建议，理由是岳飞“孤军不可留”。他还唆使殿中侍御史罗汝楫上奏说：
　　　　“兵微将少，民困国乏，岳飞若深入，岂不危也！愿陛下降诏，且令班师。”
　　　　班师，一不至于大败，二不至于全胜，正中宋高宗下怀。于是，宋高宗在七月八日或稍后，即与郾城之战大致同时，发出了第一道班师诏。
　　　　岳飞在七月五日，即郾城之战前夕，上奏报告梁兴、董荣、赵俊、乔握坚等部的胜利，并说：
　　　　“臣契勘金贼近累败衄，其虏酋四太子等皆令老小渡河。惟是贼众尚徘徊于京城南壁一带，近却发八千人过河北。此正是陛下中兴之机，乃金贼必亡之日，若不乘势殄灭，恐贻后患。伏望速降指挥，令诸路之兵火急并进，庶几早见成功。”
　　　　此奏一去十余日，并无一兵一卒进援的消息。待熬过郾城和颍昌两次苦战后，却盼到一道班师诏，时值十八日，即张宪进行临颍之战的当天。岳飞不愿，不忍，也不肯舍弃行将到手的胜果，他没有下令终止向开封府的进军，而是写了一封“言词激切”的奏章，反对“措置班师”，他说：
　　　　“契勘金虏重兵尽聚东京，屡经败衄，锐气沮丧，内外震骇。闻之谍者，虏欲弃其辎重，疾走渡河。况今豪杰向风，士卒用命，天时人事，强弱已见，功及垂成，时不再来，机难轻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图之。
　　　　隔了两三日，大军前锋已进抵朱仙镇，而岳飞却在一天之内，接连收到十二道用金字牌递发的班师诏。这十二道诏旨全是措辞严峻、不容改变的急令：大军班师回鄂州，岳飞本人去“行在”临安府朝见皇帝。宋高宗发诏的时间，大约是在七月十日左右，正是他得到七月二日克复西京河南府捷报之时，就急忙作出丧心病狂的决定。
　　　　岳飞遭受了绍兴七年以来的又一次政治e打击，而这次打击的分量要沉重得多。这个敢于藐视刀光、斜睨剑影的大丈夫，不禁悲愤地啜泣起来，他面东朝“行在”临安府的方向再拜，说：“臣十年之力，废于一旦！非臣不称职，权臣秦桧实误陛下也。”
　　　　岳飞终于领悟到一条真理，朝廷是决不允许他抗金成功的。他只能作出一生中最痛心的决定，下令班师。
　　　　“契勘金虏重兵尽聚东京，屡经败衄，锐气沮丧，内外震骇。闻之谍者，虏欲弃其辎重，疾走渡河。况今豪杰向风，士卒用命，天时人事，强弱已见，功及垂成，时不再来，机难轻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图之。
　　　　隔了两三日，大军前锋已进抵朱仙镇，而岳飞却在一天之内，接连收到十二道用金字牌递发的班师诏。这十二道诏旨全是措辞严峻、不容改变的急令：大军班师回鄂州，岳飞本人去“行在”临安府朝见皇帝。宋高宗发诏的时间，大约是在七月十日左右，正是他得到七月二日克复西京河南府捷报之时，就急忙作出丧心病狂的决定。
　　　　岳飞遭受了绍兴七年以来的又一次政治e打击，而这次打击的分量要沉重得多。这个敢于藐视刀光、斜睨剑影的大丈夫，不禁悲愤地啜泣起来，他面东朝“行在”临安府的方向再拜，说：“臣十年之力，废于一旦！非臣不称职，权臣秦桧实误陛下也。”
　　　　岳飞终于领悟到一条真理，朝廷是决不允许他抗金成功的。他只能作出一生中最痛心的决定，下令班师。
　　　　撤军令自然严重地影响了岳家军的军心和士气。原来将士们与家属相约，不破金军不团圆，如今却功败垂成，中途折回，又有何面目见人。岳飞看到自己这支在强敌面前不屈不挠、毫无愧色的雄师，居然变得行伍不整，“旗靡辙乱”，真是心如刀割，半天不说一句话，最后，他长叹一声：
　　　　“岂非天乎！”
　　　　岳飞夜宿荒村野寺，与部将们相对而坐，久久沉默不语，他突然发问：
　　　　“天下事竟如何？”
　　　　众人都不愿再说什么，唯独张宪回答：
　　　　“在相公处置耳！”
　　　　然而他的劝勉未能使岳飞产生回师的勇气。岳飞的退师，使京西的百姓大失所望，很多人闻讯拦阻在岳飞的马前，边哭边诉，说：
　　　　“我等顶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虏人悉知之。今日相公去此，某等不遗噍类矣！”
　　　　岳飞含泪取诏书出示众人，说：
　　　　“朝廷有诏，吾不得擅留！”
　　　　大军撤至蔡州时，又有成百上千的人拥到衙门内外，其中有百姓，有僧道，也有书生。一名进士率众人向岳飞叩头，说：
　　　　“某等沦陷腥膻，将逾一纪（十二年）。伏闻宣相整军北来，志在恢复，某等歧望车马之音，以日为岁。今先声所至，故疆渐复，丑虏兽奔，民方室家胥庆，以谓幸脱左衽。忽闻宣相班师，诚所未谕，宣相纵不以中原赤子为心，其亦忍弃垂成之功耶？”
　　　　岳飞又以班师诏出示众人，大家都失声痛哭。最后，岳飞决定留军五日，以掩护当地百姓迁移襄汉。
　　　　大军从蔡州南下，回到鄂州。岳飞本人在七月二十七日，率骑兵二千，取道顺昌府，渡过淮河，前往“行在”临安府。他上奏说，自己“恭依累降御笔处分，前赴行在奏事”。
　　　　第二节金兵重占河南
　　　　完颜兀术（宗弼）原以为此次战争败局已定，他夜弃开封府后，正准备渡过黄河，有个北宋时的无耻太学生却要求进见，对完颜兀术（宗弼）说：
　　　　“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以愚观之，岳少保祸且不免，况欲成功乎！”
　　　　完颜兀术（宗弼）经此人提醒后，决定暂不过河。他想起被杀的族叔完颜挞懒（昌）为金朝留下了奸细秦桧，决定加以利用。完颜兀术（宗弼）在迭遭挫败之余，开始了从主战派到主和派的转变。
　　　　岳飞撤兵的消息被证实后，完颜兀术（宗弼）喜出望外，立即整军卷土重来。在前一阶段的战争中，完颜兀术（宗弼）很不信任原伪齐降附的兵痞，除李成外，如孔彦舟之流“只是单马随军，并无兵权”。此时才利用了孔彦舟、徐文等人。完颜兀术（宗弼）以孔彦舟为前锋，重新回军开封府。
　　　　岳飞在前沿尚留下少量部队，是为掩护河南百姓南迁，并且接应大河以北梁兴等军撤退者。他们在兵力单薄，士气受挫的情势下，难以抵挡金方大军的进攻。孔彦舟袭郑州时，曾夜劫中牟县敌营的准备将刘政不幸被俘。留驻西京河南府登封县（今河南省登封市）的孟邦傑，守汝州的郭清、郭远等军，也接着败退。
　　　　八月上旬，金朝翟将军率部包围淮宁府。新任知州赵秉渊一扫昔日的怯战心理，勇敢地进行抵抗。岳飞派遣李山和史贵的部队，刘锜派遣韩直的部队，内外夹攻，打败金军。他们结束了岳家军第四次北伐的最后一战，然后撤兵。岳家军作战仍十分勇猛。小军官杨兴率领几十人，在淮宁府沿河同数百散骑接战。杨兴左臂中六箭入骨，“犹坚力向前”，从上午苦战到下午，金军死伤累累，最后被迫遁走。
　　　　岳家军的班师，使整个战局发生逆转。八月，韩世忠因久攻淮阳军不克，也在宋廷的命令下撤军了。
　　　　宋高宗得到岳飞郾城之战的捷报，特别是接到他七月十八日反对班师的上奏后，又略为回心转意。七月二十五日，即岳飞班师后几天，杨沂中的殿前司军奉命自“行在”临安府开赴淮南西路。宋高宗接着又发手诏，改令岳飞“且留京西，伺贼意向，为牵制之势”。此类手诏当落笔之际，其实已成废文。八月中旬，杨沂中军到达宿州，以五千骑兵夜袭临涣县（今安徽临涣）柳子镇，却不见金兵踪影。他得知金方以重兵埋伏于归路，“遂横奔而溃”。金军乘胜占领宿州，因当地百姓欢迎过宋军，遂恣意报复，大肆屠戮。
　　　　绍兴十年的宋金大战，从顺昌之战开始，至宿州失陷告终。宋高宗和秦桧的战略指挥，帮助了金军重占河南之地，使宋军屡次大捷的辉煌战果毁于一旦。
　　　　古代的通信技术十分落后，而战争形势往往瞬息万变，故皇帝对远征的将帅实行遥控，一般是不适宜的。但是，军事上十分保守和怯弱的赵宋皇朝，又将遥控视为防范武将、维护皇权的家规。有时，甚至连作战的阵图都须皇帝亲授，前线每一项军事行动都须禀命而行，把将帅们随机应变的主动权剥夺干净。
　　　　宋代最快速的马递是金字牌，用一宋尺多长的朱漆木牌，上写金字：“御前文字，不得入铺。”用驿马接力传送，不得入递铺稍事停留。凡皇帝发下急件，用金字牌传递，日行五百宋里。臣僚发给朝廷急件，另用“急递”，日行四百宋里。事实上，纸面规定日行四、五百宋里的速度往往达不到，这是由战争、道路条件、气候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岳飞自鄂州或前方发往“行在”临安府的急递奏状，行程须十日以上；临安府行朝用金字牌传递诏令，一个来回，约需二十日左右。鉴于如此长的往返时间，宋高宗在手诏中也曾说“朕不可以遥度”、“兵难遥度”等语。但是，为了贯彻他的意图，有时又非“遥度”不可。
　　　　宋廷命李若虚制止岳飞出师未成。宋高宗便又命令岳飞在攻占蔡州和淮宁府后，于闰六月底终止军事行动，“轻骑一来相见”。岳飞却继续提兵北上，长驱中原，使宋高宗和秦桧惶惶不可终日。
　　　　宋高宗对战争前途心存两怕，一怕全胜，二怕大败。如果全胜，则武将兵多、功高而权重，会威胁皇权。尽管岳飞再三真心诚意地表示，北伐成功后要解甲退隐，宋高宗总是疑神疑鬼。在他看来，岳飞绍兴七年自行解职，奏请建储等事，不是证明岳飞居心叵测吗？倘若大败，则宋高宗有可能成为阶下之囚，欲为临安布衣而不可得。绍兴元年以来宋军的多次胜利，也不可能根除宋高宗的恐敌顽症，他始终对金方的力量估计过高，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低。岳家军节节推进，宋高宗在深宫中反而惴惴不安，因此，他在手诏中再三叮咛岳飞，要避免与完颜兀术（宗弼）大军决战，“全军为上”，“占稳自固”，“必保万全”。
　　　　秦桧身为奸细，与抗金事业势不两立。然而两个多月以来，各战场传来的是或大或小的捷报，而无败报，这使他更急于要从中破坏。秦桧捣鬼有术，然亦有限，单凭他以三省、枢密院的省札发号施令，对岳飞、韩世忠等官高权重的将帅并无多大约束力。根据若干年来形成的惯例，惟有宋高宗的亲笔手诏，才对将帅们具有更大的约束力；而宋高宗手诏也并非他个人的作品，往往是由他和宰执大臣一起商量，并由他们为之起草。
　　　　到七月上旬，秦桧对各战场动态有一个基本了解。宋、金两军在东部和西部战场处于拉锯或胶着状态，进展不大。中部战场的张俊已经撤军，惟独岳家军却长驱猛进，攻势凌厉。显然，对金战局的成败，系于岳家军之进退。秦桧看准时机，也透彻地了解宋高宗的心理，迫不及待地向宋高宗提出班师的建议，理由是岳飞“孤军不可留”。他还唆使殿中侍御史罗汝楫上奏说：
　　　　“兵微将少，民困国乏，岳飞若深入，岂不危也！愿陛下降诏，且令班师。”
　　　　班师，一不至于大败，二不至于全胜，正中宋高宗下怀。于是，宋高宗在七月八日或稍后，即与郾城之战大致同时，发出了第一道班师诏。
　　　　岳飞在七月五日，即郾城之战前夕，上奏报告梁兴、董荣、赵俊、乔握坚等部的胜利，并说：
　　　　“臣契勘金贼近累败衄，其虏酋四太子等皆令老小渡河。惟是贼众尚徘徊于京城南壁一带，近却发八千人过河北。此正是陛下中兴之机，乃金贼必亡之日，若不乘势殄灭，恐贻后患。伏望速降指挥，令诸路之兵火急并进，庶几早见成功。”
　　　　此奏一去十余日，并无一兵一卒进援的消息。待熬过郾城和颍昌两次苦战后，却盼到一道班师诏，时值十八日，即张宪进行临颍之战的当天。岳飞不愿，不忍，也不肯舍弃行将到手的胜果，他没有下令终止向开封府的进军，而是写了一封“言词激切”的奏章，反对“措置班师”，他说：
　　　　“契勘金虏重兵尽聚东京，屡经败衄，锐气沮丧，内外震骇。闻之谍者，虏欲弃其辎重，疾走渡河。况今豪杰向风，士卒用命，天时人事，强弱已见，功及垂成，时不再来，机难轻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图之。
　　　　隔了两三日，大军前锋已进抵朱仙镇，而岳飞却在一天之内，接连收到十二道用金字牌递发的班师诏。这十二道诏旨全是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