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伟人: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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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毛儿盖地区北上，必须经过一望无际、渺无人烟的茫茫大草原。为了查明与找到过草地的捷径，以减少损失，缩短路程，首先要找到可靠的向导。到哪里去找呢？叶剑英找了几个，都不合适。后来特地到三十军，请程世才军长帮忙，才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位姓李的向导。叶剑英亲自向老李作调查，然后，迅速从三十军回到前敌总指挥部汇报情况，并提出愿率一部分兵力先行开路，自告奋勇当“开路先锋”。毛泽东听取叶剑英汇报后，马上召集会议，进一步研究右路军北上的具体路线，最后肯定了右路军经草地到班佑，然后走拉卜楞的行军路线，并决定由叶剑英率两个团先行开路。
　　叶剑英于8月18日带着向导老李，率领三十军二六四、二六五团向草地进发，为右路军开路。程世才、李先念率领的三十军主力跟随前进。
　　茫茫草地，荒无人烟，浊沼横潦，浓雾弥漫，气候多变。不但自然条件恶劣，还有敌兵不断袭扰，面临着令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叶剑英和战士们走在烂草淤积的沼泽地，踏着一窝一窝的草蔸前进，偶尔失足，踩进淤泥中，就会陷下去越陷越深，以致没顶。这是多么险恶的境况啊！
　　叶剑英负伤未愈，抱病带领部队行军，指挥作战，还要给部队讲授打骑兵的要领，要付出比战士更多的艰辛。但他咬紧牙关，坚持走下去。部队在草地走了几天几夜，带的干粮都吃完了。他就同大家一起啃树皮，吃野菜。有人吃了中毒，浑身浮肿，躺在草地上，永远起不来了。部队减员越来越多。
　　部队经过日夜艰苦行军，好不容易来到了大草地北端的班佑。班佑，这个被大家想象成为“草原的天堂”，其实不过是二三十户游牧藏民的集居地。在这个小寨里并没有像样的房屋，有的只是用树棍拱起屋架、外面涂以牦牛粪的“牛屎房子”。
　　叶剑英在班佑，与程世才一起指挥部队打退了敌骑兵的袭击，并抓紧在班佑小住的时间，继续找当地藏民调查去甘南的行军路线。待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陈昌浩等陆续到达班佑后，他向毛泽东等报告了先遣部队一路行军战斗情况和下一步部队行动的意见。他建议说，按照原计划去拉卜楞，还要走4天的草地，一路上会遇到许多敌人骑兵，不好对付；如果从班佑这里向东北转弯，越过巴西，占领包座，很快就可以到达甘南了。毛泽东翻看地图，又征求周恩来等人的意见，点头说，剑英的意见很好，我们就决定从这里转弯。此后，右路军即从班佑改道，向巴西、包座、俄界前进。叶剑英成功地完成了过草地开路先锋的任务。
　　右路军到达班佑地区后，根据先遣部队侦察到的情报，叶剑英协助徐向前、陈昌浩，在班佑制定了以第三十军全部和第四军一部歼灭企图堵截我军的包座之敌的作战计划，经过两天多的激烈战斗，取得了包座战斗的重大胜利。
　　关键时刻，“偷”送张国焘“密电”，挽救了党和红军
　　1935年8月底，前敌总指挥部经班佑、巴西，胜利进驻古城潘州。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其所属单位和红三军亦随后进入潘州及其附近地区。所属红一军则已向俄界进军。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1）

　　位于松潘、漳腊地区的胡宗南部因与红军战斗，其四十九师被歼，不敢再孤军北上。蒋介石的主力尚在四川。甘南兵力十分空虚。如果已占领阿坝地区的左路军能按原计划迅速北上，一定能够顺利进行夏洮战役，占领甘南，开辟一个新的苏区。
　　但是，张国焘继续同中共中央唱反调。他率领左路军到达阿坝之后，就停滞不前，拒不执行中央要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全力向洮河以东发展的指示。相反，他坚持要左右两路军全力出洮河以西，企图越黄河深入到青海、新疆等边远地区。从8月下旬以来，中央三令五申，一再催促他率部出墨洼（今麦洼）、班佑，同巴西地区的右路军会合。张国焘迫不得已，勉强同意部队向东挪动，但又借口“噶曲河水涨大，上下三十里均无涉点”，停止东进，拒绝向右路军靠拢。相反，于9月3日，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呈中央，提出改变北上方针，主张南下，要求“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洼潘敌，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进”，“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强令已经东进至墨洼附近的左路军先头部队第五军返回阿坝。9月5日他命令左路军部队停止北上，就地“筹粮待命”。9月8日张国焘不仅不率左路军北上，反而电令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军长詹才芳：“令军委纵队蔡树藩将所率人员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詹才芳回忆说，这实际是命令他扣留右路军部队。所幸没有发生这次悲剧事件。
　　当时，徐向前、陈昌浩的前敌总指挥部驻在巴西潘州的一个喇嘛庙里，离党中央驻地不远。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等领导同志，几次三番到前指开会，劝说陈昌浩等改变态度，坚持北上。9月8日深夜，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秦邦宪等中央领导人和左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等七人开会，讨论南下与北上问题。会后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指出，“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并举出天时、地利和兵力部署等四个方面的理由，说明“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电报还详尽分析了各种不利因素，恳切地写道：“务望兄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在阿巴、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此电报签署的时间是9月8日22时，就在同一时间，张国焘单独给徐向前、陈昌浩发出电报，命令“一、三军暂停，向罗达前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军皮衣已备否？”可见，张国焘的南下决心已下，部署已定。9月9日，中共中央再电“国焘并致徐陈”，强调“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立即速北上”。张国焘接到电报后，不但不听劝告，反而给陈昌浩发出秘密电令，其中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9月9日，这封“密电”到来那一天，适逢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开会。陈昌浩正在讲话。译电员送来这份电报，交给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当即转给陈昌浩，陈昌浩讲话正在兴头上，没顾上看又交回给叶剑英，叶剑英一看内容，觉得事态严重，需要审慎处置。尽管内心很着急，但却摆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会儿，悄悄出去，飞跑到中央驻地，把电报送给毛泽东。毛泽东一看，马上用铅笔把电文抄在一张卷烟用的纸上。然后对叶剑英说：“你赶紧回去，不要让他们发觉你到这里来。”叶剑英随即对毛泽东说：“此地有危险，不能留，请主席立即到三军团去。”毛泽东默默注视叶剑英良久，点了点头，嘱咐他赶快回去，提高警惕，并设法脱险。叶剑英立即迅速返回前敌指挥部，趁陈昌浩还未讲完话，赶忙把电报交还给他。
　　彭德怀看到叶剑英，要他设法搞一张地图，供红军北上使用。叶剑英答应想办法。
　　毛泽东送走叶剑英以后，回想在两个小时以前，彭德怀曾经前来谈到中央要提防张国焘的事，这封电报证实了张国焘确实在搞名堂，需要采取果断措施。他立即同张闻天、秦邦宪赶到驻在巴西的三军团部，同在那里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等同志一起，召开紧急会议，分析了会师以后张国焘的种种表现，一致认为，张国焘倚仗自己兵多枪多、个人野心膨胀，不仅欲凌驾中央之上，并已企图危害党中央。在这种危急情况下，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已无可能，而且会使党中央遭到被挟持的危险。在这样异常窘迫的情况下，为了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给整个红军北上开辟道路，党中央果断地决定迅速离开巴西，脱离险境，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2）

　　顾全大局，率军委直属队追随中央北上
　　党中央于9月10日凌晨率第一、第三军出发北上。中央临走前张闻天、秦邦宪特意找到叶剑英，劝他快走，他回答说：“我现在不能走，你们先走吧，我和直属队一起行动。”但是怎样把军委纵队的直属队带走呢？如果带不出来，留给张国焘，将会使中央和红军受到莫大损失。叶剑英以大局为重，不能自己单独北上。他思虑再三，决定利用张国焘要“南下”的电报，以“打粮”为名，设法把直属队带走。于是，他先找到徐向前说：“总指挥，总政委来电要南下，我们应该积极准备，首先是粮食准备。先发个通知给各个直属队，让他们自己找地方打粮去。限十天之内，把粮食准备好。”徐说：“好！”得到同意后，叶剑英写了一个给各单位的通知：今天晚上两点钟出发，自己找地方去打粮。通知写好后，给陈昌浩看，陈说：“很好嘛，应该准备粮食。”接着叶剑英立即召开直属队的领导干部开会。到会的有林伯渠、杨尚昆、李克农、肖向荣等。他通知大家情况紧急，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已回三军团，我们确定10日凌晨二时出发，以“打粮”为名撤回三军团，要大家对表，严格准时，绝对保密。散会后，他招呼杨尚昆留下来，商量还有什么事要办，约好明晨在附近的一个磨房会齐，一起赶回三军团，然后，又办了仅有的两件事：第一件，按照彭德怀的嘱托，找到作战科的吕继熙（即吕黎平）要了一份1∶100000的甘肃地图；第二件，立即给三军团宣传部长刘志坚发个电报。要他见电立即带去四方面军演出的宣传队赶回中央住地。可惜，待他带宣传队赶回，大队人马已经走了。
　　做好一切准备后，叶剑英返回前敌总指挥部的喇嘛庙休息。在那里同住的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早已入睡。空旷的殿堂，灰暗的马灯，一条条“唐克”（藏族同胞敬神的布条）被风吹得微微飘动，寂静中隐藏着神奇和不安。叶剑英躺在床上。思绪起伏，毫无睡意，不住地看表。随着时针的转动，他的心也跳得更快。好容易盼到下半夜一点半钟，他悄悄起床，披上大衣，从床下小藤箱里取出了那份全军惟一的甘肃地图。然后，轻轻地走出喇嘛庙。由于情况紧急，来不及通知警卫员范希贤等人，一个人牵着匹骡子离开喇嘛庙。出去不远，恰好碰到军委秘书长肖向荣，便把甘肃省地图交给他，嘱咐说：“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全军就这一份，千万要保管好！”
　　深夜。草原上乌云密布，寒气袭人。叶剑英来到一个磨房附近，杨尚昆已在那里等他。两个人既紧张又兴奋，躲开“追兵”，急忙赶队。同志们看到他们来了，高兴地说：“你们开小差跑出来了。”叶剑英幽默地说：“不！不是开小差，而是开大差，是执行中央北上抗日方针。”
　　在一个岔路口，他们碰到了正在焦急等待他们的彭德怀、张闻天、秦邦宪等同志。劫后相逢，倍感亲切。大家七嘴八舌，说得很热闹。这时，只听彭德怀突然说了一句：“参座，你还不快走！”剑英立即明白了他的意思，立即回身加快步伐，继续赶路了。但夜黑路不熟，赶上三军团部队，已是拂晓时分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正在焦急呢！见了面，毛泽东高兴地说：“哎呀！你们可出来了，好！好！我们真为你们担心。”会齐了队伍，大家便朝一军团所在地俄界进发。彭德怀和毛泽东等走在后面，随第十团一起行军。彭德怀问毛泽东：“如果他们追上来扣留我们怎么办？”毛泽东说：“那只好一起跟他们南进吧！我想他们会觉悟的。”
　　9月10日，党中央在北上途中发出《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张国焘的南下方针“对于红军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号召党和红军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区。同时再次致电张国焘：“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立即北上。”中央走后，张国焘于10日凌晨4时又致电中央说，已得悉中央率第三军单独北上，表示“不以为然”，公开抗拒中央命令，仍坚持南下，拒绝北上。同日，党中央再次向右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发出“指令”：张国焘令右路军南下，显系违背中央屡次之决定及电文。为不失时机地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中央已令一方面军主力向罗达、俄界前进。四军、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团后前进。”并指出：由于张国焘不能实行总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3）

　　此时身为右路军政治委员的陈昌浩等公然站在张国焘一边。他一方面送信或致电第一、第三军领导人并转全体人员，要他们反对中央，说什么“中央不经过总部组织路线，自己把一方面军部队及直属机关，昨晚开去”；“中央在毛周逃跑路线上，已经把一方面军几十万健儿葬送”。信中煽动说：“胡为乎几个人作恶，分散革命力量，有益于敌”；“吾兄在红军久经战斗，当挥臂一呼，揭此黑幕”，要求“即率队转回阿西”。他公然挑拨第一、第三军和中央的关系，妄图拉拢彭德怀等领导人。彭德怀接到陈昌浩的信，立即报告毛泽东。毛泽东说，打个收条，后会有期！陈昌浩不折不扣地按照张国焘的“秘密命令”行事。他发觉中央单独北上以后，立即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开造谣说“中央投敌去了”，是“逃跑路线”等等，并下令部队作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