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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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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庐山会议的教训
当的集体中经过充分的讨论，容许不同观点的无拘束的争论，以便比较全面地反映党内外群众的各种意见，也就是比较全面地反映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侧面。每个领导者都必须善于耐心地听取和从容地考虑反对的意见，坚决地接受合理的反对意见或者反对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对于由正确动机，按正常程序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的任何同志，必须继续和睦无间地去共事，绝不要采取排斥的态度。只有这样，才会有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集体领导，才会有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党内团结，党的组织和事业也才会日益兴旺“。
八大隔了三年了，这段话人们可能淡忘了；可是４月上海会议才过去两个月，关于提倡海瑞精神——敢于犯上直言，关于“有时真理掌握在一个人手里”
，关于“李锐怕鬼”
（说李锐上书的胆子还不大，内容写得太简略，实有赞扬之意）的话，都还言犹在耳。然而，朝令可以夕改，喜怒可以无常。拿出一顶“敌对阶级”
、“右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这些全党刚刚听到的话，就统统不作数了！
（五）
庐山会议还推动了个人崇拜的发展。
关于反对个人崇拜，邓小平在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特别说到苏共二十大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对于各国共产党员产生了巨大影响。
“很明显，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
“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袖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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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历史的不幸是，几年之间，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派斗争都没有遇到什么抵抗，顺利进行，真可说是”接二连三的胜利“
，使毛泽东日渐骄傲起来。
１９５８年３月，成都会议上，毛说过这样一些话：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把崇拜真理同崇拜个人相互混淆，毛的这种说法，实际上为对他本人的个人崇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自延安整风运动之后，由于毛泽东多年来领导的正确，他对中国革命的丰功伟绩，为全党所公认；也由于客观环境需要树立党的领袖的威信，在宣传上我们确实长期习惯于把党的领袖说成只是毛泽东一个人，而从来不讲领袖是一个集体；把中国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说成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贡献，而不讲也包含集体智慧的结晶；把一切成就归功于毛泽东个人，很少讲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把领袖说成是绝对正确的，更不讲领袖也会有缺点，也可能犯错误，等等。
长期这样宣传的结果，个人崇拜就自然成为顺理成章之事。当然，中国几千年封建主义宗法伦理观念和小农经济的影响，几十年在农村环境和农民战争的影响，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中，理所当然把毛泽东看做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谁都衷心乐意高唱《东方红》。
包括从青少年时期就投身推翻封建统治的一些老革命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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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革命意识中也难免受传统伦理思想的束缚。更何况那些别有用心的人。
１９５８年３月成都会议上，当时的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就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正确的个人崇拜”之说，自然得到了党内高级干部的赞同，可以说，当时都是以推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为荣的。
７月２３日，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判发言中，讲到“始作俑者”时，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情，深感彭德怀上书言事伤了毛主席的心。
老帅劝说彭德怀作检讨时，这样说道：主席在时，你尚且如此，若主席不在了，谁还管得住你。
这种党内以个人是非为是非，不提倡独立思考，讲义气而不讲真理，大家确是安之若素的。
因此，在全会闭幕后的第二天，刘少奇又向全体与会者，专门讲了一下对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和个人崇拜的问题，说苏共二十大后，我们党内也有人学赫鲁晓夫，搞反对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从而批评了彭德怀，认为这实际上是对于党、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和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力。
神仙会阶段，尽管对“左”倾错误认识的深度不同，但当时头脑清醒的人包括大区负责人，应当说是占多数的。不仅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是如此，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也都发了言，表了态。直到７月２３日前，周恩来一直召集国务院各部负责人和地方负责人开会，算细帐，抓调整。除开毛泽东立意要反彭德怀的右倾，剪除这一“历史隐患”之外，以柯庆施、李井泉、康生为首的一些人，都触动不得，一触即跳，他们决不服输，过于护短，过于保护自己，他们还到毛泽东面前进谗言，加油添醋，渲染上纲，说“人都被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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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怀拉过去了“。
这也就促成毛泽东主观武断：彭德怀这回要“挂帅反毛”
，是“魏延反骨”作怪了。林彪上山之后，虽讲话次数不多，也没有在大会上慷慨陈词，张牙舞爪，但他三言两语，起了批彭定调的作用。庐山会议后，林彪当上了国防部长。之后，就进一步推动个人崇拜的发展，终于使这个野心家在“文革”期间有大肆活动的机会。无情的历史说明：没有监督、制衡的民主机制，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后果，就是一旦领袖犯了错误，就必然导致全党跟着犯错误，造成全局性的错误。
（六）
庐山会议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比当年给政治生活造成的危害更为直接。在“反右倾、鼓干劲”精神鼓动下，各地不顾“大跃进”运动已经产生的严重比例失调和农业出现的危机，仍盲目坚持继续跃进，使国民经济日益紧张，造成严重的饥荒。突出表现为：农业生产大倒退。根据后来的统计，１９５９年，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１３。
６％，粮食实际产量只有３４００亿斤，比上年减产６００亿斤，仅为最后调整计划的６２％。棉花、糖料、油料、生猪等主要农产品也都大幅度减产。重工业继续追求高指标。
１９５９年，重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４８％以上。钢产量达１３８７万吨，比上年增长７３。
４％，生铁达到２１９１万吨，增长６０％。原煤、机床、发电量等也大幅度增加。
１９５９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重工业的比重由上年的３５。
２％，提高到４３。
８％，与此相反，农业的比重由３４。
３％降到２５。
１％。基本建设战线进一步拉长。
１９５９年全国基建投资在上年急剧膨胀的基础上，又增加了８１亿元，增长３０％，总投资规模达到３５０亿元。由于基本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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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线长，投资效果差，新增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只有６９。
２％，比投资效果已经相当差的１９５８年还低５。
６％，积累率异常膨胀，由上年的３３。
９％，猛增到４３。
８％，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的一年。积累额增加致使消费额比上年减少了２２亿元。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
１９５９年，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减少１５％，而粮食征购量却比上年增加１４。
７％，农民口粮大幅度减少。全年平均消费水平由上年的８３元降到６５元，下降了２２％。
１９５９年底，国民经济已经步入严重困境，可是，陷入“左”倾冒进狂热的人们，看不到也不愿意承认严峻的现实。
１９６０年１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仍然估计，当年将是一个比上年更好的大跃进，计划完成钢产量１８４０万吨，并提出了八年完成农村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设想。国家计委编制的１９６０年计划，仍然以“大跃进”为基本指导思想，提出继续进行“反右倾斗争”
，争取国民经济的不断跃进。
然而，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和客观经济规律，企图用主观意志推动生产力高速度发展的急于求成的“左”的指导方针，只能导致更为惨重的失败。
１９６０年，农业继续减产，总产值比大幅度下降的１９５９年又下降１２。
６％，主要农产品都比上年大幅度减产。其中粮食减产５３０亿斤，棉花减少１２９２万担，油料减产５２。
７％，生猪头数减少３２％。轻工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了９。
８％，在棉布、棉纱、食糖、卷烟等主要轻工业生产严重萎缩的情况下，重工业总产值却比上年增长了２５。
９％。许多重工业产品产量，都比上年大量增加，其中钢产量达到１８６６万吨，比上年增加４７９万吨。
基本建设战线继续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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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的教训３３２
长，积累率一直维持很高的水平。
１９６０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到３８。
７亿元，比上年增加了３９亿元，基建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达３１％，是开国以来最高的一年。国民经济各部门正常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农业、轻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国家财政出现赤字８１。
８亿元，货币发行过多，商品零售价格上涨，市场供应十分紧张，人民生活日益困难，从１９６０年二季度开始，许多大城市粮食库存挖空，各地普遍缺粮缺布，全国被迫压低口粮标准，实行“低标准”
、“瓜菜代”
，减少民用棉花的供应定量。
主要商品都实行凭票凭证限量供应。全国人民营养不良，体质下降，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
据《中国人口年鉴》的统计，１９５９年，全国人口增加１１３万，净增率为１０。
１９，１９６０年，人口减少１１００万，净增C率为－４。
５７；１９６１年，继续减少３４８万，净增率为－３。
C７８。
C由于庐山会议错误的“反右倾斗争”
，不仅直接造成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１年连续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更为严重的是，如前所述，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与实践的错误发展，终于导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庐山会议是全党和整个民族的历史悲剧。值得庆幸的是，具有生命力的政党和民族是决不忌讳自己前进中经历过的挫折和犯过的错误的。失败是成功之母。正视失败，才能从失败中得到启发，才能吸取教益，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庐山会议的是非功过作出了公正的结论，从而走上拨乱反正的大道。历史证明，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党，是经得起重大挫折和重大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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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切沉重的历史包袱，我们已经和正在卸去，我们会更轻装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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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今年年初，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谈到“主要是防止‘左’的问题”。他说：“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是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
“‘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这段话，如实地总结了党的历史。
１９８７年他多次说过类似的话：我们过去的错误就在于“左”
；从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７８年，我们吃亏都是在“左”
；从１９５７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
①鉴于历史教训，为了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同时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必要深入清理持续二十多年根深蒂固的“左”的错误。不从思想上理论上弄清楚这个问题，就有可能被那些拿着大帽子吓唬人的“理论家”
、“政治家”唬住，我们就还有可能重犯“左”的错误，再走“政治思想挂帅”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回头路。
“左”的错误之所以根深蒂固，这同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以下简称错误思想）有直接联系。在起草《关于
①见《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第２３、２７、３、４１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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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２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
期间，邓小平多次谈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谈到“文化大革命”十年是全局性的错误，其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
《历史决议》对此已经作了总结。在批判“两个凡是”时，邓小平还说过：“我们要注意，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帜，实际上是换个面貌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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