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传-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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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特征的是，在过神圣的安息日时，连动物也明白地包括在戒律的范围内，这种要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理想地团结起来的感情多么强烈。至于坚持全人类的团结则表现得更加强烈了；社会主义的要求多半首先由犹太人提出来，这决不是偶然的。

　　　　“在犹太人当中，这种对生命的神圣感是发展得多么强烈，伐耳特·腊特瑙一次同我谈话时说的一句话，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他说：‘当一个犹太人说他要去打猎取乐时，那是说谎’。这再简单不过地表明了犹太人对生命的神圣感。”１９３８年４月１７日，在纽约市的康莫多旅馆，由美国“全国工人支援巴勒斯坦委员会”举办的“第三次塞德节”上，爱因斯坦发表了题为《我们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责任》的演讲。这篇演讲词充分体现出爱因斯坦与那些纯粹从政治上考虑犹太人问题的人的不同。一方面，在当时反犹风潮高涨的严峻情况下，爱因斯坦充分肯定了犹太复国主义的现实意义：

　　　　“由于我们关心巴勒斯坦的发展，今天我们聚集在一起。在这个时刻，有一件事必须首先予以重视：全体犹太人都该大大感谢犹太复国主义的恩义。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犹太人中恢复了共同体意识。这种共同体意识所实现的生产事业超过任何人们能期待的。遍及全世界的自我牺牲的犹太人都作出了贡献的，在巴勒斯坦的这种生产事业，把我们很大一批兄弟从极其悲惨的困境中拯救出来。”

　　　　但另一方面，爱因斯坦对单一的政治复国活动提出了告诫。遗憾的是，这种告诫被人们忽视了，忽视的代价则是数十年的流血冲突。

　　　　爱因斯坦说：

　　　　“只是在分治问题上我还要讲一点个人的意见。我非常愿意看到同阿拉伯人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达成公平合理的协议，而不希望创立一个犹太国。除了实际的考虑以外，我所认识到的犹太民族的本性是同犹太国的思想相抵触的，而不管它的边界、军队和世俗权力多么有节制。我怕从内部损害犹太民族——特别是由我们自己的行列里发展起来的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所造成的损害——会持续下去，甚至没有犹太国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不得不同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回到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就等于离开我们共同体的精神，这种精神应归功于我们先哲的天才。如果外界的需要竟然迫使我们背上这种‘国家’包袱，就只好让我们用机智和耐心去背上它罢。”

　　　　早在２０年代初，当时“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非常委员会”的秘书长布卢门菲尔德和魏茨曼两人都很清楚了解爱因斯坦不是那种纯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所以两人针对爱因斯坦的策略是尽力利用爱因斯坦的名望去宣传犹太复国主义，但同时并不想“说服他加入我们的组织”。两人私下认为爱因斯坦既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又反对单一政治立国的设想是“令人讨厌的幼稚”。可当历史翻过几页后，爱因斯坦的担忧全变为血腥的事实。当年被犹太复国主义政治家们视为“幼稚”的思想今天看来是多么的深刻。

　　　　爱因斯坦的这种信念在晚年始终没变，在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７日为“犹太人团体呼吁”所作的广播中，爱因斯坦更明确地提出：犹太复国主义的实质是“创建一种共同体，使它尽可能密切遵守我们犹太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道德理想。”

　　　　从现实的以色列国即将成立的局势下，爱因斯坦又一次提出：

　　　　“这些理想之一是和平，它建立在谅解和自我克制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如果我们怀着这种理想，我们的欢乐就会带上几分忧虑，因为我们现在同阿拉伯人的关系离这个理想还是相去甚远。要是没有别人干扰，允许我们制定出同我们邻人的关系，那么很可能我们就已经实现了这个理想。因为我们需要和平，而且我们认识到我们将来的发展有赖于和平。”

　　　　１９５２年１１月，以色列第一任总统魏茨曼逝世后，以色列政府再三邀请爱因斯坦继任总统，但爱因斯坦断然拒绝。其中最重要的理由恐在于以色列国的立国方案并不符合爱因斯坦的信念，或许是对于以色列立国后艰难处境的体谅，爱因斯坦并没有公开解释拒绝就任总统的原因。１９５５年１月４日，就在爱因斯坦逝世前三个月，爱因斯坦给在以色列的“犹太代办处”的重要成员池维·卢黎厄写信说：

　　　　“对于东西方国家之间的敌对关系，我们必须采取中立的政策。采取中立的立场，不仅对缓和整个世界的冲突会有适当的贡献，而且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同阿拉伯世界各国政府之间发展健康的睦邻关系。

　　　　“我们的政策的最重要方面，应当是始终如一地表明我们这样的愿望：确认生活在我们中间的阿拉伯公民的完全平等，并且体谅他们目前处境的内在困难。如果我们实行了这种政策，我们就会赢得忠诚的公民，而且我们还会逐渐地但是肯定地改进我们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我们对待阿拉伯这个少数民族的态度，将为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道德标准提供真正的考验。”

　　　　这番忠告，可惜说早了４０年。它仿佛就是４０年后巴以和谈的基础与目标。

　　　　★别了，柏林

　　　　１９２５年以后，爱因斯坦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远门去旅行，仅仅去莱顿作客座教授，夏天乘车去瑞士，再到海边休养。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柏林与艾尔莎及两个女儿一起。在住处顶楼上设有他的工作间和图书室，可以安静地从事研究工作。

　　　　１９２８年，爱因斯坦去过瑞士达伏斯，那儿是结核病疗养胜地。该地有一所为疗养青年设置的国际大学。爱因斯坦到达伏斯后，这个大学慕名邀请爱因斯坦去讲课。爱因斯坦高兴地接受了邀请，讲了《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及其最近的变化》，正式开讲之前，爱因斯坦有一个开场白，再次陈述了他多年来为世界和平、人间和解多方奔走的善良愿望：

　　　　“元老院议员都是体面的，元老院却是穷凶极恶的野兽。我有一位在瑞士当教授的朋友，有一次一个大学学院得罪了他，他以他的挖苦方式给学院写了上面这样一句话。集体受到良心和责任感的指责往往比个人要小。这一事实给人类造成多大的不幸啊！它是使世界充满痛苦、叹息和辛酸的战争和各种压迫的根源。

　　　　“然而除了许多个人的无私的合作，就得不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因此，对于有善良意愿的人，当他以提高生活和文化为唯一目的，付出了重大牺牲，把一项社会事业筹备和创办起来，他再也没有比这个时候更高兴的了。”

　　　　善良的爱因斯坦四处播种着善良，收获的却往往是仇恨。

　　　　去瑞士疗养反而真成了一个病人，爱因斯坦在驾驭一艘笨重游艇用力过度后出现了心脏扩张的症状。在楚奥斯一家旅馆里，他怜悯一个看门的老头，没让他提箱子，自己把箱子提上了楼，因心力衰竭而病倒了。他不得不在床上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艾尔莎找来一位助手，帮助爱因斯坦继续进行科学工作。这就是海伦·杜卡斯，她担任爱因斯坦的秘书直到他逝世。

　　　　１９２９年３月１４日即将来临。这是爱因斯坦的五十大寿，朋友们都在筹划怎样为寿翁祝寿，以消除多年来他在柏林的压抑、苦闷。可爱因斯坦一想到那种闹哄哄的庆祝活动，心里就发愁。熟朋友还好办，打个招呼，道个歉，他们肯定会理解。最难办的是记者和名人仰慕者，他们无孔不入，又花样百出，叫人不得安宁。爱因斯坦和艾尔莎商量了一下，就留秘书杜卡斯一个人在柏林家中看守，然后全家人提前几天溜到柏林郊外，安静地过了几天。

　　　　回到哈贝兰大街５号后，杜卡斯把世界各地寄来的生日贺电及礼物让爱因斯坦一一过目。礼品中，爱因斯坦最感温暖的是一袋烟草。原来是一位失业老工人，勒紧裤带省下几个钱，买了一袋烟草送给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的眼睛湿润了。失业的滋味他品尝过。爱因斯坦给这个老工人写了第一封生日答谢信。

　　　　小小的一袋烟草，让爱因斯坦感到人间的善良。可大大的一幢别墅，却又让爱因斯坦再次品尝到柏林极右分子对他的仇恨。

　　　　原来柏林市政府出于安抚爱因斯坦的动机，决定在爱因斯坦生日前送给他一幢郊区别墅。可是，市政府的官员们在这件事上非常粗心疏忽。两次送给爱因斯坦的都是市政府无权支配的地皮，造成了极为难堪的局面。

　　　　艾尔莎气得直发火，可爱因斯坦不恼。对于好心人办错事，爱因斯坦是不生气的。他对一再赔礼道歉的市政官员说：“算了吧，礼物的事作罢算了。我说过好多次了，别送了。

　　　　你们的一番心意我领受了。”

　　　　“不行啊，教授先生！”市政官员说：

　　　　“不送，左派就会攻击我们向右派屈膝。报纸上已经在说，是市政厅里的纳粹分子存心捣乱，把房产档案搅混，叫市长和教授先生当众出丑。”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爱因斯坦问。

　　　　“我们已经查遍房地产档案，市政厅手里没有滨河、滨湖的地产。想请教授先生自选一块地皮，由市政厅出钱买下来送给教授先生。”

　　　　“买地产给我？那不怕右派攻击你们向左派投降吗？”爱因斯坦笑着说。

　　　　“不怕。市长说，市议会开会，马上通过这个提案。”

　　　　“那我和艾尔莎商量一下。”

　　　　艾尔莎在柏林西南边的哈费尔湖畔卡普特村找到一块地皮，并和地皮主人签订了合同，请好了建筑师和工人。可就在这时，一小撮民族主义分子到处造谣中伤，导致议会未能通过决议。市政官员只好通知爱因斯坦，请他原谅，并请他等下一次议会开会再争取。

　　　　本来就不想接受这份礼物的爱因斯坦没想到礼物没得到，反而又遭到那些可恶的民族主义分子的攻击和诽谤。爱因斯坦愤怒了，他给柏林市长写了一封信，其中写道：

　　　　“尊敬的市长先生！人的一生是短暂的，而当局的行动是缓慢的。我感到，要适应您的办法，我的一生也太短促了。我向您的友好愿望致谢，而且此刻我的生日已经过去了，因此我谢绝您的馈赠。”

　　　　房子已经动工了，爱因斯坦不得不自己掏钱购地建房。关于这件事，艾尔莎说过：“这样，我们——虽非所愿——就有了一幢自己的漂亮房子，它座落在靠近水边的森林中。但是，我们差不多把我们的全部储蓄花光了。现在，我们没有钱了，但有了自己的房子。这使我们感到自己更安全了。”

　　　　爱因斯坦却没有这种安全感。德国纳粹越来越猖狂的反犹活动，让爱因斯坦感到一场大灾难正在逼近。

　　　　寂静的小村子卡普特位于湖畔小山丘上，周围是茂密的森林。爱因斯坦的房子座落在村子后面，离湖只有几分钟路程。湖滨有一个码头，旁边停靠着“图姆勒尔”号小艇。周围是一片恬静的乡村风光，寂静，空气宜人。

　　　　爱因斯坦乘上小艇，张起风帆，把住舵。他几小时几小时地呆在这个不通电话无法造访的避难所里。

　　　　１９３０年，爱因斯坦遭受到极大的不幸，他的幼子爱德华患了严重的精神病。大儿子汉斯常到柏林来，关心父亲的思想和工作，并让父亲了解自己的一切。汉斯后来回忆说父亲常带他在卡普特别墅近旁湖上驾驭小艇，一次由于讲解统一场论入了神，差点没把小艇弄坏了。爱德华早就令爱因斯坦担心。他能干，具有惊人的记忆力，是一位有精湛技巧的钢琴家。他的特点是在科学上对具体的成果、在音乐上表现个人的情绪有一种病态的低能。在别的事情上就更糟了。爱德华从对父亲的病态的狂热崇拜，变为更加病态的阵发式的不满、责难和怨恨。１９３０年初夏，爱因斯坦接到了爱德华给他的歇斯底里的控诉信。爱因斯坦慌忙赶往苏黎世。米列娃在绝望中告诉他，爱德华患了日益严重的精神忧郁症，苏黎世和维也纳的精神病专家都未能遏止他大脑功能的迅速衷竭，病情发展了，康复已经无望。爱因斯坦返回柏林时大大变样了，骤然变得苍老、抑郁。

　　　　这种沉重心情在新的旅行期间也没有消释。１９３０年，爱因斯坦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在帕萨迪纳加里福尼亚工艺学院讲授了一系列课程。这一次，爱因斯坦不想重复上次访美时的热闹，而是想切实地进行学术上的探讨、交流。

　　　　但刚抵达纽约港，一切安排都变了。轮船在这里停留了五天，它留给爱因斯坦记忆里的是接连不断的谈话、接见、访问、参观，又是谈话轮船未靠稳；甲板上就出现了一百多名记者，爱因斯坦还没有从突然袭击中弄清是怎么回事，就答应了和其中的一位记者交谈１小时，并且还回答了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摄影师们也出现在现场，他们摄入镜头的是一个正想躲藏起来的身穿黑色大衣、头发斑白蓬乱、有点心慌意乱、脸色苍白的人。

　　　　在从纽约动身去加里福尼亚之前，爱因斯坦顺路去过哈得逊湾岸边的里维尔塞德—丘奇大教堂。大教堂里装饰着古往今来所有民族的伟人塑像，共有６百尊塑像，其中只有一尊是为健在的伟人塑造的——这就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这回再也不能用他惯常的对个人荣誉的幽默态度坦然处之了。

　　　　他非常难为情，并且十分颓丧。

　　　　颓丧的情绪是许多因素造成的。爱因斯坦忘不了儿子的悲惨命运。纳粹势力的一天天扩张，反理性的势力压制着科学的和社会的唯理论拥护者的意识。爱因斯坦已经不能进入纯物理思维的环境中去了。他的脾气变大了，昔日的幽默也一天天少下去了。

　　　　在帕萨迪纳，有不少隆重的接待和讲话，但印象被更多的科学集会、座谈和私人交谈所冲淡。必要的参观名胜和郊游在这里不像在纽约附近那样劳累。在亚利桑那，爱因斯坦参观了印第安部落。印第安人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