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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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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
1927年回国,曾任武汉第四中山大学教授。解放后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任教。
③周敦祥(1898—1980)
,湖南长沙人。周南女校学生。后入南京高等师范补习班学习。
1921年去新加坡南洋女中任教。大革命失败后回国,长期从事教育工作。解放后任湖南文史馆员。
④李振翩(1898—1984)
,湖南湘乡人。五四运动时,湘雅医专《新湖南》周刊编辑,赴北京的“驱张”代表。抗战时为国民党军中将医官。后定居美国任医学教授,美京华人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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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匡互生①)
,其中也有个别外省籍的如刘清扬②等人。
到五四运动时,会员发展到约70余人。
为了发挥学会的战斗作用,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真正有所作为,毛泽东这时已明确认识到,会员必须有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便无法除旧布新,取得思想和行动的一致。
而这时他已经初步形成自己的观点,在他内心希望学会树起一面主义的旗子,实际就是希望新民学会会员都接受马克思主义。
五四时期,各地进步的社团是很多的。
从宗旨的革命性、组织的严密性和在革命运动中所起的作用而言,新民学会是其中最为突出的。譬如当时名声最大、会员最多(曾达108人)
、历史最久的少年中国学会,在这几方面就都不如新民学会。
少年中国学会是1919年7月1日在北京正式成立的,上海、南京、成都等地都设有分会。李大钊是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他与邓中夏等积极参加过学会的活动,有一些后来的共产党员都参加过这个学会。由于学会的成员多数是资产阶级
①匡互生(1891—193)
,湖南邵阳人。北京高师学生,五四运动时,火烧赵家楼有名闯将。知名教育家。在上海病逝。
②刘清扬,(1894—197)
,回族,天津市人。青少年时期,曾参加同盟会系统的革命活动和五四运动,积极参加周恩来、邓颖超等发起组织的觉悟社,领导天津的学生运动。
192O年赴法勤工俭学。回国后,先后在广州、上海、北京、武汉、重庆、桂林、香港等地,积极组织爱国妇女团体,投入反蒋抗日救亡的斗争,以及从事战地儿童保育,向解放区介绍输送进步青年等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第一至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至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妇联副主席,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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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它的主要负责人多是反动的国家主义者,李大钊、邓中夏等当时活动的重点也不在此,因此,这个学会始终不能成为一种主义的结合,组织一直很松懈。学会成立时定的宗旨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
对于这个比较模糊、抽象的宗旨,会员各执其说,各行其是。
从学会各种出版物的言论看来,只有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①等少数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为唯一科学的指导思想;多数会员所关心的则是“求学问”和“个人修养”这两个问题,并不关心政治。学会的规约甚至以参加政治活动为禁令。学会出版了许多刊物,各种思想兼收并蓄,学术性比较重,而脱离当时的政治斗争。关于改造中国的途径,以学会最主要的创始人王光祈为代表,多数人的主张,仍不外“发展教育”
与“振兴实业”
之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只有王光祈算是发起过“工读互助团”这类社会活动,做过一些所谓“创造新社会的尝试”
;然而这类浮萍似的活动,当然很快就瓦解了,失败了。
1919年底或1920年初,经李大钊、邓中夏介绍,毛泽东曾参加过这个学会。
1920年11月间,他写给法国新民学会会员的信中,曾经这样指出这个学会的弱点:“各方面——即如
①恽代英(1895—1931)
,江苏武进人。
五四时期组织和领导了武汉学生爱国运动,并创办利群书社,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1920年与萧楚女等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任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主编《中国青年》杂志。第一次大革命期间,由党派往黄埔军校任政治总教官。在党的五次、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均被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
1930年4月在上海被捕,第二年4月在南京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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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学会——人物,都不免有点虚浮,少深沉远大之计,少恳挚之意。“
1921年以后,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思想的分化日趋明显,原来在口头上标榜社会主义的人,也愈来愈反对马克思主义,大多数会员则照旧走资产阶级学者的老路。
1921年7月,在南京召开的会员大会上,邓中夏鲜明地指出,学会“必须要确定主义,如无一致的主义,必然使学会分裂。”这次大会之后,该会即日趋涣散,到1925年,实际上已停止了活动。
1925年,该会印发征求会员意见的调查表,其中有“对于会务之改进抱何种态度”一栏,毛泽东的回答最明快:“会员所抱主义显然有互相冲突之点,且许多会员精神不属于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在此时实无存在之必要,主张宣布解散。”
新民学会的“改造中国与世界”
的宗旨,是1920年7月,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会员在蒙达尼举行的会议上正式确定的。
确定以后,他们写信告诉了毛泽东。毛接到信后,非常高兴,并立即回信说:“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学会的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
学会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研究新思想,探寻改造中国的道路和方法。会员们的集会,以及相互之间的通信,除经常讨论个人出处、立身行事、会务开展外,多是谈论国家大事和世界局势,以及探讨社会思潮和思想方法,最后一个阶段,则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的革命经验为主。
为了互通情况,加强联系,交换心得,引导会员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毛将1918年至1921年初,他所搜集到的会员之间比较重要的信件(参加这些通信的会员近40人,内中有女会员七八人)
,按内容和时间汇编成三集《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写有发刊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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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或序言,并且在一些信的前面加标题和按语。
《通信集》由长沙文化书社印发,未对外发行,仅发给会员和一部分有关的“会外同志”。
第一集共13封信,其中毛泽东的有3封。第二集共30封,其中毛的有7封。这两集涉及的内容较广,主要包括勤工俭学问题,求学方法,人生观、宇宙观的讨论,国际国内大事,以及会务开展,等等。最重要的是第三集,有7封信,主要是毛同蔡之间有关共产主义理论和建党问题的讨论。这三本《通信集》生动地反映了毛和他的战友在五四运动前后的一些思想动态,以及他们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最初阶段的一些活动。在这些充满豪情壮志的信件中,感人至深的,就是以毛为首的这一代先驱,他们在青年时期,就毅然肩负起似乎是“老虎抓天,无从下手”的改造中国和世界的责任;就决心在这夜气如磐、狐鼠横行的世界中,开辟出一条光明大道;而且是那样无所畏惧,充满信心,那样无私忘我,重视集体,既着重团体的作用,尤信任群众的力量;他们的革命浪漫主义和实事求是的现实精神结合得如此紧密。
《会务报告》第一号中,毛泽东还总结了学会从成立以来的优缺点:“我们学会无形中有几种信条:像‘不标榜’、‘不张扬’、‘不求急效’和‘不依赖旧势力’皆是。”这一切做法,都是为的“打基础”
,“要将来结果好和结果大,就应该将基础打得好,打得大”。由于“不依赖旧势力”
,会友都具有一种创造精神。多数会员头脑清新,没有陈腐气,能容纳新的思想;富奋斗精神,于改革生活,进修学问,向外进取,都能看出这点;还具有互助及牺牲精神。缺点在有些会友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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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轻率,难免幼稚;做事也多于求学,思想难免有幼稚处。
关于同志间的情意恳切的互相规劝,他们相互通信中是常见的。
现在我们从《毛泽东书信选集》中看到这样一封典型的规劝信,是1921年1月28日毛泽东写给彭璜的。现在《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三集中没有这封信(第三集1921年1月上旬付印)。此信可能编入第四集。第四集已编好,预告说1921年8月出版,但现在没有发现,也许当年并未出版。彭璜是当时会员中最活跃的人物之一,驱张运动时为驻上海的负责人,毛泽东最亲近的战友。
1921年1月,1、2、3号这三天,学会的大会刚开过,大家都在会议上各抒己见,会开得很融洽,并无大的原则争论。彭与易礼容是同学,易同样是毛的好友,也是当时的活跃人物。这封信大概是由于彭与易之间,为一件并非原则大事,发生激烈争执而引起的。彭对易说了些过分泄忿的话,如说“要反抗”
,“要征服”
,毛泽东觉得“未免过当”。信中首先谈到自己的缺点:“弟两年半以来,几尽将修养功夫破坏:论理执极端,论人喜苛评,而深刻的自省工夫几乎全废。今欲悔而近乎两年半以前,有此志,病未能也。”然后谈到彭璜的缺点:“吾兄高志有勇,体力坚强,朋辈中所少。而有数缺点:一、言语欠爽快,态度欠明决,谦恭过多而真面过少。二、感情及意气用事而理智无权。三、时起猜疑,又不愿明释。四、观察批判,一以主观的而少客观的。
五、略有不服善之处。
六、略有虚荣心。
七、略有骄气。八、少自省,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九、少条理而多大言。十、自视过高,看事过易。弟常常觉得一个人总有缺点,君子只是能改过,断无生而无过。兄之缺点,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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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未必的当。
然除一、三两条及第五条弟自信所犯不多外,其馀弟一概都有。吾人有心救世,而于自己修治未到,根本未立,枝叶安茂?工具未善,工作奚当?弟有一最大缺点而不好意思向人公开者,即意弱是也。兄常谓我意志强,实则我有自知之明,知最弱莫如我之意志!我平日态度不对,向人总是龂龂,讨人嫌恶,兄或谓为意强,实则正是我弱的表现。
天下惟至柔者至刚,久知此理,而自己没有这等本领,故明知故犯,不惜反其道而行之,思之悚栗!“
“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其原多出于‘占据的冲动’与‘意力之受拂’。兄与礼容之争,吾谓乃属于后者。
(此情形弟亦常经过,并常以此施诸他人。)意力受拂,最不好过,修养未纯如吾人,一遇此情形,鲜有不勃然奋起者,此则唯有所谓‘眼界宽’与‘肚量大’者能受之。
兄以为何如?“
我们几乎将这封信全抄下来了。
朋友间因事争吵伤了和气,借机调解,晓以大义,将自己也摆进去,都有缺点,而能如此诚恳指出对方的十条缺点,既严肃深刻,又亲切诚恳,此种交友之道,同志之情,实值得学习,永远不会过时。想必彭璜一定接受了朋友的劝告,与朋友和解了吧。不幸的是,彭璜于1921年早逝。
经过五四运动、驱张运动的革命锻炼,新民学会不仅会员扩大了几倍,而且已不是一个纯学术的团体了。会员们已投身于改造中国的事业,他们在国内外,天各一方,寻找如何才能彻底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道路。
自上海半淞园会议之后,学会会员主要分在法国和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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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地活动。
1920年7月,毛泽东回到长沙后,领导新民学会会员,办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组织湖南进步青年到俄国去学习,同陈独秀联系,开始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与何叔衡、彭璜等少数几个人,作建党的准备。他已读了许多有关书籍和小册子,对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潮作了分析研究,终于初步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会员中主要骨干都同时进行了这种学习。由于赵恒荡政府的破坏,湖南自治运动终于失败。
1920年11月25日在致向警予的信中,毛泽东痛感“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同一天致罗章龙的信中谈到改造中国,“固然要有一班刻苦砺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
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后来,毛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谈到他当时由此得到的结论:”只有经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这两封信,标志他经过革命的实践和艰苦的学习,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完成了自己世界观的转变。
在法国的蔡和森等人,因学习条件和环境的关系,对十月革命的了解,比在长沙的会员要好得多。他们能阅读法文书报,蔡和森搜集了各种重要小册子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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