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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独立路-李光耀-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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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头半年
1959年6月5日星期五下午，我和同僚们宣誓就职，地点就在蒙巴顿于1945年接受东南亚日军司令官投降的政府大厦。
古德主持宣誓仪式过后，以首任自治邦元首和新加坡最后一任总督的身份祝贺我们。我回答说：〃过去几天，我们有机会跟一个了解我们人民的希望和抱负又了解我们处境的局限性的人打交道，这是我们运气好希望你在往后六个月的任期内，会协助我们和平、顺利和有效地接管治理新加坡的大权。〃
典礼举行过后，工作汹涌而来。人人都想赶紧动手，履行自己的职责，根据经验，我知道光靠热情还不行，部长们要充分施展才能，非有冷气办公室不可。这点听起来很奇怪，但是没有冷气的话，现代的新加坡是不可能有效运作的。我在黎觉与王律师馆工作的第一年，坐在大办公室里，炎热、潮湿和噪声使人受不了，尤其是下午，精力很容易就消耗掉。书记工作速度只有平常的一半，打字员会打错字，律师纠正错误和口授时犯的错误更多。高等法院情形更糟，因为我们要戴上翼领和扣上垂片，在律师袍下面穿黑色的夹克这样的衣服原本是为伦敦冬天潮湿和寒冷的气候而设计的。
我接管了政府大厦二楼的市长办公室，跟副总理杜进才共用一间总办公室、一间接待室和一间会议室。为了方便沟通，我的秘书使用我们两人之间的办公室。
吴庆瑞掌管财政部，搬进了浮尔顿大厦。他很熟悉公务员的运作情形，工作很快就展开。财政部是我们最重要的部门，我让他挑选政府官员里的精英分子。他选中了韩瑞生担任常任秘书。韩瑞生是我日治时期就认识的朋友，当时他担任土地局局长。后来他证明自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能找到像韩瑞生这样的人是很幸运的事。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时间紧迫，资源也少。时间之所以不多，是因为我预料〃蜜月期〃最多只有一年，过后共产党人就会重新组织起来，向我们施加压力。资源之所以短缺，是因为公共储备金不多。几天后吴庆瑞便报告说，上届政府动用了储备，用了多达2亿元。他预见1959年财政开支赤字会超过14O0万元，可以省下点钱，但预料最多不会超过500万。因此应该警告部长们，除了已经批准的发展款额，绝对不能为发展项目再提供任何拨款，连已经批准的也要尽量削减。为了平衡收支，必须采取的步骤不但会不受公众欢迎，也会不受部长们欢迎。但是在组织政府的第一年，我们不能出现赤字。
部长以身作则减薪
我同意吴庆瑞的看法，告诉他我们最好在任内初期便采取不受人欢迎的措施。6月12日，各报报道财政部下令，未经吴庆瑞同意不能再有任何额外的开支。可能受影响的是政府对慈善活动的拨款，公务员购买汽车贷款以及奖学金、研究员基金和国外训练课程的开支。但是这些方面可省的不多。吴庆瑞建议部长们以身作则，月薪从2600元减到20O0元，同时削减公务员的可变动津贴，我也同意了。我们举行了一次公务员联合理事会总务小组会议，但是雇员方面没获得工会授权，不接受建议。在内阁里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决定照办不误。政府宣布从7月1日起削减津贴，但是将接受雇员组织就这个课题提呈的意见。
减薪数目不算少，但还不是大减，只影响到1400O名公务员当中的6000名。月薪不低于220元的雇员都会损失部分可变动津贴．只有10％的人减少的数目每月超过250元，达到减薪400元顶限的只有一小部分人，8OOO名低收入雇员完全不受影响。但是这项措施仍然是个强烈的冲击。要一开始便为节省和理财之道定下基调，我们不得不迅速采取行动。感到很不高兴的大有人在，尤其是高级官员。受英文教育者认为我们开始惩罚他们，因为他们投票反对我们。那不是我们的动机。我们要向所有新加坡人，尤其是向占多数的受华文教育者表明，为了公众的福利，受英文教育者准备由部长们带头作出栖牲。为了协助传达这样的信息，就是在新时代里大家必须同甘共苦，我认为要他们作出牺牲并非不合理。
减薪还有个充分的理由。自1952年以来，我代表工会，吴庆瑞和贝思代表公务员，向政府施加压力，成功地争取了越来越多的薪金和津贴，当时并没考虑到经济情况。如果工会继续这样做，我们就麻烦了。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发出信号：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减薪后每年将能省下1200万元。报纸估计能省2000到25O0万元，吴庆瑞加以驳斥并提醒各报，1959年剩下的六个月只能省600万元，使预计的赤字从14O0万元减到8OO万元。
几天后他宣布冻结新官员的任命。那就是说，未经部长批准，政府职位出现空缺不能填补。
公务员工会极力反对。就像我们过去跟英国殖民地政府对抗那样，它们组织了一个联合行动委员会跟我们对抗，争取全面恢复津贴。但我们不是处于守势的殖民地政府，因为占多数的华人目前至少暂时全力支持我们，联合行动委员会始终组织不起来。尽管如此，他们的反应使我恼怒。他们不了解我们面临的严重挑战，也不了解说华语或方言的选民的力量如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必须防止共产党人利用他们的不满。一些高级官员不得不停止聘用女佣太不幸了；但是整个国家在面临更大的困难和危险，我们必须向他们表明，政府将为整体的利益治理国家。只有这样做以及小心行动，我们才能应付华人缺乏马来亚意识的问题，使他们献身于自己选择的新国家，忠于这个新国家。这是最重要不过的，因为他们必须改变态度，吉隆坡的马来领袖才会同意合并，使新加坡可以通过成为马来亚的一部分而获得独立。
7月22日我以总理的身份在立法议院第一次发表演讲。我警告说：〃如果人民行动党政府失败，当选掌权的不会是反对党，反对党会逃命去了。因为在我们后面，没有替代集团准备实行民主制度。归根结底，如果我们失败，残酷力量会卷士重来。〃因此我们需要公务员跟我们合作，以便能实践我们对人民许下的诺言。〃必须跟我们一起工作的人，难道我们会伤害他们吗？在民主制度下，公务员必须按照获得人民授权的政党的指示办事如果不发生比损失津贴更糟的事公务员应该跪下来感谢上帝，感谢他们幸免于难。〃在本地，受英文教育者历来必须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可以帮助我们弥合殖民地的过去跟平等的未来之间的鸿沟。〃如果我们消除不了说华语或方言的人和受英文教育者之间的裂痕，后者可能命运多蹇。如果华人获得权力，政府的事务就会越来越多以华语进行，受英文教育者会突然变成无财无势的一群。
我不时严责他们，驱策他们，要他们改变，以便应付未来。我们吴庆瑞、杜进才、贝思、拉惹勒南和我是受英文教育者，是他们的当然领袖。我们不想他们成为没落中的一群。要说华语或方言的人不干掉我们，我们必须合力争取他们当中至少一半的人的支持。但是受英文教育者的非政治化倾向是那么大，以致不了解自己所处的危险境地。虽然到1961年所减的薪水已全部恢复原数，受影响的公务员却还是长期愤愤不平。如果不是后来局面大乱，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那么在1963年选举中他们必然会团结一致投票反对人民行动党。当时共产党人的威胁太明显了，他们别无选择，只好支持我们。
回顾起来，我对当年同意吴庆瑞的主张并不后悔。年底我们平衡了财政收支，税收没像我们所担心那样减少。如果必须重新对这一切表态，我仍然会赞成，不过削减的津贴会减到当年的三分之一。那已足以说服说华语或方言的人，而虽然受英文教育的公务员会感到不快，但是他们所受的震撼就不会那么大。另一方面，这次事件暴露了他们对政治形势的不了解，需要使他们重新认清方向，看到面临的危险和困难。在执政之前，吴庆端、贝恩和我曾经决定成立一个政治研究所，引导高级公务员了解共产党的威胁，让他们看清我们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这证明了我们过去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是要成功，我们必须赢得他们的信心，说服他们相信我们不是在给他们洗脑。
我们选中新闻部主任汤逊主持研究所。汤逊当时40岁开外，脑筋灵活，博览群书，说起话来很认真，带浓厚的苏格兰腔。他当过历史讲师，擅长教课，无论教什么都满怀热情。他了解我们的需要，很快就领会自己必须扮演怎样的角色。
作为财政部长，吴庆瑞主管公务员，他选定良木山一栋殖民地时代的政府别墅作为研究所。8月15日我为研究所主持开幕，形容它的宗旨是〃不但要激发你们的智慧，还要让你们了解在革命形势下，民选政府会遇到哪些尖锐的问题一旦向你们提出这些问题，你们就能使政府很快地了解人民的需要和情绪，同时做出积极的反应，从而能更好地协助我们采取解决问题的办法〃。
汤逊开始讲课和组织研讨会，我和一些部长到研究所讨论我们必须立即应付的实际局面，让大家通过实践的方式研究问题。起初公务员抱着怀疑的态度，但是讲师们显然不是共产党人，于是他们最初对于这是马克思主义灌输方式的疑虑很快就消除了。由于讲师们的心态跟他们一样，他们同意：政府是诚恳的，问题是真正存在而且是不容易解决的；我们是真正希望他们跟我们一起工作并落实解决的办法。汤逊干得不错，在往后四五年里教会了高级公务员如何了解共产主义理论，了解促进共产主义发展的社会弊病有什么民主办法可以解决，以及了解游击队的叛乱活动。他们认识了在广阔的世界里发生的事情，关于东南亚革命的原因，以及为了应付挑战，态度和政策必须根本改变。
但是由于其他原因，我们跟公务员的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很不自在。在由反对党转为政府的调整过程中，我料到的一个大问题是如何适应权力。我警告部长、政务次长和奉派协助处理公众投诉的议员避免让权力冲昏头脑，避免滥用权力。但嘴上说说容易，我们依然经常得罪公务员。
趁热打铁推行运动
我们正在利用选举过后受人欢迎的局面，决心趁热打铁。我们推行了一系列大事宣传的运动，打扫城市街道、清理海滩垃圾、割掉荒地上的野草。这是模仿共产党人的做法以引入注意的方式动员大家，包括部长在内，用手劳动和弄脏衣服，以便为人民服务。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让马共垄断这些技巧。我们发起运动引起群众的兴趣，让他们为热心公益、保持清洁和保护公共财产建立较高的行为准则。一个星期天王永元会动员公务员清理樟宜海滩，下一个星期天我会拿起扫帚跟社区领袖们一起扫街。
当时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吴庆瑞和我策划并组织了人民协会，那是个包容新加坡所有重要志愿社会组织的法定机构。这些组织从棋会、体育俱乐部到音乐、芭蕾舞、绘画和烹饪班等等，教人学习技艺，从事有益的活动。我们要让人们做些有用的事，使他们站到奉公守法这一边。
我们兴建了100多个民众联络所，在市区里兴建大型的，在乡村里则建小木屋，提供教育和娱乐中心让人们打乒乓球、打篮球、打羽毛球、下象棋以及上收音机和电冰箱修理课、手艺课。每个中心都有个全职的组织秘书负责管理，照顾附近居民的需要。为了监督起见，社会福利部改为社区发展部。
我们计划组织建国队，接受失业的青年男女，让他们穿上类似军装的制服，住在用木板搭建的宿舍里，教他们耕种、修路、砌砖和建筑，目的是让他们遵守纪律，而最重要的是使他们不致流浪街头。
但是我们也必须让已有工作的人们守纪律，因为我们迫切需要控制受共产党人控制的工会，制止它们进行政治罢工。因此我们需要尽快成立一个仲裁庭。在50年代，澳大利亚的劳工关系不错，主要是由于实行强制仲裁，制止了工业上的不安宁。我们于是找澳大利亚政府，他们派劳工部常任秘书来帮助我们。仲裁庭成立之后，我们的部长可以下令把任何严重罢工事件提交仲裁，尤其是诸如交通和公用事业等提供基本服务的部门的罢工。一提交之后，在等待仲裁期间，工会如果继续号召工人停工将作非法论，工会注册可能被吊销。此外，在罢工之前必须进行秘密投票，而不是在发表煽动民心的演讲之后举手表决。举手表决的情形我见得多了。
另一方面，我们跟共产党人抱着同样的看法：除了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落后是由于妇女并未得到解放；必须让妇女跟男人平等，受同样的教育，能对社会做出全面的贡献。在竞选期间，我们曾经利用分配给我们的以四种语言（英语、马来语、华语和泰米尔语）发表政党广播的机会，提出有关妇女权利的政策，但是找不到一个人民行动党女党员能发表英语演说。芝在李与李律师馆面试了两名候选人的妻子之后，到我办公室来说，她们演讲语气太软了，不够坚强。当时我正在跟庆瑞和拉惹讨论事情。芝离开后，庆瑞和拉惹建议由芝去说。我征求她的意见，她犹豫了一阵子，终于同意。拉惹草拟了初稿，让她改写，听起来像是自己的话。她修改了，经过中委会批准，译成其他语言。这篇讲稿她用英语在马来亚电台发表。
推出五名女候选人
有一段讲话非常重要：〃我们的社会仍然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认为妇女在社会、政治和经济上都比不上男人。这个神话被用来作为剥削妇女劳动的理由。许多妇女跟男人从事同样的工作，却得不到同样的报酬在这次选举中，我们推出了五名女候选人让我们向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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