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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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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乃至“文化大革命七八年要来一次”

    ,从中似乎可以看到佛教哲学中的“劫”和道家发展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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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3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的“循环论”。

    毛泽东晚年推崇法家,“评法批儒”虽锋芒别有所向,却认真提出以儒法斗争为线索,来了解和分析全部中国历史,而且大树特树“崇法贬儒”的观点。这虽未必就给了人们以打开中国历史奥秘的钥匙,却给了人们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影响的钥匙。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毛曾从法家学说中,锻炼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本领。有人可能会认为,毛自己不但承认而且标榜自己“无法无天”的精神,因此而认为毛算不得一个真正的法家。但是,毛之所以主张“无法无天”

    ,甚至事实上做到了“砸烂公检法”

    ,却决不是不要人们遵从他制定的法,而只是不让自己受法的束缚,如他所说“不要让法律捆住自己的手脚”。

    这样就可以做到:“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

    ;“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于下”。这不但不与法家思想相矛盾,而且可以说得到了法家思想的精髓。

    这正是中国法家(“圣人执要”即君主执法)与西方法学(法即君主)不同之处。仔细地把毛的政治行为与经济思想,跟受到毛推崇的“法家”

    ,从秦始皇到韩非、李斯等的言行相比,可以很清楚看出他晚年思想尤其错误思想发展的某些脉络来。只是,毛的这种思想到底是他早年读过申韩之书,或渊源于荀子、老子之书而形成的呢?

    还是在长期斗争实践中,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印证,而逐步总结发展出来的呢?这就需要深入细致作进一步的研究了。

    毛泽东晚年推崇法家,以为法家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学说。

    其实,自汉以后,儒法已很难分家。

    汉承秦制,虽说独尊儒术,实际上是杂霸道王道以用之,乃儒法合流。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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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943

    况引法入儒,而集法家之大成的韩非,正是荀况的学生。法家为求法治,也必须引儒入法,吸收礼治,以补充法治。儒法合流盖因共同本质为“人治”

    :儒家提供了保持封建统治秩序的基本准则,而法家则提供了维护统治的策略与方术。

    “阳儒阴法”

    ,儒法的结合,成为中国二千年封建统治的理论与行为基础。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策略家,以阶级斗争同蒋介石较量时,有理有利有节,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是儒家的政治艺术;在以无产阶级专政治国时,法家的任法、用术、集势都是为君主便于驾驭臣下、统治万民而着想的,自可利用改造。韩非主张:“事在四方,要(法)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法家以法、术、势结合,君主执法行绝对专制统治。对照之下,我们的以人治代法治,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书记挂帅,个人崇拜,以及在阶级斗争中设置对立面,引蛇出洞,突然袭击,出尔反尔,不受原则束缚,以实用为依归的策略等等,都不难看出法家的影子。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在毛泽东的意识深处,他的历史观,皇帝、总统、主席三者,不过形式不同而已。他自称的“马克思加秦始皇”正是一种注脚。

    我们不能说,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是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某家、某派的影响,应当说,它主要是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对国内国外现实状况的错误判断。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基于小农经济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平均主义、君权至上、独断专行、缺乏民主,以及封建专制政治下的君臣关系、斗争策略等等,无疑都对他晚年错误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确实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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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3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五)个人崇拜与标新立异的心态毛泽东对于个人崇拜问题,心理是颇为矛盾复杂的。在全国胜利前夕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提出了“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规定了“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

    ,可见他是有明确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想的。后来时过境迁,同斯诺的谈话中,又谈到领导者权威的重要性,认为应该有分别地对待个人崇拜问题,不能全面否定。

    在国际共运史上,突出地提出反对个人崇拜问题的是苏共二十大。这给各国党也给中国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在苏共二十大之后不久举行的中共八大通过的新的党章,删去了七大党章中写的“毛泽东思想”字样,可以认为这是中国党当时接受了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的提法。可是,还有另一方面的影响:苏共二十大批评了斯大林,给毛泽东解除了某种精神束缚,使他的骄傲情绪随之滋长起来。过去由于斯大林在共产国际和苏共中的权威地位,毛泽东对其人虽然并不佩服(同王明的斗争实质上是同斯大林的斗争)

    ,也只能“腹诽”。现在二十大揭开了盖子,从而也提出了重新评价苏联模式的问题。也正是在这前后,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广大城乡敲锣打鼓庆祝,全国呈现出热气腾腾的景象。这些内外条件使毛泽东感到: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似乎是世界上唯一最高明、最正确、最有本事的。苏共二十大之后不久,赫鲁晓夫为了巩固自己在苏共党内的地位,迫切需要中国党特别是毛的个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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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153

    望的支持,在短时间里对毛作出了谦恭的姿态,也助长了毛前无古人、横空出世的骄傲心理。在对东欧各国出现的社会主义改革趋势抵触日益加深的同时,毛以“舍我其谁”的气概,率领中国人民一再进行了他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实践,试图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独树一帜,另辟蹊径,完成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人类伟业。可是事与愿违,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既不同于苏联模式而又没有摆脱苏联模式,而其起点比苏联更低,因此很自然地便跌入了类似小农经济的农业社会主义死谷。

    毛泽东终于把对他的个人崇拜当作他的理想社会的实践手段之一。他不满意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的工作,特别是不满于1956年的“反冒进”

    ,决定自己到前台来亲自抓工业,抓经济,从而领导一场“大跃进”。于是需要“政治挂帅”

    ,于是需要“大权独揽”

    ,于是需要借助于历史形成的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了。

    “大跃进”运动一开始,他就由反对个人崇拜转而主张个人崇拜。

    1958年3月,他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从而将拥护真理同个人崇拜混为一谈。此后,反对个人崇拜一直成为毛十分忌讳的问题。在中苏论战中,中国党就公然指责苏共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是“现代修正主义用来反对无产阶级领袖,破坏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个卑鄙的政治阴谋”。

    毛对个人崇拜的欣赏和鼓励,助长了党内个人崇拜之风。

    “大跃进”时,柯庆施等人迎合邀宠:“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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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彪、康生等人更是极力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康生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

    ;林彪疾呼:“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

    ,尤其“文革”十年当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断升级。这一事实,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三面红旗”

    的失败,一系列政策措施越来越不得人心,天下大治甚为渺茫,党内党外对他的信赖越来越少,疑虑却越来越多。为了维持自己的绝对领导地位,不得不借助于“大树特树”。将必要的权威与个人崇拜混淆起来,这种人为培植的个人崇拜发展到“顶峰”

    ,到了“万物生长靠太阳”

    、“一句顶一万句”的时候,到了跳“忠字舞”

    、“早请示晚汇报”的时候,到了从大政方针到日常小事无不遵循“最高指示”

    ,而且“传达不要过夜”的时候,历史告诉我们,这就不可避免地加深失误和灾难,从而形成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

    个人崇拜必然助长个人专断。晚年的毛泽东是听不得任何批评意见的。发动“大跃进”

    、人民公社运动,他自以为找到了建立社会主义理想的模式和途径,因此,不管谁对“三面红旗”提出什么意见,他都予以严厉驳斥;即令同中央集体发生严重分歧,他也固执己见,认为真理常常掌握在少数人或一个人手中。从八届二中全会、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到八大二次会议,对反冒进、对周恩来和陈云的批判;庐山会议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批判;八届十中全会对“黑暗风”

    、“单干风”

    、“翻案风”的批判;直到“文化大革命”

    ,炮打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

    ;批判“二月逆流”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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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353

    林批孔(实为批周)

    ,无一不是毛泽东个人驾凌于党中央集体之上,独断专行的结果。无情的历史说明,党如果没有监督、制衡的民主机制,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的后果,就是:领袖犯了错误,必然导致全党、全局性的错误。这一严重的历史教训,是值得后人再思三思的。

    (六)狭隘的经验主义和实用的教条主义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中,将战争经验套用于和平建设的论断随处可见。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他曾明确指出:“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都是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在斗争中教育人民群众。”

    不但搞阶级斗争如此,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文化教育、思想改造等等,毛也习惯于采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方式。以至于新中国成立后,各种运动接连不断,政治上伤害干部和群众,经济上劳民伤财,给民族留下累累伤痕。在发动“大跃进”的南宁会议上,毛讲过这样的话:难道搞经济比打仗还难?

    是的,在22年无比艰难的条件下,革命军队由小到大,小米加步枪,把日本军国主义赶出了中国,最后终于消灭了由美国武装的八百万国民党军。

    这种战绩与经验,可说是史无前例的。难道到了1958年,已经胜利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新中国,把经济速度加快一点,有什么大不了的困难?

    可他恰恰忘记了古人之言:“马上得之(天下)

    ,宁可以马上治之?“他也忘记了,他的这些伟大胜利并不仅仅是靠着军事力量取得的,在他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军队只是三大法宝之一。他似乎也忘记了,对于他本人和中国共产党来说,经济建设尤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必然规律,还是很不熟悉的,远没有认识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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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还是“不自由的”。这层意思,他在执政前夕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曾经说过,后来却忘记了。可是,“大跃进”时真是太自由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先提出有谐音之趣的口号“以钢为纲”

    ,接着又辅以“以粮为纲”

    ,直到出现许多军事术语及其作法,如“元帅升帐”

    (钢铁、煤炭、粮食三大元帅)

    、“两个先行官”(电力和铁道)

    、“一马当先”

    、“集中兵力打歼灭战”

    以及“大兵团作战”

    、“挑灯夜战”

    之类。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毛对战争时期根据地实行过的军事共产主义十分留恋。在人民公社化初期,他多次谈到,我们党是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家长式的)

    ,一直到解放初期,大体是过着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有着很大的意义。他曾多次表示,要逐渐取消薪金制,实行供给制。他还企图把各种社会组织都变成亦工亦农亦兵亦学亦商,高度集中的准军事组织;认为通过这种组织可以创造消灭分工、消灭商品、消灭社会差别,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建立人民公社和后来的“五七干校”

    、“五七农场”

    、“五七工厂”等等,就是尝试。战争年代被敌人分割封锁,各根据地必须自力更生、各自为政。引伸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于是不论农村、工厂,一县、一省,都提倡“小而全”

    、“大而全”

    ,万事不求人。这种封闭式的经济,自然同工业化的社会化大生产毫不相干,背道而驰。

    把战争年代的经验神圣化,绝对化,完全不顾实际情况,不顾条件的变化,到处照搬照用,必然在现实生活中碰壁:此路不通。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就带有这种浓厚的狭隘经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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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553

    义色彩。

    晚年毛泽东对待马恩列斯的理论,常以对他有用与否为取舍的标准,这样就不免误解和误用。在他的思想中,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这段话,是社会主义时期进行阶级斗争的至理名言:“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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