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伟人: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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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取得的胜利。’要教育我们的干部，教育我们的群众，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的影响，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坚持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
　　他针对林彪“四人帮”破坏民主法制造成的恶果，强调说，林彪、“四人帮”从反面给了我们血的教训，使我们懂得，一个国家非有法律和制度不可。这种法律和制度要有稳定性、连续性。它们是人民制定的，代表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利益，一定要具有极大的权威。检察机关和法院，在自己的工作中一定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事实真相，一定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这样才能完成自己的神圣职责。我们一定要有一批大无畏的不惜以身殉职的检察官和法官，这样才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威严。在人民自己的法律面前，一定要实行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我们党、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受林彪、“四人帮”之流的个人特权的灾难太深重了，我们一定要动员全党全军全民的力量，向任何个人特权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
　　全会还认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以及以前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历史问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指“天安门事件”平反问题。这些问题同样遭到很大阻力。从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一直为其平反做坚持不懈的努力。
　　1976年12月，他收到分管中央宣传工作的耿飚的来信。信中说：“人民日报社许多同志揭露了‘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搞的欺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罪行，他们于12月10日整理出了一份材料，现送上请参阅。”叶剑英认真地看了这份材料，对“四人帮”欺骗毛泽东和党中央、伪造假情况、陷害革命群众的罪恶活动，十分气愤。他对办公室工作人员说，这份材料提供的情况很重要，它充分地揭露了“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欺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罪行。当时，“四人帮”篡改的《情况汇编清样》不送给我看，我也不知道他们做了这些手脚。这份材料提供了很好的证据，天安门事件应该平反。接着，他还向工作人员回忆了4月4日清明节这一天，他亲自乘车去天安门广场的情景。他说，这天傍晚，我实在想去天安门广场看看。所以，我就谁也没有告诉，只悄悄地告诉了司机同志。我们很快就到了天安门广场，在外边缓慢地行车。当看到一片望不尽的花山诗海和数不清的悼念大军，就想停车下来，走进广场里边看看广场的壮观场面。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是不能停车下来的。我还是听了司机的劝告，很快回到了住地。叶剑英利用耿飚提供的这份材料和进一步了解到的其他大量事实，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多次揭露“四人帮”蓄意欺骗党中央和毛泽东，制造“天安门事件”的罪行，说明这一历史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在叶剑英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力争下，终于冲破重重阻力，使“天安门事件”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得到彻底平反。肯定“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活动。

　　粉碎“四人帮”后（5）

　　全会决定，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在叶剑英等积极支持下，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做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
　　叶剑英在西山住地亲切接见了被诬为叛徒集团的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见面后说：“你们辛苦了！”呜咽不止。从中央工作会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整个会议期间，叶剑英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道，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坚持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同时，强调按照历史实际充分肯定毛泽东的伟大功勋，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完全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事件下加以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决拥护。三中全会结束后，叶剑英不顾自己年迈体衰，不遗余力宣传和贯彻会议精神，把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的路线上来。
　　三中全会以后，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一个时期内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初步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但是一些同志由于长期受到“左”倾思想的束缚，对于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和政策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不理解甚至抵触情绪；极少数人利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打着“社会改革”的幌子，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存在着否定党的领导、否定党所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倾向。针对这种情况，三中全会以后，叶剑英在各种会议上大力宣传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开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重大意义。1979年1月至4月，他倡议，中共中央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消除思想分歧，统一认识。会上展开讨论，提出了一些很有意义的观点，如废除领袖职务终身制，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反对个人崇拜，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等等，有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在会议后期，邓小平受中央委托，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纠正了一些错误倾向。为了深入宣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叶剑英代表党中央和人大常委会在1979年9月29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对建国以来的历史作回顾和初步总结，指出，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时间很长，流毒很广，党内外还有不少人仍然对认识不清楚，需要继续深入批判这条极左路线。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的方针重新恢复了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他强调说：“解放思想，归根到底，目的是为了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脚踏实地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四个现代化。解放思想是为了反对唯心主义，坚持唯物主义，决不是随心所欲，盲目蛮干。决不要浮夸，决不要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解放思想，要尊重客观规律，研究客观规律，照客观规律办事。不但要研究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还要研究各个方面建设工作的特殊规律；不但要研究我们自己的经验，还要有分析地研究外国的有关经验。要深入研究前进中遇到的新问题，努力探索最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最有利于提高人民劳动积极性和生活水平的措施，调整和改革我们的经济结构、管理体制和方法。在解决问题的时候，要坚持典型调查、解剖麻雀、一切经过试验等行之有效的马克思主义方法，真正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力求今后少走弯路，不走大的弯路，比较顺利地到达目的地。”这段话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加强党的建设，坚决支持和维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如何加强党的建设，逐步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叶剑英以身作则，坚决支持和维护中央新的领导班子，选好接班人。这是落实三中全会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三中全会上，中央领导集体经过组织调整，尽管华国锋仍然是中共中央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为副主席，但实际上确定了邓小平的领袖地位。正如邓小平所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党的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正处在一个关键地位。”经过三中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这是三中全会的重大成果。

　　粉碎“四人帮”后（6）

　　德高望重的叶剑英当时处在举足轻重的地位。他颇有自知之明，衷心维护邓小平的核心领导地位。三中全会以后，他在中央各种会议上继续极力推举邓小平，宣扬这位卓越的领导人在指导和推动全党进行拨乱反正、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和做出的卓越贡献。1980年11月29日，叶剑英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再次对邓小平的功绩作了高度评价。他说：“大家知道，小平同志在历史上对党做出过杰出的贡献。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每一个重要关头，他都敏锐、果敢地提出一些正确的决策和主张。在我看来，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他当全党的‘军师’和全军的统帅，是当之无愧的。”叶剑英向中央多次提出将邓小平的名字排在他之前。
　　薄一波就叶剑英在历史重大转折时刻主动让位，敬佩地说：“在这个时候他主动让位，再三请邓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他总是大事不糊涂，这一点非常了不起，非常伟大！”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叶剑英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全力支持邓小平，为恢复中央其他老同志的工作，荐引年富力强的同志担任党中央和国家领导职务，实现新老交替，作了很大努力，使党和国家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1980年11月10日—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和扩大会议，讨论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变动方案。关于中央领导的组织和人事问题，早在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叶剑英就明确表态拥护重新成立中央书记处的决议，以利于培养和造就中央的接班人，他在那一次会上发言，对书记处的同志提出要模范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和善于学习、勤奋学习的三点希望。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不少同志指出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事件中是有功劳的，但在这以后，至1980年这四年特别是这四年的前两年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错误，主要是长时间坚持“两个凡是”这个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在“十一大”前后提出的一系列政治口号，基本上还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口号，从来没有主动地提出过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创议。他对解放党内大批老干部、平反历史上大批冤假错案的态度，对中央领导层一些同志的态度，明显地违反了党内大多数同志的愿望。在1977、1978两年中，在经济问题上提出了一些“左”的口号，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损失和困难。同时，他很热心于制造和接受个人迷信，摆错了个人同党和人民的关系的位置。
　　与会同志认为华国锋在过去四年中作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显然缺乏作为中央主席所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有鉴于此，中央政治局认为华国锋继续担任现职是不适当的。
　　会议期间，叶剑英作了发言，在对待华国锋的问题上主动作了自我批评，真诚地袒露了粉碎“四人帮”后，执行毛泽东遗愿，维护中央团结的处境和心情。他说：“据《三国志》第三十五卷《诸葛亮传》里记载，刘备在白帝城临终托孤时，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后，诸葛亮并没有照刘备的话去办，而是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毛主席临终的时候说，我不行了。快完了。政治局的全体同志到主席那个房子，排队一个一个见主席。那时，他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看完后，退回到休息室。过了一会，护士又把我叫到主席面前，当时主席看了我一眼，说不出话来，我又退了出来，不久，主席心脏就停止跳动了。当时我就想，主席为什么要第二次看我呢？还有什么嘱托？（叶剑英讲到此处，心情很激动，流下了眼泪。）我剖析毛主席去世时自己的心情，我确实把华国锋同志当作‘后主’看待，尽管我自己精力不足，水平不高，还是想尽力扶助他。我对他还讲过一些过誉的话。这是一种旧的封建思想在作怪。借此机会，我应作自我批评。”

　　粉碎“四人帮”后（8）

　　百年赢得十之八，老骥仍将万里行。
　　小憩羊城何所遇，英雄花照一劳人。
　　年过八旬的叶剑英，正像他诗中写的这样，发扬“老骥伏枥”的精神，以一个普通“劳人”的姿态，不辞辛苦，风尘仆仆地奔走于祖国各地考察，促进四化建设。他重返西北，视察大寨，与干部群众座谈，肯定成绩，指出问题；他参观西安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听取博物馆人员汇报，并作指示；重访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旧址，怀念故人，当场应邀赋诗一首：“楼屋依然人半逝，小窗风雪立多时。”
　　1979年4月，叶剑英在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武汉军区领导人王必成和李成芳等同志陪同下，到湖北地区部队、工厂、学校、街道，与解放军官兵、工人、演员、学生等亲切谈话，访问军训、生产、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和意见。
　　从武汉沿江而下，叶剑英特意到宜昌视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听取工程领导人讲解并观看了葛洲坝示意图。面对巨大的建设工程，高兴地向在场的干部、工人赞美说：“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工程，伟大的胜利！”并与大家合影留念。
　　叶剑英离开葛洲坝到重庆视察，在四川省委书记鲁大东陪同下，乘东方红巨轮饱览三峡沿岸风光，指点江山，远景未来。
　　告别湖北、四川，叶剑英转到广东地区视察。在广州，他在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陪同下来到深圳考察，后来又在广东听取习仲勋有关深圳对外开放、实行特殊政策的汇报。他当即肯定，高兴地说，你们赶快向小平同志汇报请示。邓小平听了广东省委领导人汇报，极感兴趣。他听说，划一块地方搞开放，老定不下个名来，当即表态：“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以后又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这一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正式提出设立“特区”后，6月1日下午，叶剑英接见正在广州参加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