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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黄埔军校-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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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相处得如同一家人。为了吸引群众，她们经常变换宣传方式，有时先唱歌或演双簧戏，尔后再开始讲述要宣传的内容。如此丰富多彩的宣传形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咸宁是叛军夏斗寅洗劫过的地方，群众一看见武装的军队来了，吓得四处逃窜。女生队学生抓紧时机，向群众宣传，“我们是革命的军队，是保护人民大众的”。经过反复宣传，革命军终于受到群众的理解和爱戴。当地妇女主动给革命军送水、送饭。
在炮火连天的火线上，女生队的学生们紧跟冲锋在前的男学生部队，投入紧张的抢救伤员的战斗。她们勇敢顽强，不顾子弹在头上飞过，把受伤的战友抬下火线，熟练地为他们包扎、换药、喂药。
女生队参加这次作战，从出征到返校共34天。在此期间，女学生们历尽艰难困苦，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点燃了本人人生道路上的耀眼亮点。经过艰苦的战斗，革命军终于击溃了叛军，女生队也立下了战功，获得了写有“开历史新纪元”6个大字的锦旗。
西征历时1个多月，女生队在战火中经受了洗礼，没有遇到惨烈的惊险场面，也没有大的伤亡。但在撤回武汉的途中，却出了大事故，两批撤回的女兵中，第一批所乘坐的轮船在武汉附近的金口失事，船上的女兵全部遇难。这是黄埔军校也是中国妇女精英的一次巨大损失，如果这一半的女生生活战斗到新中国成立时，那当有更多的巾帼英雄闻名于世。
参加此次西征，是女生队最大的一次实战锻炼，也是这些年轻女黄埔六期生黄杰在北京家中战士第一次与敌人真枪实弹地开战。因此，这次作战，不仅使她们得到了锻炼，而且给她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女学生谢冰莹在参加西征战役结束后，专门写了一本女兵的《从军日记》，记述了她们当时的战斗生活。她这样称颂黄埔军校女生队的学生们：“你们背着数十斤重的军人行李：饭盒、水壶、粮食、包袱、菜箱，每天在炎天烈日之下爬山越岭，行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你们的汗珠润湿了你们的每根头发，由头发上如贯珠般掉下。你们的脸儿已晒得红紫发烧，白皮时脱。你们的腿儿虽跑得酸痛交加，但终无一人落后，终无一人叫苦。你们渴时便蹲下池边田里，以手代杯掏饮脏水。饿时便买几个铜板的麦粑充饥。你们的床铺是地板，是草地。你们在雨天打着赤脚，穿上草鞋。呵呵，那时你们的精神是何等令人颂扬，令人钦佩！”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学生凯旋班师回校后，取消了中央独立师的番号，仍恢复武汉分校的名称和建制，但是“学生中的那种激昂气概似乎消失”。1927年7月，武汉局势恶化，汪精卫步蒋介石后尘，公开发表声明反共，一些进步的领导人脱离武汉政府，中共中央准备把共产党的力量撤往南昌发动武装起义。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决定提前结业，每个学生发一张黄埔军校第6期的毕业证书。女生队被迫解散时，恽代英召集女兵开会，宣布凡领到毕业文凭的女生可以自由离校，可以在地方上继续上学或找工作，愿意回家的现在就可以走，愿意留校的则跟部队撤离武汉。女生中有一部分被介绍到叶挺和贺龙的部队中做政治工作，有4人安置在教导团的军需处，其余的则发给5元国库券听任自由行动。表示愿意留校跟部队撤离武汉，最后到达南昌和广州的女生有20多人。
巾帼英雄千古流芳（1）
大浪淘沙，造就了英雄，淘汰了落伍者。
黄埔军校女生队从1927年2月12日分校开学到7月中旬分校停办，共有5个月的时间。时间虽短，但在许多女生的人生道路上却是一段不平常的经历。她们中也有个别人在后来的斗争中经不起考验，成为落伍者，甚至成了变质者，但风起云涌的时代，终于把这个群体中的真正英雄推到了历史舞台的前面，造就了近现代中国的第一代女革命军人。她们不仅在大革命高涨时期表现突出，而且在大革命失败后坚持斗争，除少数学生外，有的参加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有的回到地方坚持斗争，参加工运、农运等革命活动，还有的在白区做地下工作。
1927年7月20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颁发的毕业证书黄埔军校在所培养的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而浴血奋斗，为中华民族团结统一而奔走呼号的众多黄埔生中，很快产生了一批令人景仰的女军官、巾帼英雄。武汉分校女学生英雄辈出，有的成为喋血沙场的革命英烈，有的成为难得的红军女将，有的成为闻名全国的抗日英雄，等等。著名的革命英烈有游曦、胡筠、赵一曼等人。
游曦（1908～1927），原名游传玉，出生于四川省巴县嘉陵江畔的大阳沟（后划入重庆市）的一个手工业家庭。1924年，她考入重庆女二师学习，在萧楚女老师的启发教育下，积极投身社会活动，并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冬，她考入重庆中法大学学习，入学不久即转为中共党员，并担任党支部委员和共青团中法大学支部书记。1926年初，她负责重庆市妇联的筹备工作，同年4月被选为重庆市妇联宣传部主任。暑假期间，她动员女学生中的党团员到磁器口、菜园坝的丝厂去做女工的教育工作，并在磁器口办起了夜校，建立了工会组织。1926年底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在四川招生时，她毅然投笔从戎，入选名单在《新蜀报》公布后，她的母亲和亲友都劝她不要参军。她说服了母亲，顶住世俗偏见，乘船东下武汉。武汉分校解散后，她随叶剑英等领导的教导团南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广州起义，任第4军军官教导团女兵班班长。在广州长堤的一次阻击战中，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殊死搏斗，浴血奋战，女兵班除1人奉命回指挥部报告，其余全部壮烈牺牲。游曦牺牲时年仅19岁，实践了她投笔从戎时“献身革命”的诺言。
胡筠（1898～1934），湖南平江人，1925年加入中共，1926年入武汉分校。北伐时任叶挺独立团政治处宣传员。大革命失败后返回平江老家，组织了一支秘密游击队，在幕阜山下发动农民暴动。她自任暴动委员会主任，4个月组织20万农民暴动，点燃了武装斗争的革命烈火。1928年7月，彭德怀领导发动平江起义，胡筠率游击队协助作战。起义胜利后，大家一致推选她首任平江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都是她属下的委员。不久宣布成立的平江游击司令部，她青年时代的赵一曼又兼任总司令，是远近闻名的神枪手。此后，她又相继担任红5军第1纵队党代表、红16军独立团团长、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红军学校第5分校女生团政委等职。她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为湘鄂赣红色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她革命坚决，打仗勇敢，被誉为红军的“难得女将”。1934年1月的“肃反”运动中，胡筠被王明“左”倾路线执行者以“反革命”的罪名秘密杀害。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她为革命烈士。
赵一曼（1905～1936），原名李坤泰、李淑宁，又名李一超，四川宜宾人，1926年从重庆投考武汉分校，正是在军校求学时，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投身于革命斗争的洪流中。大革命失败离开武汉后，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冬天回国，在上海、江西等地做地下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被党组织派往东北黑龙江地区。1935年春任珠河县铁道北区区委书记、满洲总工会组织部长，后任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第1师第2团政委等职，同年11月在与日军作战中负伤被俘。她在狱中坚贞不屈，绝不向敌人低头。1936年8月，她在临就义前给年幼的儿子写下一封信：“宁儿：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牺牲的。”8月28日，赵一曼在珠河英勇就义。她走上刑场时，许多老百姓掩面流泪。她牺牲后，老百姓开始传说，赵政委没有死，她是骑上一匹白色的飞马，飞到深山老林里去了。这位黄埔女兵、著名的抗日女英雄，正如她遗诗中所写：“一世忠贞新故国，满腔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巾帼英雄千古流芳（2）
原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学员、时年82岁的胡兰畦题字。武汉分校女学生中还有不少人成为千古流芳的巾帼英烈，如郑梅仙、陈觉吾、廖德璋、盛业煌、邓苏、李蕴瑞、邱继文、王也华等。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这批女学生中，又有许多人成为20世纪中国妇女界的知名人士，如传奇人物胡兰畦、谢冰莹、危拱之等。
胡兰畦（1901～1994），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祖上胡大海是明代洪武皇帝的开国功臣，是“反清复明”的世家。她记事时母亲就教她背诸葛亮的《出师表》、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懂事时就崇拜革命女杰秋瑾，“五四”时期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洪流。武汉分校女生队遣散后，她走过的人生道路坎坷曲折。她先是在上海、江西一带参加平民教育运动，之后参加邓演达的反蒋运动，是大革命时期四川第一个妇女联合会的组织者，妇联主席。1930年留德，在德国由廖承志、成仿吾介绍加入德共中国语言组，并加入中共党组织，1931年又被开除。为参加反法西斯活动，她被捕入德国女牢。后经宋庆龄、鲁迅等名人在上海以人权保障大同盟的名义，向德国领事馆提出严正抗议后，才获释。获释后被驱逐出境，先后流落到法国、英国、苏联。在柏林，她曾两次会见过世界妇女领袖蔡特金，在莫斯科以中国作家身份，参加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并多次见过高尔基。高尔基逝世时，她为之执绋到红场送葬。回国后，为实现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主张，促成抗日统一战线，而奔走于国民党上层之间。她当过李济深的代表，做过宋庆龄的助手，办过报纸，组织过群众运动。1937年曾与黄埔军校时的校友、多年的知己陈毅建立过恋爱关系，后终生未婚。抗日战争时期，她组织了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辗转于7个省的抗日前线，并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少将军官视察抗日战区。解放战争中，她不顾个人安危去抢救被捕的同志，四处发动国民党将领起义。上海解放前夕，为保护住上海的各界名流，而尽过职。她一辈子做了许多有重要影响的大事，后在成都度过了她的晚年，著有《胡兰畦回忆录》。
谢冰莹谢冰莹（1906～2000），湖南新化人，喜欢写作，1926年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后，写了大量的文章，是著名左翼作家联盟成员。在武汉分校西征间隙，完成了《从军日记》，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使她名噪一时。1930年夏，与潘漠华等共同筹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京分盟。“九·一八”事变后，从日本回国参加救亡运动。1932年1月，她与鲁迅、茅盾等43名左翼作家在上海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呼吁全国人民奋起抗日。1940年，在西安主编《黄河》文艺月刊。1948年，到台湾从事教学和创作，1972年移居美国旧金山。
危拱之（1905～1973），又名危玉辰，化名林淑英、魏晨，河南信阳人。她7岁入私塾，9岁进教会小学。禀性刚强，为了学好体操课，毅然扯去裹脚布，争得一双“解放脚”。1922年到汝阳道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24年夏，考上私立河南第一女子中学。1926年11月到武汉，加入共青团，后考取武汉分校女生队。广州起义时，她和女生队随叶剑英率领的教导团参加攻坚战斗。在红4师政治部当宣传员时，参与创办《红军生活》报和《造反》杂志。1929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回国，在闽粤赣军区司令部宣传科工作，后任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八一剧团委员会委员、工农剧社总社副社长，组训了几十个红军剧团，培养了一批文艺人才。中央红军长征时，她跟随干部团行动。1936年在延安任人民抗日剧社社长兼导演。在延安时期与叶剑英结婚。“西安事变”时，她作为中共代表团内务成员驰往西安。后任中共陕西省委妇女部长，河南省委秘书长、组织部长，赤峰市委副书记、书记。1949年初，因过本书作者1991年与黄杰老人在北京柳阴街寓中合影度劳累，积劳成疾，她的肺结核病很严重，不能坚持工作而休息。1973年2月8日在北京病逝。
巾帼英雄千古流芳（3）
此外，后到第4军教导团中的曾宪植、张瑞华、黄杰、黄静汶等10多位女生队学生，参加了广州起义、海陆丰起义，有的后来还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她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从事了军事、政治、妇运等各方面的工作，成绩卓著。她们中有不少人在新中国成立后，走上了一些部委和全国妇联、中纪委的领导岗位。其中，曾宪植曾任邓颖超的秘书、全国妇联副主席，徐向前元帅的夫人黄杰、聂荣臻元帅的夫人张瑞华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和委员等职，黄静汶任上海市妇联副主席、国家卫生部妇幼卫生局局长等职。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培养出这样一支优秀的女生队，首先是当时风起云涌的时代召唤和锻炼了军校女学生，当年“打倒列强，除军阀”这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形势，使得她们从一些普通的女青年，在短时间内迅速锻炼成长为时代的精英；其次，中国共产党的培养和重视是她们迅速成长的重要原因。女生队的许多战士，在各自的战斗岗位上，为革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如同圣洁的革命花，开遍祖国的大地。她们无论在当时或者是在后来，多是大有建树，为当年黄埔军校的盛誉美名，增添了更加夺目的光彩。她们敢为天下先、英勇无畏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敬仰。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开办女生队，是“破天荒的大事，是中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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