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路军战记-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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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但战争发展到一定程度、双方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时，大中城市的争夺就极为必要，否则守军进可攻，退可守，战争势必拖延。太平洋战争中美军进行了一个个岛屿争夺战，就因为它们是进攻日本本土的跳板，无法绕过。解放军一贯强调以歼灭有生力量为主，但随着战局发展敌军龟缩城市，野战无战机可寻，已必须进行攻坚。如华北野战军不攻克石家庄就无法打开解放区局面（这是我军攻下的第一个中等城市），辽沈战役以攻锦州为焦点，就是这个道理。　之所以说八年抗战中国军队未从日军手里夺回过一个中等城市，是因为凡是日军决定坚守的城市，中国军队就无法夺取；中国军队宣布收复的城市，都是日军决定放弃的空城。要夺取日军决心坚守的城市，或要攻坚，或要在野战中消灭日军主力，使其被迫放弃城市。然而我们看看八年抗战收复的城市，没一个是上述情况夺取的。大城市更不用说，抗日战争前期日军夺取的平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在日本投降时不是还在日军手里？中国军队又通过哪一次大会战夺取之？　日本在二战中的最大战略毛病，是野心太大，既想一举灭亡中国，又要北进苏联，还要南下太平洋，同时追三只兔子，结果一只也追不到。陆军以苏联为宿敌，结果在侵华战争中一直在关东军保留了庞大的精锐部队，也不加强“中国派遣军”，但惧于苏军战力又不敢轻举妄动，结果形成“中国派遣军”兵力不足、关东军极为强大又无用武之地的怪事，战略上至为失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关东军精锐大部调往“南方军”，陆续被歼。“中国派遣军”不但兵力不足（1939年达到85万人的高峰，此后常年保持在60万人左右，1944年又逐渐加强，但战略重心已转移），而且精锐陆续调往关东军和南方军，质量也大为下降，只能确保城市、交通线等要地。中国派遣军只有一个军是“攻击军”，长期担负有进攻任务，那就是驻守武汉周围的第11军。该军长期保留有7　个师团，面对周围中国军队上百个师，采取“短切突击”战术，重在打击中国军队有生力量，而不以夺取、确保城市为主。先说四次长沙会战，前三次日军均出动10万人，作战计划中早有夺取长沙后主动放弃的企图。第一次攻占长沙后放弃，国民黨即宣布收复长沙的“大捷”，其实这场战役日军仅阵亡880　人，国民黨军如要夺取日军坚守的长沙，非要毙伤数万日军不可。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主要目的在于寻歼国民黨军王牌主力74军，重创74军后日军即退回，国民黨军伤亡超过10万，10倍以上于日军，居然宣布“第二次长沙大捷”。此次战役中陈诚以为日军主力投入长沙，宜昌空虚，遂集中6　战区16个师攻打宜昌，也对付不了日军坚守的第13师团。　相反，当日军攻占某城市后按计划放弃，返回途中又接上级命令确保该城时，就能立即返回夺取之，从而使刚刚宣布收复某城“大捷”的国民黨自打嘴巴。日军第一次夺取宜昌后，按原计划放弃返回，因中国派遣军为威胁我大后方又决定确保宜昌，日军又立即返回重新夺占，国民黨军望风而逃。1943年日军夺取常德后返回，途中接到大本营命令：常德附近为中国持久抗战倚赖的粮仓，必须确保。攻城日军又立即返回，重占常德。这还不清楚吗！　1944年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1　号作战，一直攻到贵州独山，此时日军因太平洋上美军攻势猛烈，在中国的大战略全盘变化，决定中国派遣军全线收缩，集中于两个重点：北方和东部沿海。此时日军在我国有四大集团，即武汉和湘桂的第6　方面军，广州的23军，上海、华东的13军，和华北方面军。华北方面军有两大任务，即在北部防范苏军进攻，在山东沿海防美军登陆（日军当时估计美军将在山东半岛投入空降师）。广州的23军以龙洞为核心阵地，死守拖住登陆美军；华东的13军为反美军登陆重点，为此决定第6　方面军全面放弃占领区，移师华东准备决战。为此，第6　方面军逐渐从湘桂撤退，国民黨军随后逐步收复南宁、桂林。如不是日本投降，国民黨军势必会大肆吹嘘其收复衡阳、长沙、武汉的“大捷”。　敌后战场游击队唯一夺取的中等城市是张家口，但已是日本宣布投降时的事了。1943　年军队开始大反攻，收复大片国土和县城，但我们只要留意其战果，就发现消灭的绝大部分是伪军，日军极少。这一是因为日军为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1　号作战，从华北抽调了大量兵力；二是上述日本战略重心变化，华北方面军主力向北和山东集中。　随便胡扯一大堆，在抗战胜利日难免使某些自我感觉良好的人不快，但良药苦口利于病，我们只有实事求是，　才能真正面对我们现在和将来的敌人。当年4　亿民众难奈60万侵华日军何、“有心杀敌，无力回天”的悲剧，但愿不要重演！
　　作品相关　蒋介石向张学良下过不抵抗命令吗？（一）
　　提要：长期以来大陆通行一种说法：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未予抵抗，是张学良“忍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命令，他蒙上“不抵抗将军”骂名，是做了蒋的“替罪羔羊”。研究中存在一些误区，须要澄清。1，蒋介石、张学良之间并非简单的上下级关系，张学良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他与蒋的意见不同时，对蒋的命令可以不听，防守锦州问题即是如此。2，这一观点主要靠一些回忆录作依据，而许多回忆资料的说法存在种种漏洞。　　　3，事变前中国一方对日军挑衅采取“力避冲突”方针，对此蒋张二人具有共识。事变前蒋氏指示对日军挑衅采取“力避冲突”方针，对事变后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不无影响，但事变前“力避冲突”与事变发生后“不抵抗”方针，二者有明显区别。4，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和荣臻等人的电文均证明，是张学良对东北军下了不抵抗命令。5，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中央处置事变的方针，并非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不抵抗政策。国民政府对事变的处置是，诉诸国联，并准备抵抗。四个月后就发生了“一二八”淞沪抗战，采取的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方针。6，张学良晚年一再说过，下不抵抗命令的，是他自己，而不是中央政府。　　　1949年后，有关九一八事变时中国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不抵抗”问题，大陆通行的说法是，张学良奉行蒋介石不抵抗主义方针。这种观点远播，影响及于海外。有的著作批评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置，国民党政府在事变前“严令张学良所部东北军不作任何抵抗”，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又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1　或者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向张学良下“不抵抗”命令，张学良“忍痛执行”蒋的“不抵抗主义”方针。2　或谓：　“张学良只不过是不抵抗政策的执行者，蒋介石才是不抵抗主义的发明人”。3有论者说：日本人占领了张学良奉天的军事大本营，张学良遵循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而对日本人的进攻，他一退再退，把整个东北让给了日本人，在全国民众的一片唾骂声中，他又做了蒋介石的替罪羔羊。“不抵抗将军”的臭名落在他的头上。4　对东北的沦陷，“张学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若要把这一切都归罪于他，则似乎太不公平，因为他仅仅是不抵抗政策的执行者，而这一政策的制定者却是南京的蒋介石。5事实究竟如何？本文拟就此试作澄清。　　　一　澄清之一：东北当局绝对听从中央政府的指示命令吗？　　　所谓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方针，其前提为，将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后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单纯地视作一般的地方与中央、下级与上级的关系，前者是绝对听从后者的指示命令的。这未免将蒋介介与张学良之间的关系看得太简单了。　　　事实上，国民政府1928年完成北伐，东北易帜后，中国只大致实现了统一。但是这种统一在相当程度上还是表面的，形式上的，实质上，中央政府的号令并不能畅通无阻地行于全国，一些地方军政势力拥兵自重、自成体系、各行其是的情况还延续了相当一段时间。特别是有些地方的军政集团还与国民政府中央发生战争，最大的一次是1930年的中原大战。可见，北伐完成、东北易帜后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并未达到真正完全的统一。而东北当局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亦为如此，甚至比其它地方表现出更明显的独立性。　　　东北易帜前，东北当局与国民政府中央双方的代表谈判了较长的时间，中央政府满足了东北地方保持相当独立性的一些具体条件。正如张学良所称：“余之愿与国民政府妥协者，盖欲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三省经济和平政策故也。”6　他所要求于中央政府者，即是与中央“分治合作”。原先奉系军事集团统治的东北三省，外加热河省，成立东北政务委员会，统管东北四省政务。名义上，各省官员由中央政府任免，实际上东北各省人事决定权操于东北当局之手，中央政府只是补行一个任免手续而已。关于在东北成立国民党党部，东北易帜后暂时缓行。至1931年2月26日，国民党东北党务指导委员会才成立，由张学良担任东北党务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外交方面，总的说权力归于中央政府，但东北亦有自行外交活动的情况。1929年中东路事件后，张学良派代表蔡运升赴伯力与苏联谈判，于12月22日订立《伯力议定书》。报告国民政府后，国民政府1930年1月30日议决：《伯力协议书》已逾（中东）路案范围，不予批准。2月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伯力会议，蔡运升越权渎职，应从严议处。7　1930年11月12日－12月4日，张学良出席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时，与蒋介石商定，东北外交完全归中央办理，而在内部决征询张学良之意见。8　　　军事上，原奉系军队由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统率。奉军改称东北军，四省统一编排。中央政府不能调动其一兵一卒。东北军拥有沈阳兵工厂和军事学校，装备训练自成一体，并有航空部队、海军，实力强大。东北军内甚至自诩较中央军“占很大优势”。张学良晚年回忆说：东北易帜之初，“我们奉天军拥有30万兵力，有海军，还有飞机。蒋介石的军队不过20万，没有海军和飞机。所以从数字上看，我们占很大优势。”9东北军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军事集团。1930年中原大战时，阎锡山、冯玉祥和蒋介石双方都竭力拉拢张学良东北军加入自己一方。张学良更藉势自重，坐山观虎斗。实力雄厚的张学良东北军入关，成为中原大战中国民政府中央蒋氏与“扩大会议”派决定最后胜负的关键。南京国民政府6月21日以任命张为陆海空军副司令一职相请，张迟迟不作表态。直到中央军打下了济南，胜败形势已经分明，张学良才命令东北军入关（9月18日），进行“武装调停”，基本上不费多大力气，取得了华北地盘。由此可见，张学良东北军之独立性及其在国内军政大局中之地位，非同寻常。从此，蒋介石对张学良之倚重有加。1930年11月14日，蒋介石与张学良磋商北方善后，决定北方政局由张学良全权处理。10　1931年广东与南京对立，西南方面也竭力拉拢张学良，张虽然不同于中原大战时的骑墙态度，但亦偶作暧昧，使蒋介石更须对他倚畀。1931年5月1日，东北军改编，原则是既与中央军序列一致，又保持东北军之独立，故东北边防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独立旅、独立骑兵旅。8　p554…555　　　财政经济方面，东北亦自成体系。诸如兴安屯垦，修路筑港，财经管理，东北当局自行规划，采行举措。东北军政费用自收自支。因东北地域辽阔，物产丰富，东北财政经济比较宽裕。11　12自1922年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宣布东北独立，东北一直截留盐税等国税收入。统税收入也独自处理。4　p60…61曾任辽宁省财政局长的张振鹭证实：东北既不向中央财政部解款，中央也不接济东北财政。4　p60…61　东北原自行发行货币－－奉票，1929年12月张学良召开东北财经会议，决定奉票由东三省官银号与边业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四行联合准备，联合管理、发行。1930年初，成立东北金融整理委员会。东北军取得华北的地盘后，成立河北财政特派员公署，该署将国税收入拨付副司令行营军需处。4　p91，92　　　至1930年11月，东北外交、交通、财政移归中央办理。12月6日，《大公报》记者向张学良提问：东北财政、交通是否须交中央？张学良在回答说：“不特东北，凡北方全部，胥应立于统一政府之下。惟地方当然应有管理建议之权，如东北交通委员会并不裁撤。”6　p389…398东北之中国铁路原自行管理。后东北地方与中央政府商定，国有四（平）洮（南）、吉（林）长（春）、天（宝山）图（们）三线交铁道部，吉敦、奉海、吉会三线由东北管理，国民政府监督。联系关内外最重要的北宁路，东北方面反对交中央铁道部，张学良亲电中央政府，称北宁路难于移交铁道部管理。有关另一条铁路大动脉的管理机构平汉铁路局迁往汉口事，张学良与铁道部长孙科亦意见相左。8　p524…526　　　从上述几个方面均可看出，东北地方当局对中央政府之独立性的程度。　　　当年国民政府即认为：东北“仅名义上归属于国民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权，俨然独立，至少可以说非革命势力范围以内之地。国民政府对东北的统治，事实上是有名无实”。13国联调查团通过调查发现，东北当局，“凡军事、民事、财政、外交，其与中央政府之关系，纯系乎一种自愿之合作，至必须严格服从之各项命令、训令，不甚忍受于满洲”。14自1928年12月，东北宣布服从中央政府，“实则在满洲之武人统治制度依然存在，与从前无异”。15虽然这种说法未必很准确，但它确实反映了东北当局对中央政府相当大程度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