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权力-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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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还有詹姆斯·卡维利和保罗·伯格拉。１９９４年的选举让这四名顾问失宠下台，迪克·莫里斯接替了他们的位置。实际上，所有这些人，加上从竞选工作队退休的业内人如斯蒂芬波洛斯和伊曼纽尔等都是优秀的政治家，可问题与他们的才能无关，而是总统本人不断地以竞选式工作风格运转政府，这个度是总统无法把握的？　　　　
　　　　他的这种长期竞选式的工作风格有三把杀手锏：第一把是经常搞民意测验。当今的总统们都青睐这一招。霍尔德曼每次都安排三位民意测验专家，同时又秘密雇用第四位以监视其他人。在克林顿之前没有一位总统像他那样利用民意测验来决定是否应该公开道出真相（莱温斯基事件），是否应该派遣美国地面部队（科索沃）。据《华尔街报》报道，布什在当选的头两年里花费了２１万６千美元搞民意测验；克林顿在当选的第一年里就花费了１９８万６千４百１０美元，几乎是布什的１０倍。第二把锏是充分依靠在立法战中的作战指挥部。这一方法在竞选中曾发挥奇效，为什么不利用白宫的行政机构呢？最后一招是查尔斯·Ｏ·琼斯所说的“由外治内”的领导方法。琼斯发现克林顿执政的头一年半里，平均每个月走上街头１０次，大力宣传他的各种计划，活动率是里根遇刺前的二倍。里根的活动只限于华盛顿附近，宣传演说，这样能够同公众和国会双方很好地交流。克林顿在各条大街上游说，想以擦边球制胜。“我们需要公众广泛的支持以给国会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投票改变局面。”斯坦·格林伯格如是说。　　　　
　　　　这种竞选式的工作方式在有限的情况下也奏效，国会通过了一些议案、克林顿赢得选举，也可退避国会调查员的发难。如果下一任期仍给克林顿的话，他还会使用此方法去领导政府的。也许他还没有意识到这种竞选游戏给他的领导造成了多大损害，尤其是同国会的关系。它赶走了总统潜在的盟友，使总统提案的通过更加困难重重。国会山里的共和党人士，虽然好斗却不受他的“以外治内”的策略的任何影响，民主党议员也不买账。　　　　
　　　　从定义上讲，竞选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游戏，当然含有战争的意味，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有时只有一条路）必须铲除对手。勇士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去赢得胜利，不管是以公平的还是悖理的方式，他的对手只能是敌人，妥协是不齿的字眼。　　　　
　　　　但是领导政府完全是另一回事，面对问题，两党可以暂时结成伙伴，共同商讨，而不是鹬蚌相争。这本该是个双赢的游戏，各党都可以提出对双方都有利的解决方案。理查德·诺伊施塔特早在４０年前就指出：我们的权力系统不是权力分离、各自为政的体系，而是权力“分立又互相制衡”的体系。本着这种精神去处理公共政策上出现的争端，行政机关的首脑和立法机构的长官们可以友好地协调达成双方满意的共识，互相信任是基本的要素，互相尊重也是。执政过程不是一个激烈较量的过程，也不应该是这样。过去多数重大法案的实施都得益于以前的总统们明白执政的真实内涵所在，长期竞选式执政方法恰好是背道而驰的。　　　　
　　　　


比尔·克林顿10　克氏领导艺术评说（5）

　　　　道德上的弱点　　　　
　　　　在今年年初由Ｃ－Ｓｐａｎ机构对５６位历史学家和政治观察家所做的调查显示，克林顿总统经济业绩在历任总统中排在第五位，而在为官的道德却是绝对的最后一位，在理查德·尼克松之下！这一评价在短时间内很难改变。　　　　
　　　　作为克林顿总统的前助理和老友，我写到这个问题时心情很沉重。评价克林顿的政治生涯，我们不可能回避道德问题，就像不能把水门事件从尼克松的历史中抹去一样。克林顿毕竟已发誓要实施最道德的行政管理，他也知道，以他过去的经历，他将面临更加严格的审查，并且评判标准会比对他的前任要严格。然而，在那以后的几年中还是发生了一系列的丑闻、争议、错误。它们当中有一些影响较小，有一些影响严重，但加起来就是令人沮丧的传奇故事。我们看一看这些故事的标题吧：前所未有的解雇国家最高检察官事件、旅游局解雇事件、文斯·福斯特档案抢劫事件、关于白宫与财政部工作人员谈话的犯罪提名事件、国家骑警骚乱、商品期货事件、韦布·哈贝尔入狱事件、保拉·琼斯案、控告阿肯萨斯州长和其政府官员案、约翰·黄事件、莫妮卡·莱温斯基事件、白宫帐目再现事件、档案门事件、保拉·琼斯免职事件、凯思林·威利事件、珍妮特·雷诺拒绝为筹集竞选拨款任命独立检察官事件、以８５万美元与保拉·琼斯和解案、总统弹劾案、胡安妮塔·布罗德里克事件、联邦法官指控总统藐视法庭案、阿肯色州剥夺律师资格案。　　　　
　　　　这与攻击尼克松时代的宪法框架无法相比，但确实存在一种无可辩驳的糟糕道德的模式。克林顿与尼克松政权之间有一种很尴尬的相似：即总统本人对于自己的道德都采取了不严格的态度。他们身边的环境成为使别人陷入麻烦的滋生地。当丑闻曝光时，当局做出的反应又使事情变得更糟。对于他们二人来说，这种缺陷导致他们自我毁灭。　　　　
　　　　在每个组织中，伦理道德都是从上层开始的。一位总统，就像首席执行官一样，他为整个团队设定标准。如果他自己违反了标准（有些领导人的确如此），他个人必须承担责任来尽力补偿。尼克松本应该在非法入室的当天就为水门事件承担责任，同样，克林顿也本应为其与一名实习生的关系承担责任。他们能否侥幸逃脱并不重要，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能否保护当局的荣誉。同样，一位总统必须要求他的工作人员达到高标准，如果他们犯了错误，他应立即予以纠正。他要对周围人的行为负责，就如同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一样。这就是“领导艺术１０１”。　　　　
　　　　令人悲哀的是，克林顿多年来给人的印象是，这些规章对他并不适用。如果一旦违反了，他总能设法解脱。他先有如履薄冰的感觉，但在解脱后，就逃避了责任。而且他并不坚持要求身边的人遵守高标准，没人能解释其中的原因。他的缺陷是他遇到的各种麻烦的根源所在。　　　　
　　　　他对于自己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所发出的行为信号也许未经过深思熟虑，他们看到克林顿很难约束自己，一旦处于困境，他会逃避、发动攻击或说谎。他至少在草案问题、詹尼弗·弗劳尔斯和莱温斯基这三个问题上对自己的团队说了谎。由于不能约束自己的行为，他也就无法制裁他人。他的属下从他所得到的信号是：他可以容忍处于出格边缘的道德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克林顿有关的人也都卷入了麻烦，但可以确定，人数不多。克林顿政府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友善良民，但也有害群之马！　　　　
　　　　否认——惯用的模式　　　　
　　　　当外界对他的指控越来越多时，克林顿始终是回避责任，并让他的属下采取并不利于自己的手段。对于指控，他做出的第一反应就是全盘否定，并且拒绝讲出事实。“否定，否定，再否定！”他告诉他的女友们。如果此法不奏效，第二招就是诋毁指控人。他们说詹尼弗·弗劳尔斯正在追求“拥有现金的人渣”；“穿过停车场时拿出了一百美元，你看到的场面，根本没法说。”他们这样指责保拉·琼斯；莫尼卡·莱温斯基是个“潜随猎物的高手”；凯思利·威利是个“性情无常”的女人。当一切手段均失效时，他所采取的最后一招儿，看看莱温斯基事件便知道了，那就是用连篇谎话掩盖事实，所有这些都不光彩。　　　　
　　　　克林顿夫妇刚一到达白宫，就向他的工作人员发出明确信号：如果他们想抓住白水事件做文章，他们应该明白克林顿夫妇希望的是一个开放的和更有责任的政府。他们决不让步，在他们一味坚持之下，其他人领会了他们的暗示，就到其他的问题上坚持原则去了。在白宫有许多顾问力主将之公诸于众，（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其中包括在首席检察官办公室的人员。）他们都指责克林顿律师的这一策略。然而，律师是当事人的雇员，不是其他的角色。最终，还是要由当事人来决定他们该如何为之辩护。　　　　
　　　　形成了克林顿夫妇这样的处世哲学是有原因的，即他们反对者的不公正。从小石城到华盛顿，狂热的控告者们编出他们夫妇无耻的故事，来达到破坏的目的。看到克林顿家人的私人生活如何被搞得一团糟，以及他们在阿肯色州的朋友如何因被纠缠不清而被迫说出实情，人们就会同情和理解克氏为什么总是拿起盾牌来保护自己了。他们知道如果一旦承认了一个极小的错误，马上引起轰动，他们的反对派将无限扩大对他们实施攻击。　　　　
　　　　他们的经验证明在回答指控者们的提问时应该十分小心，这并不意味着森严壁垒、拒绝回答一切问题。如果说在还击中，总统充当的角色是避雷针的话，白宫必须谨慎行事，必须要将怀有恶意的人和有正确态度的人区别对待。对于狂热者要知道真相的要求可以紧闭其口，但对于主要的新闻机构、国会议员及适时指派的联邦检察官应该给予坦白的答复。不幸的是，克林顿政府陷入了一种对指控者的愤怒当中，以致给所有人的答复都一样：“混蛋！不知道！”总统似乎一直在否认。　　　　
　　　　对新闻界的愤怒　　　　
　　　　克林顿对待新闻界的态度，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透视他的领导工作。在当代，他对于新闻界的操纵是最具侵占性的，有时这种过纵已经成为他管理政府中的一个严重问题。　　　　
　　　　事实上，新闻界的变化是他强制推行的。在我离开里根内阁９年之后，多数时间都在新闻界度过。但当我回到政府，我惊奇地发现新闻界面临的挑战是多么巨大。在西翼厅草坪前不再是只有四五架摄像机，我现在数了一下，居然多达２４架。新闻界也变得有连续性了，以至于新闻局要一天２４小时筛选信息并接听电话。ＣＮＮ已成为每届政府向世界发送信息的最快途径。　　　　
　　　　更令人生厌的变化是，许多记者似乎比２０年前报道白宫的记者更加愤世嫉俗和武断。当然也有明显例外的，像汤姆·弗里德曼、Ｅ·Ｊ·迪翁和罗恩·布朗斯坦，这里只提其中的几个。我还没有提像卢·坎农这样的老一代记者，虽然他的问题很尖锐，但报道却很公正。在时下新闻行业的出发点似乎已偏离到错误的轨迹上，当今媒体所得到的回报必然是耸人听闻的报道和流言蜚语。　　　　
　　　　近来对于进入公众服务业的人来说，不容易看到业绩。当我１９７１年加入尼克松政府时，大家普遍认为如果你在政坛中干得很好，很体面，那么在离开内阁的时候就会有更高的声望。但今天，如果你努力工作，也很体面，在离开政府时最好的期望也只能是名誉没有受损而已。　　　　
　　　　在与克林顿共事时，我曾经历了风风雨雨。《纽约时报》有三四篇文章对我进行攻击，其中一些批评是公正的，而另一些却使我感到困惑。然后，报社派一名记者又到国务院采访想从一个新视角挖苦我，许多同事，包括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为其讲述了许多关于我的正面的事迹，对此我深表感激。编辑排版的时候，这篇文章并没有发，他告诉我说他的编辑们想让他报道我的内容更多一点，他也确实那么做了，但它最终仍未发表。我深感好奇，就与《纽约时报》进行另外联系。“它被封杀了，”对方说，“宣传太过正面化了。”我问编辑为什么要那样做呢？“因为他们感到你还没有挣够赎金”。我反问是什么赎金？“为里根工作的赎金。”他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　　　　
　　　　于是我对于克林顿政府的多次受挫和他们对新闻界的产生愤怒感到理解，尤其对总统和第一夫人的这种感受更为理解。他们有理由设立控制性机构，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的一些努力得到了回报。他们的“快速反应”小组工作效率非常高，对于总统的消息总是能在传到外界之前就已经有所报道。在打击指控人方面，他的班底完善了“处理文件”的艺术，即在对手泄露给国会或独立检察官办公室之前就已经把许多文件交给了媒体。迈克·麦克卡瑞作为新闻署署长因此获得了赞誉。　　　　
　　　　但我担心克林顿夫妇给新闻界施加太大的压力而使他们的关系过于僵化，如果能够更开放一些并且更加尊重记者的话，他们彼此之间可能建立起有建设性的关系。信任是相互的。去年，克林顿似乎过于愤怒，气氛注定不会友好。更确切地说，正如新闻署长乔·洛克哈特公开承认的那样，许多白宫的工作人员在超越合法界限编造事实，虽然在新闻发布会上没有经常出现，但经常在电话里，或是匿名的私人谈话中，对记者或遮遮掩掩或赤裸裸地说谎，以使总统、第一夫人或他自己保有一种讨人欢喜的形象。　　　　
　　　　从里根时代起有人开始了“编撰故事”的行经，我当时对政府的这种腐败感到极为震惊。我不禁要问我们怎么能把错误的做法教给年轻一代的公务员？我们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尽管官员们从建国之日起就在哄骗新闻界，但我在政坛中最为遗憾的是我觉得我助长了这个不良的风气。编造谎言已经脱离了控制，我们需要把它复位。《邮报》的前编辑本·布雷德利说的好，“编造词汇是一种绝妙的说谎方式。”　　　　
　　　　克林顿时代过度编造谎言的部分原因是为了抵挡住飞速运转的新闻界，这根本上也是他的领导风格的产物。如果白宫工作人员认为他们永远是在竞选，那么他就会按照竞选方式来行事，他会编造故事好争个头条报道，在新闻圈里不断炒作，其特点是经常胡说八道或夸大其词。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赢得每天的战役，最后在竞选中获胜。然后，人们可以收拾起帐篷，鸣金收兵，而不考虑他们留下的后患。他们的施政思想是完全不同的，在那里人们必须把一只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