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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费正清-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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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结果就是：农村工作的纸上计划很少落实，经济发展计划也是朝令夕改、有头无尾。南京政府和它的大量军事开支，先是通过从银行大批借款来维持的；银行则从政府收得以极优惠折扣发出的公债。1935 年中国货币取消银本位，改为由政府办的四个银行负责的一种受管制的货币制度。这一改革意味着国民政府今后可以靠印刷钞票维持了。结果是农民最初获了利，因为通货膨胀抬高了粮食价格。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南京政府实行得不像个样子。立法院在行政院的遮盖下黯然无光，而行政院各部又受到党的相应部会所对抗。考试院实际上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例如“1935 年只有1585 人文官考试及格”，其中很多人没有得到任命。监察院承袭了过去御史的某些职责，但是它几乎毫无实效。从1931 年到1937 年，“送呈给这个院办理的贪污案，涉及69500名官吏。在这些人中，这个院提出检查的只有1800 人”。更糟的是，监察院没有司法决定权，在18 加个被检查有贪污行为的人中，只有268 人实际被查明按法律论是有罪的。而在这些人中，有214 人没有受到任何处罚，41 人受到轻微处罚，只有13 个人被免职。同时，所有这五个院都受以蒋介石为委员长的军事委员会的箱制。这个委员会消耗了国民政府大部分的财源，而且本身构成一个事实上的政府。
令人感到荒谬的是，说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国家元首享有最后决定权，毋宁说中国有这样一种软弱的政治机构，它能提供自治的政治影响。皇权制度在保证皇帝大权方面是非常强大的，它决不容许任何其他权力存在。在皇帝同他的官僚们发生矛盾时．他可以作出任意的和不可预料的决定加在他们头上，强制他们执行。在南京政府下面，无论是城市资本家，还是大地主、学生运动，或是工会，谁都没有办法叫政府对他们的利益负责。这是一个为存在而存在的政府，它不要任何社会集团参加其中。蒋介石一步一步把他自己变成一个独裁者。他使国民党死气沉沉，无所作为，不参加行政管理。他使由过去的黄埔军校学生组成的黄埔系跟军队中的其他派系对立起来，使政学系的行政官员们跟CC 系的党组织家们、甚至跟“蓝衣社”对立起来。蒋的作用是不让任何势力享有最后决定权，至少不让人民群众参与决策。
这样，自l928年至1937 年，南京政府被几个不同的政治派别搞得内部四分五裂。至于人民群众，连村一级的政权都不能进人，除非有人从上边推荐。企图设立代表中央政府的地方管理机构的计划和立法常常受到军阀和商会代表的地方势力的挑战。在地方上进行的现代改革和改进措施，是从延伸铁路和公路线以补充电报电话线开始的。进行地质勘测、农作物收成统计、农艺指导以及维持秩序和治安所需用的开支，都要靠增加农村税收来应付。中国农民感觉他们从城市人民和中央政府推行的现代化中得不到什么好处。组织农村为它们自己谋福利的思想，在这些官吏头脑中根本没有。所以，扩大土地所有权以及减少“不在”地主之类的社会改革，在国民政府统治下根本不能进行。
另一方面，在城市中，上海的地下帮会和他们的爪牙发着大财。政府由于跟他们合作而不少分肥。南京政府的主要活动只能在军事方面― 第一是削弱各省的军阀或使其中立，其次是为抵抗日本人侵做准备。正像革命是经北伐而夺取了长江下游，靠军队占据了1927 年的经济基地一样，国民政府继续生存下去，也非靠军事实力不可。
蒋介石上台后实行军事独裁，要采取一个步骤自然是赶走俄国军事顾问，并且很快就用德国人来取代。1928 年，留学德国的法学家王宠惠帮助蒋介石建立了一个区别于民政政府的军事体系。总参谋部后来变成军事委员会及其各部，以蒋介石为委员长，政府的五院则以蒋为总统。德国军事顾问们着手训练了一个庞大的军事机构，并计划获取德国的工业援助。德国和南京的联系是由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和他的对手宋子文促成的。1930 年德国派了一个中国研究委员会来中国呆了三个月，设立了几个文化研究所来发展中德之间的关系。此外还开辟了一条中德航线。
1931 年日本攫取了满洲。在这个刺激下，北京的知识界极力提倡国家工业建设，加强自卫。科学家被动员起来。曾在德国留学的地质学家朱家烨做了教育部长。l932 年开始组织了一个后来叫做资源委员会的机构，领导人是地质学家翁文顺。翁是科举制度下第」一流的学者，曾留学比利时，在卢万大学获地质学和物理学博士学位。极其诚笃和学识渊博的翁文濒，在国民政府被耀升到管理经济的很高职位。资源委员会直接隶属蒋介石和军委会。它的目的是创建国营的基本工业，包括钢铁、电力、机械和兵工。计划的一部分是争取外国投资，特别是德国投资。1933 年一个德国军事顾问委员会在中国工作起来，目的在于加强军事和工业合作。中国的钨对德国工业十分重要。现代德国军队的组织者塞克特将军访问了中国两次，主张建立一个有新的军官团的优等陆军。
这样，在1937 年日本进攻中国的时候，国民政府刚刚跟纳梓德国建立了一种紧密关系，但是它的果实却因日本大举进攻中国而流产。其实，日本的进攻中国是与德日反苏同盟关系相平行的；l 男9 年8 月缔结的反苏公约使中国毫无办法，只得放弃德国而依靠很少量的美国援助。这倒适应了一个事实，对于有留美经历的中国自由派而言，加世纪20 年代和30 年代初期是给予他们提供了机会的。
国民政府在20 世纪30 年代努力加强它的军事力量期间，中共却正在农村为生存而斗争。虽然中国共产党到1927 年国共破裂时已发展了六万左右党员，蒋介石的白色恐怖却很快使它受到严重削弱。许多党员失散得无影无踪，余下的最忠诚分子则躲在深山岩穴中。这样渐渐发展起十来个根据地，驻扎在那里的红军小部队支持着革命的政治领袖。这些根据地一般都选择在平原与高山间的边缘，那里连手推车都通不过，运输只能用驴马或人力肩挑，在峻峭的山谷中只有石子路可通。毛泽东和旧军官朱德在湘赣边南部的井冈山会合并建立一个主要的根据地之后，不久就迁移到江西山区，在瑞金建立了他们的首都。另外在武汉东北的大别山和江苏北部老黄河口的洪泽湖地区，也建立了根据地。所有这些地区，都是不太容易攻击而易于防守的。他们在2O 世纪3O 年代的发展逐渐导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
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进军是以两条腿走路的：，一方面靠理想主义的信仰制度，另一方面靠组织技能。信仰制度是一种在全世界、超民族的基础上总结了全人类历史的整个宇宙观。组织技能则是根据宇宙观确定的，在所有共同信仰者中间提倡纪律和服从观念。这两者有力地结合起来，以适应人们从旧体制解放出来、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工业现代化等爱国的民族主义的需要。意识形态和组织工作当然在大多数革命中都得到了很好的结合。在中国的情况下，苏联通过共产国际费了相当长时间才使之适用于中国人的生活和情况。例如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历史的分析，是把关键因素放在城市无产阶级，即产业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城市出身的领袖身上的。可是中国共产党这样做了却走不通，于是把重点放在农民身上，以代替城市无产阶级。比较地说来，服从组织纪律促成了共产党在中国的成长，但它是从莫斯科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开始革命的。共产党人掌权以后，就代表了他们的民族利益，于是，苏联和中国的党就分手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事情慢慢明显起来，走向世界的国际主义道路，不幸促成了民族主义的兴起。民族的共产主义被削弱并且分裂了共产国际的战略。共产党如果不加强民族文化，就不能繁荣昌盛，但是这样一做，它的原始纽带却散开了。
L927 年后，濒临崩溃的中共解除了陈独秀的领导权。中共领导由共产国际通过莫斯科提出的几个年轻人接任。由于他们不得不在上海和别的中心城市过着地下的逃亡生活，他们进行成功的革命战争的能力受到严重阻碍。他们对党的贡献只限于意识形态方面，而从未成为群众运动的核心。如果中共不是以新的组织技能开始在农村做农民的工作，中共早已被人遗忘了。中共1927 年大约有六万党员，被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很快消灭到只剩大约两万人。这些人在城市中过着秘密生活，但他们仍然代表着共产国际，接受来自莫斯科的指示，然后转给各根据地。
不但如此，而且由于1931 年春有28 个有名的布尔什维克从莫斯科回到中国主持了中共工作，莫斯科的影响反倒更加强了。他们把正在开会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向国民党警察告密了，结果24 个人被捕枪杀。其中5 个青年作家的死，被这28 个人称为“五烈士”，大肆宣传，而对另外19 人则不说一个字。现在这些新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充当了中央委员，足见共产国际式的残酷无情。他们的思想和目的非常正统，却不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他们继续大唱无产阶级革命的高调，并试图夺取城市，希望建立独立的省政权。这就落入了国民党的圈套，从而招致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在中国没有发生革命“高潮”。1933 年中央委员会不得不搬出上海，转移到由毛泽东领导的江西的中央根据地。在那里，他们在地位上压倒了毛泽东，却也像他一样浸在农民的生活和他们的问题中。可是从这时起，毛的人格和思想逐渐变成了中共革命的中心因素。
毛泽东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方面，超出了他的同事。我们前面曾指出，言行一致曾是孔孟学说的一个主要论旨。思想和行为的和谐，知与行的相互关系― 这是“阴阳”原则的大辩证法，甚至包罗全宇宙，不得例外。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两者必须相互作用。人随着自己经验的展开，必须从中学习；但是他必须把学习到的东西加以应用。因为人既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就能够影响环境。
对于毛泽东而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导致他产生几种想法：你如果不能应用理论，你就不要接受它。读书而不能应用，就是浪费时间。如果象牙之塔中学到的学说不能变为行动的指南，则是无用之物。因此，他轻视一切书呆子。
在孔孟之道流行的时代，人们通常的想法是按照既定的办法学习。对于学者来说，“学习是容易的，实行是困难的’，。但是，在2O 世纪革命中，情况却不同了。正如孙中山在最初遭受挫折后所说：“知难行易。”毛泽东认为，如果你对事物有所了解，你就能够并且应该照那样做，但是你的经验和你实践的结果，应该引导你对你所知道的东西加以再认识。毛是一个创造的天才。他的思想超过了那些城市出身、企图指导农村革命的共产国际信徒。多年以后证明，毛的主要缺点在于他的。 ’知”与“行”的统一只限于现实政治领域，而不在抽象的经济理论方面。
从现在可以看到的历史资料来看，毛的思想发展是由一个阶段向另一阶段推移的。在“五四”运动中他作为一个追随者，开始时相信改良主义。只有在遭到明显的挫抑之后，他才得到结论，认为暴力革命是惟一可行的出路。他开始写文章，论体育锻炼是完整人生的重要部分。他像别的很多人一样，曾经赞成过克鲁泡特金式的无政府主义，即主张互助和协同的努力。1914 年他18 岁时，曾在蔡元培翻译的德国哲学家保尔森著的《 伦理的体系》 一书中做出笔记。这位哲学普及者主张“意志是理智的初步”，伦理是自然界的部分。宇宙的行为是属于伦理的，而且个人的行为也是属于伦理的。主观态度和客观实在不是互相对抗的。这种对于发展的伦理观点，对中国当代必须把历史和价值协调起来的一代人特别有用。这就是说，中国人对于伦理教导的继承同科学世界的现代知识协调起来了。
从一开始毛就是非常积极的。他进学校比别人晚些，但在他主要求学的湖南师范学校，他比其他学生都成熟些，因而成为自然的领袖。他组织了一个工人夜校。他和几个同学每晚授课两小时，每星期授课五天，教工人读书、写字。他从北京大学回到湖南后，正是1919 年“五四”运动前夕。他创办了一个讨论性质的刊物《 湘江评论》 。在这个刊物中他提出辩证观点，即人民受压迫的时代将继之以变革的时代，中国的屈辱和房弱，将继之以中国崛起为一个领袖国家。这反映了对立的统一论― 中国古老的道教理论。他的“人民群众大联合”的主张，认为社会上团结起来的人群，因为齐心合力站在一块，所以从来是占上风的，现在正是应该如此的时候了。西方国家就是这样互相配合的，而中国被孤立起来，就更应团结一致了。
毛的思想虽是世界性的，但他早年活动之一是鼓吹湖南省自治，那是试图制定一部省的宪法，以反映当时公众的要求，就是实行各省联邦，以促进一个现代政府的建立。自治政府必须有民众基础，有人民代表参加，并动员全体人民。可是他的刊物在1919 年末就被查禁了，于是他只好去北京和上海，在那里寻找志同道合的人。虽然他在1920 年组织了一个苏俄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湖南支部，但他还不是一个秘密工作者或马克思主义者。他创办了一个文化书社，在湖南各地设立了分店。甚至毛于l92l 年7 月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时，他还不是坚信阶级斗争论的。1923 年他组织了湖南自修大学，目的是利用旧的书院形式传播新知识。他在湖南最后的活动，是参加工人运动，但到1923 年4 月又不得不逃到上海。到这时为止，他表现了进行革命的积极性― 思想的价值在于它们产生的结果。毛之所以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解放人民的能力。是他自己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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