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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独立路-李光耀-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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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政府对工会的要求，只答应调整到跟马来亚邮电工友相同的薪金率。我反驳说，新加坡邮电工友的工作比马来亚的邮电工友繁重，而且新加坡的生活费也比马来亚高，但是徒劳无效。
我们已到了摊牌的地步。邮电工友决定在麦士威路宿舍举行罢工前的一次大会。那是一个星期天上午，大约450名邮电工友到场，全体会员几乎都出席了。工会代表事先要求我在会上讲话。我出席大会的目的，就是要鼓起他们的勇气，同时保证他们有一个了解他们所有要求的律师正准备替他们出头。如果我跟他们说英语，恐怕不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于是我用巴刹马来语讲话，证明好处很多。他们了解我所讲的话，因为出席大会的以马来人占多数，只有20％是华人和印度人，他们都听得懂马来话。我同他们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们决定依照紧急法令的规定发出罢工通知书。
罢工行动预定于5月12日下午六点开始。当天下午三点，政府发出一封公函，做了一些小让步，但拒绝了邮差的主要要求调整薪金制和新薪金制的生效日期。虽然公函寄出时密封，用大写黑体字在两个地方盖上〃机密〃宇样，但是就在当天晚上，邮政总监却到新加坡广播电台广播政府的建议，并说工会方面已经拒绝接受。
我代表工会回答说：〃新加坡公众联络部事先没通知工会，便发表跟工会来往的机密信件，同时压制工会的答复。我惊奇的是，它居然认为这样做是恰当的。工会认为本身的要求是公平合理的，它劝请公众在工会和政府双方的理由全面公布后，判断该支持哪一方。〃
就在5月13日罢工开始前，已经从英国回来的吴庆瑞安排我在安珀路中华游泳会会见《新加坡虎报》副总编辑拉惹勒南。拉惹勒南是马来亚人，原本是斯里兰卡贾夫纳地方的泰米尔族，在伦敦逗留了12年，1947年才离开。他曾经跟一群印度和非洲民族主义者以及英国的左翼人物来往，一直在写反对殖民主义的小册子、短文。我就在游泳池旁边向他解释了罢工的背景，四周不时传来音乐和泳客的喧闹声。他一直在找一个合适的课题，借以向殖民地政府挑战。邮差罢工是一项正义事业，他急于投入战斗。
罢工第一天早上，邮差进行和平纠察，政府派出大批佩带手枪和阔头弯刀的辜加兵，前往红灯码头附近浮尔顿大厦内的邮政总局。并有警车和无线电巡逻车不断开到那里。副警察总监宣布，他们会一直守卫下去，直到罢工结束。
第二天，各报刊登了辜加兵和警察的照片。形成对照的是，报上也刊登了工会主席的声明。声明说：〃为了避免跟邮政总局四周的武装警察发生冲突，我们不在总局进行纠察。但在表明了意图不致因误会而发生危险之后，从今天开始，我们准备在总局和其他邮政局进行纠察。〃公众立即转而同情邮差。第二天，政府撤走辜加兵，纠察恢复进行。
《新加坡虎报》是本地报纸，销路比亲英国的《海峡时报》小得多，但在这场斗争中，它发挥了作用。跟《海峡时报》相比，许多本地人更爱看《新加坡虎报》，这就迫使一些殖民地官员也非看不可。拉惹勒南在他所写的社论中，以冷嘲热讽的笔调尖锐地抨击了殖民地政府的种族偏见，对外来的英国人有权获得比本地人更好的待遇进行质疑。政府给外来的英国人每人1000元的津贴，却拒绝邮差每月10元的加薪。
罢工期间邮件堆积如山，给大家带来很大的不便。由于邮差采取温和的姿态，外加我替他们起草的声明，以及拉惹勒南在《新加坡虎报》所撰写的社论，对争取人们支持邮差起了很大的作用。马来文报《马来前锋报》支持罢工者，因为多数邮差是马来人。华文报《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也同情他们两报记者和编辑当中有许多共产党同情者，他们经常反对政府。
《海峡时报》属于英国人所有，由英国人管理，主笔阿林顿·肯纳德是个写作高手，表面上以中立姿态出现，却很难不支持政府。他在社论中提出了巧妙的辩解，例如：〃新加坡工会提不出证据，以证明新加坡邮差的工作跟联邦的同行有什么不同。〃
第二天我通过《新加坡虎报》回答说，新加坡邮差每天派三次邮件，联邦邮差只派两次；新加坡邮件数量多，工作节奏也比较快。
拉惹勒南的评论
这场斗争使拉惹勒南越战越兴奋。他的评论发挥了最大的作用替被践踏的群众出头，反对一小撮狠心的白人殖民地剥削者。他的评论风格是坚决有力的。我在剑桥工党俱乐部跟友善、富有同情心的英国学生练习辩论的结果，使我的表达方式跟他不一样，我是宁可轻描淡写，也不言过其实。于是我们两人成了好搭档：拉惹勒南的笔触是强有力的，我的虽然一针见血，却是彬彬有礼，总是悲哀的成分多于愤怒。我打电话给他提建议，向他传达街头支持者的反应。他要我检查他的社论的力度，并把社论的校样送到我家请我提意见，并且通过电话交谈，往往谈到午夜过后，在他的报纸快要下版时才结束。
如果拉惹勒南不在《新加坡虎报》做事的话，《海峡时报》就会完全不登邮差和我的消息，我们恐怕很难得到公众的支持。事实上，《新加坡虎报》起了推动的作用，最后《海峡时报》不得不刊登我的来信，以维持中立的姿态。
罢工接近一星期时，公众舆论变得更强烈反对政府。政府惊惶失措。辅政司建议〃一旦雇员恢复工作便继续谈判〃。我回答说，要是工人取消罢工，谈判又失败，他们就可能得进行第二次罢工。〃这种局面重复多次的话，罢工就会变成闹剧，而罢工是工会进行集体谈判的最后武器。〃
辅政司的反应是答应5O0名罢工邮差和电报信差，如果他们报到上工，他会亲自同工会代表谈判。我劝工会领袖采取新的立场，宣布停止罢工三天，〃以消除政府所认为的使它无法进行谈判以立即解决纠纷的唯一障碍。〃
这就给辅政司和他的官员挽回了面子。谈判在5月26日上午10点恢复，持续了五个半小时。争议中的六点，有四点当天就解决了，其余两点第二天也解决了。工会和政府接着签署协议备忘录。
这是1948年6月紧急法令实施以来的第一场罢工。一切完全根据法律行事，没有威胁，没有动用暴力，甚至也没有不守秩序的纠察，斗争目标是争取公众支持。工会胜利了。这次罢工暴露了英国殖民地官员的无能。两个星期的事态发展，不但改变了职工运动未来的发展趋势，也改变了反殖民统治宪制斗争的未来发展趋势。
报上的报道和宣传提高了我的专业声望。我不再只是个从剑桥回来获得学术荣誉的莽撞的年轻律师。人们眼看我怎样跟罢工工人打交道，怎样领导他们，怎样替他们说话，没有造成什么破坏便取得了胜利。我指出了政府前后矛盾和不合理之处，我以理服人而不积怨。邮差罢工使我受到公众的注意。在新加坡和马来亚成千上万工人的心目中，我的威望直线上升，又没吓坏受英文教育的知识分子。我和朋友们现在深信，我们可以在工会中建立群众基础，并因此而进一步获得政治力量，我们找到了动员群众支持的方法，
邮差罢工胜利是个转换点。在这之前，非共集团由于害怕紧急法令也会限制和妨碍他们，一直不活跃，合乎宪制的和平、非暴力的群众行动能摆平真正的不合理事件，这使他们受到鼓舞，给他们壮胆。
第十三章 扩大联络网
我们下定决心，要跟因循苟且、软弱、投机和专谋私利的政党以及当时在立法议会和市议会里的一伙人完全不一样。因此，我们决定邀请沙末跟我们一起讨论这样的可能性：发动宪制斗争争取独立，而又不被共产主义运动吸进去。沙末问能不能带蒂凡那一起来，因为蒂凡那可以做出贡献。我不喜欢这个想法。但是朋友们和我都认为，如果内部核心只是我们喜欢的人，就永远不可能扩大成为一下政党，所以蒂凡那也来了。
我和芝取得律师资格后，黎觉准备分别跟我们两人签署为期三年的合约，聘用我们为助理律师，第一年月薪100O元，第二年1100元，第三年12OO元，两年半后有全薪假期六个月。就当时的情形来说，这样的待遇是优厚的。邮差罢工结束后，我到黎觉与王律师馆工作，芝则处理产权转让业务。这期间我获准到马来亚联邦执业。
1952年9月，一个清瘦的马来人到我办公桌前来。他年近半百，外貌像印度人，鼻子瘦长，跟一般马来人不一样。我的办公桌在黎觉与王律师馆的一个角落，只用书架分隔开来。这个马来人的英语说得不错，但说话有点犹豫，略微口吃。他自我介绍，名叫尤索夫·伊萨，是《马来前锋报》的东主、总编辑兼董事经理。他的编辑主任沙末·伊斯迈1951年1月被拘留，跟其他颠覆分子一起关在棋樟山。沙末的案子不久将进行审查，他问我愿不愿意替沙末辩护。
当时所有毫无希望或近乎绝望的案件，最后都找上了我。然而沙末的案子涉及的不是什么法律问题，最好的处理办法是劝说政府相信这个政治拘留人士多半是民族主义者，虽然暂时可能跟共产党人在一起，但最终即使不成为共产党的敌人，也会成为共产党的竞争对手。
我当时觉得，向政府施加压力收效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决定找负责这起案子的政治部官员，了解当事人的真正情况以及政治部掌握了怎样的证据。凑巧遇上了警监柯里顿。柯里顿主管政治部印度组和受英文教育组。他是个专家，曾在英属印度做过类似的工作，能把印度共产党人和民族主义者区分开来。
我和柯里顿碰过面。他研究过我的档案。1952年的一个星期天，他曾一早就到欧思札路38号找我聊天。他说，他读过我在伦敦的活动记录，想见见我，以了解更多有关林丰美等共产党人在伦敦的情形，以及他们对新马学生的影响。我把对林丰美的看法告诉了他，也对他说共产党人在伦敦不大可能影响新马的受英文教育者。与此同时，我也使他消除了政治部对在布达佩斯举行的青年节的怀疑。我说，我的弟弟金耀参加青年节只是为了好好度假，他〃对政治的兴趣跟蝌蚪不相上下〃。多年以后，我发现自己这个说法被收进了政治部的档案。
这一回我是到罗敏申路政治部柯里顿的办公室见他。他很坦率。他说沙末是个聪明的马来人，非常活跃，是一流的活动家。我问他沙末是不是共产党人，他答说〃是我所见过的最聪明的共产党人〃。听起来案子自然是没什么希望了，然而他继续说道：〃但是人们会成长，想法会随着阅历日深而改变。影响他吧，他是值得拯救的。〃
到棋樟山会见政治犯
警方提供了一艘快艇，送我到棋樟山。所有代表拘留人士的律师都得到这个便利。那是个工作日的下午，20分钟的航程很愉快，随后是从登岸码头沿着小路和阶梯走20分钟到岛的北部。在苍翠的老淡布苏树之间，散落着一些政府的度假浮脚楼。离四周军营似的用铁丝栅栏围住的鸦片戒毒所不远，一座浮脚楼也围着带刺的铁丝栅栏，那就是被拘留的政治犯居住的地方。拘留营的警卫事先已在附近一棵淡布苏树下放了一张木桌和两把木椅，我在那里等候。一个印度警卫到浮脚楼里带一个马来人过来。这个马来人个头中等，身材修长，有点瘦，特别是脸部，走起路来步履敏捷。他戴着墨镜，八字须修剪过，一颗门牙断了，看起来有点阴险。他烟不离手，看上去激动得很。
我告诉他，是否被释放这要看政治部是否相信他会继续成为共产党人。假如是的话，多半会一直拘留下去。但如果把他释放后他显示自己是个民族主义者，以后可能就不再理会他。他发出一阵狂笑。这是我第一次面对一个被拘留的共产组织成员。他们决心向自己和世界证明，他们有信念，有力量，为了事业能忍受穷困，是什么心理、什么心态和什么动机使他们这样做，我那时一无所知。
沙末案子的审查是在法官的办公室里进行的，不许宣扬。拘留他的主要理由是，他是马来亚共产党党员，也是马共属下组织新加坡人民抗英同盟的领袖之一。我申述说，他基本上是个反殖民主义者和马来民族主义者；作为马来人，他接受不了由华人领导的马来亚共产党的沙文主义号召。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给法官和两名陪审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法官什么话也没说，审查不到20分钟便结束。
沙末返回棋樟山。1953年4月，他和其他几个拘留人士获释，包括蒂凡那。我第一次透过铁丝栅栏看到蒂凡那时，他戴着一副角质眼镜，只穿短裤和日本式树胶拖鞋，一点也不讨人喜欢。他又矮又胖，好争吵，显得愤世嫉俗。当沙末发现我注意蒂凡那时，他告诉我，蒂凡那是他的好朋友，是新加坡教师公会的职员。沙末说：〃在拘留期间，你很快就能分辨谁是弱者，谁是强者。〃蒂凡那是强者，靠得住。我当时想，也许如此，但我不喜欢他的好斗样子。过后不久，新加坡教师公会到黎觉与王律师馆找我，要求我代表蒂凡那。我拒绝不了，但并不热切盼望着设法把他争取过来。接下来我再遇到柯里顿时，他向我介绍了蒂凡那，证实他愤世嫉俗，忠于共产主义，而且有决心。
这个时期我们一小组人，吴庆瑞、杜进才、拉惹勒南、贝恩和我五个人，一直在欧思礼路我家的底层饭厅开会，讨论成立政党的可能性。饭厅是西晒部分，因此又热又不舒服，哪怕三扇窗和两扇门全打开了，还有风力很强的风扇在天花板上转着，仍旧闷热得难受。如果说空气叫人昏昏欲睡，我们却精神焕发。我们下定决心，要跟因循苟且、软弱、投机和专谋私利的政党以及当时在立法议会和市议会里的一伙人完全不一样。因此，我们决定邀请沙末跟我们一起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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