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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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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不公正的处理，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它以强力推行了一系列“左”
的观点，使毛泽东晚年“左”的思想更具有系统性；根据反右派斗争的实践，促使他认为推动社会前进必须以阶级斗争为主要手段。他概括出这样一系列“左”的错误的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观点：其一，反右派斗争“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①从此，政治思想被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知识分子被划入资产阶级。在事实上，把知识分子看作一种异己的、必须加以打击的社会成分，从此开始执行了一条极“左”的知识分子政策，同时这也成为社会主义改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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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完成后，剥削阶级依然存在的理论根据。
其二，改变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
１９５７年６月，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作为已经开始的反右派斗争指导文件发表时，毛加了这样一段很长的话：“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①１０月，他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公开表示，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是不对的”
，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②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这种论断，又写入了第二年５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文件里，并作了进一步的强调。
其三，改变八大对我国阶级状况的看法。
１９５８年３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国内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
①同上，第４１７页。
②同上，第４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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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阶级。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封建地主阶级，他们反对社会主义，是敌人，右派就是其代理人。另一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接受了毛对国内阶级状况所作的错误分析，正式提出我国依然存在两个剥削阶级的观点。
①除被八大宣布已经消灭的剥削阶级还继续存在之外，又把“资产阶级右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列入了剥削阶级行列。
其四，改变党对过渡时期时限的规定，不再以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完成，作为结束过渡时期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志。毛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指出：全国城乡仍然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这个斗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彻底胜利。
“这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
②八大二次会议对过渡时期的提法更明确，认为“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
③对过渡时期时限的这个提法，为后来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改为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把整个社会主义社会视为过渡时期，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过渡”理论埋下了伏笔。
其五，提出了导致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某些策略。毛泽东认为，反右派斗争创造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群众斗争形式。
“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都
①③ 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１９５８年５月５日）。
②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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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这种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明确表示：”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反右派斗争时，凡属提出不同意见，都视之为向党”猖狂进攻“
，采取“引蛇出洞”
，“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等对敌斗争策略。毛曾指示各级党组织，在两三个星期内，“对于右派的猖狂进攻，硬着头皮，只听不驳，聚精会神，分析研究，聚集力量，准备反攻。”
“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
①这种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方法，毛自己十分欣赏，把它称做“阳谋”
，认为“这是一套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策略”。
正是这种策略，使冤狱遍及神州，毛泽东晚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也从此生长。
五。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社会主义理想与实践
在毛泽东看来，反右派斗争这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解决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出现的“搞社会主义与反社会主义”的斗争问题，现在可以高速度地建设社会主义了。
１９５７年１０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要鼓起一股劲来。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松了劲，加上城乡右派一闹，劲就更不大了，现在整风反右又把这股劲鼓起来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６７、４６８、４６４、４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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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①他认为，胜利地完成整风反右运动，“将使我国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将使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将掀起一个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建设工作的规模宏大的高潮。”
②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对１９５６年反对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表示不满，认为下半年这一股风，扫掉了“多快好省”
，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
，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明确表示，要恢复被扫掉的这三大件。
③１９５８年１月的南宁会议和３月的成都会议上，毛将反冒进提到两条道路原则高度，进行批判。南宁会议上批评了周恩来和陈云，说他们反冒进犯了方向性错误，泄了六亿人民的气，离右派只有５０米。成都会议上提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断然规定，今后只能提反右倾，不能提反冒进。仅仅这样还不够，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又大批“观潮派”
、“秋后算帐派”
，要求“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拔白旗、插红旗”
，以“不断革命”的理论，推动大跃进运动的全面开展。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的总路线。当时解释：“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
，“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同时强调“人民的主观能动性”对建设速度具有决定的作用。
④这个时候，根据战争年代的经验，毛特别强调“政治挂帅”
，以政治
①同上，第４９４页。
②《人民日报》１９５８年１月１日社论《乘风破浪》。
③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７４页。
④《人民日报》１９５８年６月２１日社论《力争高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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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决定、促进经济技术：“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从而批判了斯大林的“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
，强调政治决定一切，群众决定一切。这样，总路线就完全将客观经济规律搁置一边。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很短时间里，“大跃进”运动进入高潮，狂飙骤起，云海翻腾，浮夸风、瞎指挥、高指标迅速泛滥。各地农村争相出现高产“卫星”
：徐水县“小麦亩产１２万斤”
，“一棵白菜５００斤”
；湖北麻城县溪河乡早稻亩产３６９５６斤，等等。
１９５８年７月，中央农业部发布１９５８年夏收粮食作物生产公报，总产量达到１０１０亿斤，比上年增长６９％。《人民日报》就此事发表社论，说是“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
；“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
①这篇社论的思想被归纳为两句歌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还有著名的科学家也在６月份的《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加以论证，说人类对太阳光能的利用，只要达到若干分之一，甚至比这种神话数字更高的产量也是可以出现的。
毛是相信科学家的话的，他甚至一时产生了“粮食多了怎么办？”这样一种新的忧虑。当时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只让１３耕地种粮食，１３种观赏植物，叫做“大地园林化”
，１B３轮休，名为“少种高产多收”的“三三制”轮作制度。这个想法，写入了１９５８年１２月在武汉举行的八届六中全会文件里。有些地方迫不及待实验，吃了大亏。
于是《人民日报》连
①《人民日报》１９５８年７月２３日社论《今年夏季大丰收说明了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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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发社论，说这种耕作制度是将来定要实行的，在目前条件下还不要急于推行云云。
生产上追求高速度必然产生浮夸风，反过来，浮夸风又造成生产力极大提高的虚假现象。对各地统计的高指标，当时毛是很欣赏的。他认为，１９５８年如果能增加１００亿斤粮食，哪怕７００亿斤也好，整个地球就翻过来了。当时，感觉到这里边有问题的人还是不少的，只是反右派斗争刚刚过去，一些人已被打成了右派，剥夺了发言权；另一些人看到几十万因言获罪的右派分子，都不寒而栗，干部和知识分子个个噤若寒蝉，使这一切荒唐事都得以通行无阻。
当时报刊社论说，这场反右派斗争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为“大跃进”开辟了道路。这倒是确切地说明了这二者的关系。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仍在“一边倒”
，不能不学苏联。那时不仅工业，农业、文化教育各个方面都向苏联学习，这种“一边倒”的学习已经暴露出一些问题。
１９５６年论“十大关系”之后，特别是“大跃进”运动开始以后，毛泽东就逐步构想中国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毛决心独辟蹊径，寻找一条快速建设社会主义并且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
在１９５７年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说：“我们学习苏联，要包括研究它的错误。研究了它错误的那一方面，就可以少走弯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
应当争取这个可能。“
①为此，他想出来的不同于苏联的办法之一，就是建立人民公社。
１９５８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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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他就开始构想未来中国的理想蓝图。二三月间，同陈伯达谈过，乡社合一将是共产主义的雏形，公社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
４月１５日，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十分乐观满怀信心地说：在中国这张白纸上，“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①４月底在广东时，同刘少奇谈到公社问题。
６月１４日，刘少奇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中说：“毛主席讲过两次，家庭是要消灭的。他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在中国，康有为最早提出消灭家庭，《大同书》主张男女同居不得超过一年，消灭了家庭就可以消灭私有财产。毛认为家庭是历史上产生的现象，在“大跃进”时，他多次有过消灭家庭的想法。八大二次会议上，有人在发言时转述了毛泽东对刘少奇谈到人民公社时的具体构想。他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警察等等；若干农村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
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
１９５８年７月１６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４期，刊载了陈伯达在北京大学为纪念建党３７周年而作的一篇讲话：《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其中第一次公布了毛要建立人民公社的思想：“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
、农（农业）
、商（商业）
、学（文化教育）
、兵（民兵即全民武装）
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①载《红旗》１９５８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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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初，毛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时，看到挂着人民公社的牌子，感触颇深地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商学兵。它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随后，到山东时，他又一次说到：“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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