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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雷逐鹿-第5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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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朝数百年来，屡有‘套虏’（河套的鞑靼人）‘马贼’寇边入境，往往一年数警乃至一夕数警，所以儒生中精通骑射之技者不乏其人，允文允武者在所多有，平日里习惯于穿着箭袖革履、佩长剑挟强弓以便随时御敌守塞、保家卫国者也相当之多，甚至于公然穿着胡服、番服招摇过市的儒生也不算顶顶稀奇，反而平常时日里穿着宽袍大袖地儒服。 幞头平履的儒生却不能算多就是了。 至于道袍、褶子这类服色，帝国四境之内则上至儒生，下至贫贱，不分尊卑都有穿着者，司空见惯，不足为怪，即便有所区别也仅仅是在衣料裁剪上有所差异而已。
虽然在西北幕府治下的府县。 大多数地面如今都已是胡虏、马贼相继绝迹，但人们多年沿袭下来的风气和习惯自然不会一朝更易。 商旅百姓佩刀带剑根本不算什么，就是挟弓带铳也都没啥稀奇的。
炎炎夏日下的正响午时分，在树荫下喝着从地窖里取出的冰凉葡萄酒，凉丝丝，甜滋滋，甜中又还带点酸，啜饮一口。 冰凉沁脾，周身通泰凉爽，十分地快意，又不时有风吹过树梢，带走一点暑热，这日子自然舒爽得紧，大槐树下的五位儒生因此谈兴极浓。
身为监察院巡访使地杨青（见于 第六十一卷 第二章 荐书）此前却是自蜀中远来，在长安公干多时。 这时公事已毕正准备返回四川，长安士林中的几位世交、故交自然是殷殷相送，送了一程又一程，直到南关城外十里长亭犹不忍别，眼看着他得等到夕阳下山的时候才能束装就道，踏上回乡归途了——不过。 这也恰好避开了午后的溽暑，可以在晚上趁着凉快赶上一程，也未必不是好事。
……
“听说四川执政府正在发售‘实物土地兑换赎买券’，不知其中利弊如何？平虏侯如此施政，其意图是什么呢？杨兄久在蜀中，想必比我等知晓更多内情，还请为我等解惑！”
对于几位世交故旧的这个疑问，杨青微微沉吟了一下，才回答道：“‘实物土地兑换赎买券’其实不是侯爷的意思，而是四川执政府的地方施政举措。 据说出自执政大人雷水平手下地幕僚。 不过。 我在长安听到一些官方的消息。 长史府和侯爷都在密切注视四川执政府这项施政的成效，关注它的利弊。 ”
“哦——换而言之。 如果四川执政府此举成效不错，长史府和平虏侯爷权衡利弊之余，是很有可能在整个西北治下推行此项施政的了？！那，四川执政府是想通过发售这种‘实物土地兑换赎买券’，以达到什么目的呢？”
“哦，据仆所知，这种‘实物土地兑换赎买券’，就是有地的田主、地主为了购买这种‘实物土地兑换赎买券’，将其名下的私人土地作价，出售给四川执政府地方当局，并由官方事先指定地各大商社直接承办此项事务，嗯，现在承办的商社是‘百鑫大当铺’、‘元亨利贞大银庄’、‘峨眉大商社’、‘公孙商业协会’以及帝国五大钱庄的四川分号，另外‘雷氏’、‘孙氏’、‘丁氏’、‘顾氏’、‘风氏’等大族的商业协会也都有参与。 ”
杨青显然对涉及到四川的诸项施政很是熟悉，在几位世交故旧面前侃侃而谈，毫无涩滞生疏的感觉，“这种‘兑换赎买券’其实与西北幕府当前正在发售地其他实物债券并没有太大区别。
但是它的吸引力主要有几个方面。 首先，凡是将私人自有土地出售给官方当局，以购买 ‘实物土地兑换赎买券’的田主、地主，他们在十五年的期限之内，每年可以向官方当局领取一定数量的粮食或者生丝、桐油、食油、食盐等物产；他们如果不要粮食、生丝那些东西，也可以按照当年的物价进行折算，领取等值的钞、币等现金，因此田主、地主将土地出售给官方当局，用以购买‘实物土地兑换赎买券’，在还本付息的期限以内并不受粮食等物价上涨的影响。
其二，在地方当局而言，他们虽然需要为此向地主支付很大一笔地价银钱，但官方给予售地田主的地价银，也并不是钞、币等现金，而是以这种‘实物土地兑换赎买券’充抵至少半数以上地地价，所以地方当局每年地现金支出会相对比较少，地方藩库的负担也就不会那么重。
其三，有了这种‘实物土地兑换赎买券’ 充抵地价银，在‘银钱总署’方面而言。 就不会太过于忧虑银钞、银元地市价，因为此举而出现大幅波动和贬值地情形；更不会担心四川地界，因为此举而出现物价上涨、人心动荡的恶劣局面。 总之，四川执政府此举，因为地方当局不需要以大量现金支付地价，所以就不会在短时间内导致市面上所发放的钞、币流通过多，钞、币等通货的波动和贬值风险也就因此得以最大限度的避免；即便四川地面真出了什么问题。 估计也难以波及至整个西北；这样一来，‘银钱总署’方面。 他们在渎职和失职方面的顾虑少了，亦不用为此担上太大的干系，自然也就无话可说，也自然就不会再去干涉四川执政府地此项地方施政了。
第四，长史府和平虏侯府因此之故，也不会急于去干预或者制止四川地方当局的施政，而是采取了默许地态度。 静观成效。
有了刚才说的这几条举措，四川执政府的施政，从而也就相应少了方方面面的诸多阻力，自然就可以放手而为了。
另外，四川地方当局征购地主的土地，并不是以‘实物土地兑换赎买券’ 全额支付田主、地主的地价银。 地价银当中的三成到五成左右，是另外以四川执政府，乃至西北幕府手中所掌握地官办商社、官办矿场、官办农庄的部分股份折价给付的。 也就是说。 官方向售地地主支付的‘地价银’，当中的三到五成，其实就是官方当局出具的‘银股所有人转移契约书’和‘银股转移担保确认状’而已。
私人地主现在能够通过购买‘实物土地兑换赎买券’，得到一部分官方商社和官方工场矿场的股份，这其中就包括了‘西北纸坊公社’、‘西北工矿冶炼局’和‘西北官办农牧垦殖总会’等西北幕府所掌握的官办大商社股份；换言之，亦即是将官办商社、官办矿场地官方银股分拆。 并将其中部分股份公开出售给私人所有；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官方当局是以这种方式，在不支付或者很少支付现金的前提下，迫使售地地主将其所得的卖地收入直接转为官办商社、官办矿场的银股投入。 这一点，也正是吸引四川不少地主出售其私人土地的真正根源，象‘西北纸坊公社’、‘西北工矿冶炼局’、‘西北官办农牧垦殖总会’这些大商社、大商团、大矿场，它们的每一股银股，其红利都远比土地上地获利出息要高，这一点想必大家也都心知肚明。 也是一直颇为让西北黎庶羡慕和眼红的地方。
现在。 既然官方当局给了大家这么一个机会，虽然是与‘实物土地兑换赎买券’一起捆绑搭售。 四川虽然还有不少地主在犹豫观望，但将私人土地出售给官府以换取官办商社股份和‘实物土地兑换赎买券’的地主也很是不少，相当之踊跃。
这个‘实物土地兑换赎买券’，其实就是四川地方当局，在事前为了尽量消除田主、地主的顾虑而预先就作出的安排。
以小弟之见，如果四川一开始完全以官办商社、官办矿场的银股来支付地价银，即使当局强令赎买私人田地，怕是也没有多少地主会起而响应，但是现在当局将两者捆绑在一起发售，尽可能的减少了售地地主的后顾之忧，再加上平虏侯府和西北幕府的信誉向来不错，四川一带踊跃卖地的地主也相当不少了。 ”
“原来如此，听君一席话，令人茅塞顿开。 却不知这‘实物土地兑换赎买券’ 一年出息几何？杨兄可有购买？”杨青地这几位世交故旧至此已经对‘实物土地兑换赎买券’有所了解，便又笑着问道。
杨青等人虽是孔孟儒士，现在倒也并不忌讳‘利’之一字。 有道是，士不言利，道不可久。 方今四海之内，重商纵欲之风薰染已久，许多儒士早已不再耻于言利，而诸派儒学中地‘义’‘利’之辨也有了新的阐释和发见。 不少儒士便如商人一般，见面即问‘获利几何？’‘出息几多？’，也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地事情。
“一年的出息，比四川地方‘上田’的收租要稍微高一些。 吾家也卖了一些田地以换购这种赎买券和官办商社的银股，但是吾家田土不多。 所以也有限得很。 至于吾家在西域取得地田地，因为期限未到，暂时也还不能卖给官府，现下亦只能作临渊羡鱼之叹了！”
杨青笑着答道。
“哈哈，杨兄此举，可谓是‘但将万字平戎策，都且换作公家契约书’了！”
“惭愧。 惭愧……”
……
*
画苔藤杖细，踏石笋鞋轻。
行商打扮的杨青手柱赤藤杖缘山而进。 他的身后两名健仆随行。 其中一个仆从肩荷山藤杖，挑着一行三人的行李；另外一个仆从背着一个相当大的藤编背篓，手上亦是柱着一条山藤杖，杖脚镶嵌的铜套钢钎子闪着幽幽的光泽。
云贵巴蜀之地，各种藤材质地坚韧，是制器作具地良材之一。 举凡桌、椅、凳、床等日用什物，乃至餐食具、茶酒器等。 多有以藤、漆等材料制作日常用器者。 譬如天下闻名的筇竹杖、灵寿木杖和赤藤杖，便有两种出自云贵巴蜀之地。 而产自云南之境地赤藤杖，刚柔相济，轻便耐用，不但是年老之人的钟爱之物，也是文人雅士显示其俊雅风姿、悠闲气度的物件，所谓‘朱藤朱藤，温如红玉。 直如朱绳。 自我得尔以为杖，大有裨于股肱！’，诗人骚客溢于言表的得意之情赫然如在眼前。 儒士杨青，虽已仕宦为官数年，却也至今不改其文雅的儒士做派，因之这文人儒士们喜爱的赤藤杖自然是随身携行。 哪怕他此行可能会有凶险不测，也难以令他断然割舍此物。 话说，西北治下类似杨青这样入仕为官的儒生不乏其人。 他们热衷于事业和功名，与‘士林清流’一派儒生惯常以清高耿介刚正不阿自许地性情自然大不相类，亦与从儒家阳明心学流派中分化而出的泰州学派儒士那种布衣傲视公侯，赤手敢缚龙蛇，隐隐与当权柄政者对立乃至对抗的儒侠做派大相径庭。
与杨青的情形相类似，以入世来践行自身学术的这一类儒生，他们投身于汹涌时代的惊涛骇浪当中，自动自发的践言力行。 力图实现他们内心的抱负。 无论穷达显贵。 他们这些人地内心深处都涌动着一股子匡国济世的热诚，渴望为国效力。 建万世之功业，树不朽之声望。 因此西北的儒士，放眼天下，关心国是者，有之；评论时政，为民请命者，有之；兴办工商，以儒商自命者，有之；为人师表，致力于文教者，有之；热心公益，倾力造福桑梓者，亦有之；他们当中更不乏投笔从戎者，入仕为官者，这一类儒士虽不敢说比比皆是，但数量也是极为可观的。
这些西北儒士，虽然有着满腔的书生意气，但更多的则是激昂向上地热诚、渴望和一展胸中抱负的雄心壮志。
“学得文武艺，报与帝王家”，当他们得到当局柄政者的‘认可’，拥有了施展自身才能的真正‘用武之地’之时，‘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士为知己者死’的上古遗风，也就有意无意的成为他们奉行不悖的座右铭，即是所谓‘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是也。
杨青即是如此。
从长安启程之时，还是炎炎夏日，等他跋涉剑阁，翻越蜀道，风尘仆仆回到蜀中成都之际，已是将近入秋了。
长安至成都，这归蜀之路的里程何其遥远，其间跋山涉水，旅途劳顿自不必说，但是杨青刚刚回到成都，就马不停蹄的接手了监察院成都衙署的公事，却是不肯有片刻地闲散，不肯有丝毫地懈怠。 只因对杨青而言，入仕为官仅仅是他达成人生抱负的必由路径之一，践行学术、纯粹学术以臻于圣人之至道，才是他毕生地目的和最大的追求，而处置监察院成都衙署的公务，即是践行自身学术的一个过程，他又怎肯懈怠散漫？正因如此，杨青的儒士本色，并不因其入仕为官而有所异化和改变，以前和现在，都始终如一。 说到底，中土儒学在根底上，本就是非常讲究入世践行的一派显学，只有做到了‘知行合一’儒生。 方才是真正的儒学之士，舍此而外，皆是伪儒！
若是纯以儒士地态度看待西北政治，包括杨青本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不可能全盘认同西北幕府的种种施政举措，更不可能全盘认同平虏侯的诸般言行。 但这并不影响他个人以入仕为手段践行自身学术，而不是象东林党人、复社中人或者泰州学派儒士那样。 因为政见分歧，便以较为激烈甚至可能是极端的手段，与当局柄政者角力和对抗，很难互相退让、彼此妥协。
许多西北儒士，包括杨青在内，虽然并不怎么认同平虏侯治下的幕府政治，但‘以天下为己任’的这些儒士。 通常都会认为他们身为‘读书人’（读圣贤书地儒生），应该将匡正西北幕府的施政过失，纠察平虏侯治下昏谬、暴虐、冷酷、荒唐之政地责任一力承担起来，以大无畏之心，不畏强权，不惧威武，不忧贫贱，不阴富贵。 为生民立性命，为万世开太平，为往圣继绝学。
前年（甘霖三年），也就是京师变乱、新皇登基之后的第三年，西北幕府大举西征前夕，西北的律例法令又有了一次新的变革。 增删更订了许多律法条例，其中主要部分涉及到了审理院、刑法曹、军府大断事官以及提刑按察行署、审理行署等法司的许多职掌和审案、断案章程。 譬如西北诸法司的审案断案章程，在律法条例中原本就有比较严格的规定，比如每一次地断案，要有审理院官吏、监察院官吏、怀仁社儒士或者军功爵士、民爵士等官吏公士人等参与其中，且必须三人以上到场，与法司主审官一起同堂会审；再比如，法司断案之时，除外涉及机密的案件，都允许乡里父老、里正甲首、报房的‘探事人’‘打听人’等各色人等到堂听审。 等等。 而在甘霖三年新增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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