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路军战记-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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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依然存在，与从前无异”。15虽然这种说法未必很准确，但它确实反映了东北当局对中央政府相当大程度上的独立性。蒋介石说：“事实上，东北在‘九一八’以前，仅名义上归属于国民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权，俨然独立，至少可说非革命势力范围以内之地。”16　　　东北地方当局对国民政府中央相当大程度的独立性，自然决定了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非同于一般的地方长官、军队将领与国家政府首领、军事统帅的关系。有的论着说，“东北王”张作霖死后，张学良子承父位，“继承父业，成为东北王”。4　p309　张学良身任东北地方军政党的最高职务：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国民党东北党务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由于东北地区的特殊独立地位，即便张氏仅仅担任这些职务，国民政府中央也是不能轻易能够指挥得动他的。张学良以地方实权人物，又兼任一些中央职务，诸如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成员。更重要的是，中原大战后，张学良升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1931年1月，国民政府令，在北平设立副司令行营。所有东北、华北各省（辽、吉、黑、热、冀、察、晋、绥）军事，均受张学良节制。1月16日国民政府通电，自本月1日起，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公文均由张学良副司令副署。8　p537…5414月19日，副司令行营在北平成立。张学良宣布：“陆海空军副司令部为最高机关之一。”6　p460他还向外国记者宣布：“今后发出军事命令时，决定余与蒋介石连署宣布。”6　p462　　　有的著述评论说：“1931年张学良在政治生涯中处于登峰造极的时期，在国民政府中的权力居于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地位。”9　p670确实，在诸多地方实力派人物中，当时张学良的地位之隆、权力之重，均为其它人物所不及。　　　很明显，自东北易帜后，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表面上是上下级关系，后又增添正副手之关系，而实质上他们是各自独立的军政集团首领间的平行盟友关系。蒋有什么指示，往往要与张商量，征询其同意。张对中央政府的命令有时服从，有时不服从。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和中央政府多次请张学良到南京研商方策或出席会议，多数情况下张借口身体状况、公务繁忙不肯赴南京。12月间，日军向辽西进逼，进攻锦州，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宋子文和外交部长顾维钧多次命令或劝导张学良，不能从辽西撤兵，要对日军的进攻进行抵抗，但张不听，还是自行撤兵。张学良不是凡中央政府指示他都执行的。试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如果张学良执意抵抗，中央政府即使不同意也阻止不了他抵抗；相反，中央政府命令他抵抗，他却不服从不抵抗，防守锦州问题即是如此。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认为：张学良“作为奉系军阀的后代，尚有相对而言的独立性和抗御蒋的实力及脾性”17蒋张二人形式上是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实质上却是“平等的同盟关系”。“中央无法强迫张学良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张对东北有决策方面的权限。　　
　　作品相关　蒋介石向张学良下过不抵抗命令吗？（二）
　　二　澄清之二：能轻信回忆录的记述吗？　　　有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抵抗”方针决策责任的判别，　　　有些论着往往依靠某些回忆录作为凭证。　　　殊不知，并非所有的回忆录都是准确可靠的。回忆录因年代较长，回忆者记忆有误，或有感情因素，有意褒贬，均在所难免。对于回忆资料中真伪杂陈的情况，需要认真考订核实，不能不加查考，随便拿来就用，否则，容易发生以讹传讹现象。　　　有的论着引证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之回忆：“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南京方面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3　p173　*　前已分析，东北当局对中央政府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特别在军事方面。张学良身当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只居蒋介石一人之下，而蒋氏对他也不能随意指挥。9月18日，蒋介石离开南京，南京还有谁能对张学良发号施令呢？况且，命令这样具体，让东北军“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而且“一律点交日军”。指挥到这样具体的程度，有任何可能吗？一夜之间，十几次请示，十几次复电，有这种必要，有这种可能吗？而从顾维钧回忆和张学良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洪钫等人的回忆，张学良是19日才致电南京报告沈阳事变情况的。国民政府中央得知沈阳事变的信息，是在19日，这也可从国民党中央临时会议的记录和邵元冲日记等资料中得到证明。总之，郭维城的回忆漏洞很多，难以凭信。不知所谓事变发生后下令张学良不准抵抗的电文保存在哪里？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这段回忆中存在着明显的错误。且不论“九一八”当夜，张学良“十几次电南京”请示的说法，多么难以令人置信，只说一点即可知其不确：当天夜里蒋介石本人根本就不在南京。蒋氏于事变发生的当天（9月18日）乘舰前往南昌督师剿共。7　p126　19日晚，在南京之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临时会议，决定“电请蒋主席回京（南京）”。13　p275　　　*郭维城回忆原载《东北日报》。查对原文，引据书中引文内“南京方面”，应为“而蒋介石”。报道中还写到：郭维城将军说：“蒋介石（命令不许抵抗的）这些电文（报），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18　　　再如，另有一段回忆录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在南京军事法庭上辩护说：“过去国人都责怪我出卖东北。现在我要读一封蒋委员长给我的电报，请大家看看我是不是抗日。”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个小钱包，从中拿出蒋介石的电报，宣读，大意是：沈阳事变，命令张学良不抵抗。3　p173这段回忆固然具体生动，甚至说到张学良“从衣袋里掏出个小钱包”这样的细节。但是，它绝不可靠也是很明显的。当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庭审判记录的档案资料已经公布。查阅已公布的审判记录，在张学良回答军法会审判庭提问的辩护词中，绝无这一内容。这次军法会审庭审判的主题是西安事变问题，当问及：“党员官吏向中央建议，向有一定程序，君既有所主张，自应婉词向中央及蒋委员长陈请采纳，乃平日未曾向中央有所建议，突然出此（指兵谏），有何辩解？”张申辩：“我曾将我们意见，前后数次口头及书面上报告过蒋委员长”，因“我们痛切的难过国土年年失却，汉奸日日增加”，“无法表现意见于我们的国人，也无法贡献于委员长，所以用此手段以要求领袖容纳我的主张”。张表示：“中国抗日非委员长领导不可。”他指斥的是“亲日者之障碍高过于抗日者之进行”。他申辩时未将矛头指向蒋介石，而是“信崇蒋先生之伟大精诚”，要“恢复及崇高领袖之尊严”。9　p476　这是张氏申辩的基调。张学良怎么会拿出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命令他不抵抗的电报（假如有的话），来证明自己是抗日呢？　　　而且，这次军法会审庭审判长李烈钧和审判官鹿钟麟二人，在回忆这次对张学良的审判经过的文章中，对蒋介石均有不满之辞，甚至指斥过：那次审判“简直是演戏”，蒋介石对张学良，“幕前看到的都像是大仁大义，宽大为怀，可是幕后所干的却尽是阴险毒辣，穷凶极恶”。“组织高等军法会审的一幕，看来好象尊重法律，煞有介事，揭穿来讲，无非是蒋介石玩弄的一套把戏。”而对张学良在受审时表现，他们二人的回忆文章中颇有赞誉，如说：“张汉卿态度光明磊落，对话直率，无所畏惧。”张“神色自若，直言不讳，侃侃而谈”，“不愧为张作霖之子”。他们甚至在回忆录里，将张氏在申辩中以民初李烈钧在湖口反袁与西安事变中逼蒋相比拟，面质李烈钧本人这段情节都写出来了。19　20如果在审判过程中，果真有张学良将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命令他不抵抗的电报拿出来宣读，李、鹿二氏绝不会不将这一段颇有戏剧性，而且是揭露蒋介石的情节写入他们的回忆录中的。因此，将这些资料对照一下，我们可以判定，所谓回忆张学良在南京受军法审判的过程中，掏出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命令他不抵抗的电报宣读的那个资料，诚不足信。　　　与郭维城回忆相近，还有荆有岩的回忆：事变发生后，荣臻（东北边防军参谋长）打电话报告北平副司令行营。行营当即请示南京，得蒋介石指示：不能打，并已经由王正廷（外交部长）报告国联。南京接电话者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熊斌，电话由南京转牯岭。蒋一再指示不要抵抗。21　荆的说法，似乎弥补了郭维城说法的一个漏洞，讲清楚了蒋介石“九一八”之夜不在南京。南京接电话的是军事委员会的熊斌，由熊斌向蒋介石请示后，再向北平转达蒋的指示。可是，荆氏回忆录越说得这样具体，漏洞也越多。第一，9月18日夜里，蒋氏是否在牯岭，就成问题。蒋氏9月18日乘军舰从南京出发，当天夜里能否就赶到庐山？第二，据可靠记载：“蒋介石于19日乘舰至湖口，换船，经鄱阳湖，至南昌。”7　p126蒋氏18日根本就没有从军舰上下来，根本不会上庐山。第三，国民政府最早也要等到19日才得知沈阳事变的信息，然后才可能由外交部长王正廷指示中国驻国联代表，向国联报告日本军队在东北向中国进攻。怎么可能在18日夜里就会说出已经由王正廷报告国联呢？这显然是事后了解到王正廷指示报告国联等情节，硬将它安到回忆“九一八”之夜的情况中去的。所以，这些回忆均与历史事实不合，不足凭信。　　　有不少回忆录的作者并非某一事件的当事人，但也对某一事件说得有声有色。对于这些情况，引用时更要留心。有关不抵抗主义的责任问题，冯玉祥也有一段说法：“日本人占了东北，蒋介石也没有什么办法。果然在‘九？一八’这天先把辽宁的北大营占了，接着又把辽宁省城占了。张学良的参谋长由辽宁打电话报告张学良，问张怎么办。张正在戏园子看戏，才打完了吗啡针，张回答他的参谋长说：‘日本人要占什么地方，随日本人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张请示过蒋介石，蒋对张学良说：‘无论日本人占什么地方，都随日本人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蒋说：‘这话是我说的，但你不许对别人说。’当时的全国舆论，因为张学良说的不抵抗主义，大家都攻击张学良，但张学良有苦说不出来。”冯玉祥这段说法，出自其《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这本书，是冯玉祥将军和蒋介石在政治上分手之后，在美国口述，并由其夫人李德全笔录而成的。”22冯氏所述蒋介石对张学良的话，是张学良亲自对他说的，还是他从别人那里听到的，不得而知。其可靠性也很难证实。冯氏与蒋介石的关系，前后反复，至抗日战争胜利后到美国时，他已与蒋彻底翻脸。冯氏对蒋的言行所作论述似难凭信。从前述“不抵抗主义”一语的源起看，系出自臧式毅和荣臻致张学良电，而非首先出自蒋介石或张学良。冯氏所云，显然不确，因此也很难以其为据。　　　一篇叙述杜重远事迹的文章说：“‘九一八’事变之夜，他（指杜重远）和一位老前辈孙季贤先生正住在天津交通旅馆。据孙老先生回忆说，当时天津电话局会计主任李桂五邀他二人旁听（北）平沉（阳）间电话，张学良正传达蒋介石的反动命令：‘有抵抗者、开枪者，枪毙，这是蒋委员长的命令。’”23天津电话局会计主任竟然邀请客人偷听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张学良显然是军事机密的电话，这一情节着实惊人，也真不可思议。张学良与沈阳东北边防公署间的机密电话能让电话局偷听吗？偷听电话时，是一人听再转告其它二人呢，还是放大电话的音量三个人同时听呢？他们是“九一八”那天夜里一直在偷听北平与沈阳间的长途电话，偶然听到张学良下令的电话吗？否则，当时他们怎么知道张学良要向东北军部下通电话下命令呢？命令中“有抵抗者、开枪者，枪毙”，话说得这样斩钉截铁，这样严厉，对不执行不抵抗命令的将士竟这样惩处。蒋介石能对东北军下这样的命令吗？编得都有点荒唐。　　　
　　作品相关　蒋介石向张学良下过不抵抗命令吗？（三）
　　三　澄清之三：“力避冲突”与“不抵抗”方针相同吗？　　　九一八事变前，　　　日本有意制造、利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煽起反华浪潮，为发动武力侵占东北作准备。　　　中国政府对日方的挑衅采取了“力避冲突”的方针。蒋介石与张学良对此具有共识。蒋氏“力避冲突”指示，张学良加以贯彻执行。这一“力避冲突”方针，对张学良事变发生后实行“不抵抗”方针或许不无影响，特别是在事变刚开始爆发，还未能判别关东军制造柳条湖炸轨和进攻北大营，与此前屡起衅端的不同，尚误以为是寻常故起衅端之时。但事变发生前预防日军藉挑起事端发动武装进攻的“力避冲突”方针，与事变发生后，应对日军的武装进攻和占领而实行的“不抵抗”方针，这二者是有区别的。　　　但一些著述偏将这两者混为一谈。例如，应德田的回忆说：“事变后一二天，面临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当张学良将军正在考虑如何采取对策的时候，接到了蒋介石命令他不准抵抗的紧急密电：‘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蒋中正。’（这封电报的内容，是后来在西安时张学良将军亲口对我说的。一次，我与他谈到联共抗日问题，他说，关于抗日问题，‘不抵抗’的罪名无论如何加不到他的头上，并向我口述了这封电报的原文。）”24　应氏早年由张学良保送公费留学美国，九一八事变后才回到国内。1934年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