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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帝国-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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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乌拉尔山旁边奥伦堡地区的普罗柯罗夫卡发现了公元前4世纪时的一种以矛枪贮藏所为代表的区域文化。矛枪是萨尔马特人的特有武器，根据罗斯托弗泽夫的研究，普罗柯罗夫卡的墓穴很有力地说明萨尔马特人部落第一次在俄罗斯和欧洲的出现。尽管如此，公元前3世纪上半期，这些与斯基泰人同一个种族并属同一个北方伊朗游牧集团的萨尔马特人，从他们原来居住的里海北岸渡过伏尔加河，侵入俄罗斯草原，把斯基泰人赶向克里米亚半岛。波里比阿曾经在公元前179年第一次提到这个强大的民族是。虽然他们都是兄弟游牧民族，新来的却明显不同于早到的。上文提到的斯基泰人，在我们面前是些骑射手，戴着萨斯式的无檐帽子，穿着宽大的衣服，他们是接触过希腊他们是接触过希腊文明的野蛮人，并发展了一种形象艺术，在风格方面永远保存着自然派造型艺术的遗风。而萨尔马特人基本上是持矛骑兵，戴着圆锥形的头盔，穿着铁环编成的甲胄，他们的艺术，基本上还是动物雕刻家的，在风格和几何绘图装饰方面表现出一种比斯基泰人更为独特的风格，他们热衷于在金属上用彩色釉质镶嵌，总之，他们在希腊－罗马的造型艺术基础上点缀了特殊的花纹，产生了一种“东方的美感”。这种艺术由萨尔马特人传给了哥特人，再由哥特人传给日耳曼人。在叶喀切林诺斯拉夫附近的亚历山德罗的考古发现中，我们可以看出斯基泰艺术于公元前3世纪时向萨尔马特艺术的过渡。萨尔马特艺术是公元前3～前2世纪在俄罗斯南方建立起来的，不仅表现在库班地区的别罗瓦、摩吉拉、阿克塔尼佐夫卡、阿纳巴、斯塔夫罗波耳、喀金斯科耶及库尔兹希普所制造的金属首饰上，还表现在亚速海附近的伊丽沙维托夫斯卡雅的萨儿忒人的器具上，以及著名的迈科普的镶釉的银质裤带上。这个银裤带上镶有一只正在吞吃山羊的鹰，是公元前2世纪时的萨尔马特人的作品。这样的风格继续表现于后一时代的萨尔马特人的金牌子上，例如在顿河河口附近的达甘罗格及费杜洛沃，库班河口附近的西维尔斯卡雅（公元前2世纪）以及在公元1世纪时亚速海附近的（新）车尔卡斯克，在乌斯特－拉宾卡雅，在佐波夫农场，以及在库班地区阿马维尔等地方所出土的物品中。
这些文物，尤其是与迈科普裤带上的金牌子与西伯利亚西部的金？？与银质牌子有联系的。在今天，这些金牌子属于“彼得大帝宝藏”，它们的上面装饰有鹰和野羊，虎和野羊，鹰和牛，鹰和虎等动物间的争斗图，都别具风格。波罗夫卡认为，这些西伯利亚的金牌子是公元前3～前2世纪的产物，梅哈特认为它们存在于公元前1世纪，而罗斯泽夫则认为它们应当是在公元1世纪。有人甚至企图把西伯利亚西部出土的金牌子归于与萨尔马特人有血统关系的居民，所以，根据前苏联最近的发现，从米努辛斯克附近鄂格拉克忒，一直到西伯利亚中部所发现的这个时代的人的骨骼决不可能是属于突厥－蒙古人种。不过他们很可能是与斯基泰人、萨尔马特人及塞种人有来往的印欧血统的居民。
奥瑞纳文化
欧洲旧时器时代晚期的一种石器工艺传统和艺术传统。奥瑞纳的艺术代表着艺术史上第一个完美的传统，由原来粗劣的尝试之作转变成一种完美的、成熟的艺术风格。
Ａｒｙａｎ，雅利安人，源自梵文，意为高贵，史前居住在伊朗和印度北部的一个民族，他们的语言亦名雅利安语，南亚印欧诸语言即是源于雅利安语。19世纪，雅利安语一名用作印欧语的同义词，现在此名在语言学上，仅限于指印度－雅利安语的一支。在19世纪，由于戈宾洛伯爵及其门徒Ｈ．Ｓ．张伯伦的积极鼓吹，出现过一种雅利安人种的学说，认为凡是讲印欧语言的人们，凡是被认为对人类一切进步有关的人，以及凡是道德上高于闪米特人、黑种人以及黄种人的，都是雅利安人，北欧人或日耳曼人被认为是最纯粹的雅利安人。这种学说在20世纪30～50年代已被人类学家抛弃，却被希特勒和纳粹运动利用，并以之作为德国政府政策的依据，对犹太人、吉普赛人以及其他一切非雅利安人采取灭绝措施。
最早的马大约出现在南俄草原，相信是游牧民驯化的，并且很快即被用于军事。在使骑战完善的诸种技术发明里面，马蹬的意义尤其重大。依靠它，骑手乘骑时可以固定身体，从而解放了双手，它使北方游牧民在很长时期内对定居人的骑兵保持着绝对优势。欧洲普遍使用马镫还是在6世纪阿瓦尔人入侵之后的事情。
草原上的古代史
草原文明（5）
阿尔泰地区的前突厥文化
大约从公元前5世纪初期起，位于叶尼塞河上游米努辛斯克的冶金中心变成了一个新的活动基地。塔尔格伦认为，就是在这个时期才出现了用石头造的矩形墓穴，这个时代称作青铜时代第三期，即梅哈特所说的“全青铜时代”。这个时代以动物题材艺术的丰富为特点，比较典型的有卧鹿、站鹿、向后看的鹿及蜷曲着的动物。据塔尔格伦分析，这些蜷曲有形动物题材是从俄罗斯南部传来的。
公元前500～前300年代也是西伯利亚青铜制匕首、刀子和“杯状大锅”的初次生产时代。这种“杯状大锅”从米努辛斯克向匈奴统治的鄂尔多斯，并且在野蛮民族大侵略时代一直传播到匈牙利。米努辛斯克和达尔斯科耶的刀子很薄的，稍稍弯曲，在把柄末尾常有一个雕刻细致的鹿头，流行于蒙古各地，一直到匈奴统治的鄂尔多斯。大约在公元前300～前200年间，米努辛斯克正处在铁器盛行时代，出现了一种部分是铜、部分是铁的尖斧，以及埋葬着很多人的大坟墓。此外，梅哈特还毫不怀疑地认为米努辛斯克曾于公元前2世纪或公元前1世纪时为我们遗留下了雕有斗牛或斗马的装饰用青铜牌子，其上动物的耳朵、蹄子、尾巴、筋、毛都是”苜蓿形的凹刻”，这种雕刻术明显地和俄罗斯南部与西伯利亚西部的萨尔马特艺术有联系。许多考古学家推测，米努辛斯克后来又把这种艺术传给了鄂尔多斯的匈奴人。
米努辛斯克处于萨彦岭北麓。鄂毕河、卡通河发源地附近、大阿尔泰山北麓的巴西鲁克比它更靠西南方。格里亚斯诺夫考察团于1929年在这里发现了公元前100年或稍早一点的墓葬，其中有“戴着北极鹿面具”的马尸。这种发现可以证明当地居民已经以马代替鹿使用了。在这种马的面具和皮制、木制及金制的鞍辔上有动物形花纹装饰。例如飞奔着的野山羊和鹿，展开双翼的鹰正在啄死一只野山羊，几个豹子正踏在鹿和野山羊的身上，一只鹫踏在倒在地上的鹿身上，公鸡正在打架等。所有这些题材都接近于斯基泰，甚至于希腊－斯基泰的动物形象艺术中的现实主义，而没有为了装饰而复杂化。井然有条而朴素的风格，有时胜于使人眼花缭乱的装饰。在巴西鲁克还发现有胡子的怪面饰，很明显是起源于希腊－罗马，其灵感则毫无疑问是出自息姆米里人的希腊化了的博斯佛尔王国。在同一时期（公元前2世纪～前1世纪）这种希腊－罗马式的怪面饰亦出现于米努辛斯克组合中。至于阿尔泰组合，它除了巴西鲁克之外，还包括基伯、哈喇科尔和卫罗丁的古墓，这些古物大都是公元前1世纪的，属于萨尔马特型。基伯组合中的古物有同样的动物形象艺术，风格仍然是朴实而近于现实主义。基伯的一件中国漆器，是公元前86～前48年的物品，帮助我们确定了这个艺术中心存在的年代。
公元1世纪，阿尔泰文化以加丹打的古墓为代表，它给我们留下了木刻，上面有几个熊正在与长着鸟头并且有角的鹿撕打，还有青铜片以及绘有动物图案的纺织品，这些图案中有鹰和鹿的争斗，它与同一时代（公元2年）在蒙古诺音乌拉的匈奴艺术题材相同。同样，诺音乌拉留给我们的确实是从息姆米里人居住的博斯佛尔来的希腊纺织品，米努森斯克附近特思的古墓也为我们证实了直至野蛮民族大侵略时代之前来自希腊－罗马的影响，这种影响特别明显地表现在黑海地区样式耳环上。
我们还可以看到公元后最初的两个世纪，米努森斯克周围一种过渡时期的文化曾一度繁荣，这种文化被特普鲁科夫称作达什特克文化，米努辛斯克以北60公里和在都巴河会流处以北鄂格拉克忒村中发现的古物都明显地属于这种文化，其中有中国后汉时代绘制在丝织品上的美丽的动物岩画。
不久，阿尔泰山和米努辛斯克的这些斯基泰－萨尔马特类艺术中心自行消亡了，或者，更准确些说，是自行转变了。因为米努辛斯克地区在公元7世纪初还生产青铜装饰品，其年代可以根据唐朝初期的中国钱币来确定。但是，公元5世纪，这个地方就已经被几个突厥部落征服了。他们是黠戛斯人的祖先，中国史学家们曾提到过他们。特普鲁科夫认为，在3世纪以后，黠戛斯人在米努辛斯克取代了与萨尔马特人有联系的印欧种贵族。但是，在米努辛斯克、巴西鲁克和加丹打的文化中心自行消亡之前，他们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正是他们把具有显著风格的动物形象艺术和草原艺术传播给蒙古地区和鄂尔多斯的匈奴民族的。
草原上的古代史
匈奴的起源（1）
匈奴的起源与匈奴艺术
当伊朗的游牧人，即斯基泰人与萨尔马特人，占据俄罗斯南部以及图耳盖与西伯利亚西部的草原地带时，草原地带东部却处于突厥－蒙古人的统治之下。古代的突厥－蒙古人中的统治民族是被中国人称作“匈奴”的人，近似于罗马人和印度人对于这个野蛮民族称作“浑”、“浑尼”或“胡那”。在中国史书里，从公元前3世纪秦朝开始，明确出现了“匈奴”这个名称，而在这之前，即公元前9～前8世纪时，匈奴人被中国人叫作“严狁”，或更不确切地称作“胡人”。在早期历史中，中国人就知道“有所谓胡人者居于中国边境”，即在鄂尔多斯、山西及河北北部。马斯佩罗认为，在今日北京的西方与西北方在古代时居住着的北戎，就是这个胡人的一个部落。至于其他部落，则在公元前4世纪时被赵国的汉人所降服。约公元前300年，赵武灵王（公元前325～前299年在位）甚至从匈奴人手中夺下了山西的最北部大同地区和现在的鄂尔多斯北部。如上文所述，为了抵御这些游牧人的进攻，秦国（陕西）与赵国（山西）的汉人在加强有效防御的同时把他们的重车兵改变为灵活的骑兵。军事上的革命引起汉人服装的彻底改变，远古时代的长袍被从游牧人处学来的骑兵长裤所代替；汉人骑士们还借用了他们的羽饰帽、“三尾服”和战国时期在艺术上起过很大作用的腰带环子。同样，为了抵御匈奴，赵国及其邻国的汉人们开始在北方的边境上建筑防御工事，到后来，秦始皇把它们合并并加以补充，修成了后来的万里长城。
据中国史学家司马迁记载，公元前3世纪后半期，匈奴人成为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民族。他们的首领被称作“单于”，这个称号的全文译音为“撑犁孤涂单于”，汉语译作”天子”，我们辨别出撑犁为突厥－蒙古语字根，它很可能是突厥字与蒙古字“腾格里”（天）的译音。在单于之下，有“两个大官员，屠耆，即左右贤王”，屠耆的汉语译音近似突厥字“多格里”，其意为“正直、忠实”。在某种程度上，以游牧民族所能谈到的固定住所而言，单于驻留于鄂尔浑河上游的山区，后来在那里建立起了成吉思汗族蒙古人的首都哈拉和林。左贤王原则上是单位继承人，居于东部，毫无疑问是在克鲁伦河上游一带；右贤王居西方，或者，根据赫尔曼的看法，是在今日杭爱山区的乌里雅苏台方向。在贤王之下的匈奴官级如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这个游牧民族在迁徙中被组织得像一支军队。依照突厥－蒙古人的习惯，这支军队在驻营时一般是面向南方，匈奴人的后裔，6世纪的突厥人，包括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都是如此。
汉人所刻画的匈奴人肖像，我们可以在他们的继承者突厥人与蒙古人中再次看到。戴遂良概括地说：“他们的身材是矮小的，有粗短的体格，圆而硕大的头，脸宽，颧高，撇开的鼻翼，相当稠密的上唇须，除了在颔上的一簇硬毛外没有胡子，戴着一个穿孔的长耳环。除了头顶上留有一束头发之外，头一般是剃光的（白鸟库吉认为匈奴人留有辫子，他们把这种习惯传给了以后的突厥－蒙古游牧民族拓跋、柔然、突厥、契丹及蒙古人）。眉毛是浓重的，眼睛凸出像杏仁一般，目光灵动有神。他们穿着宽大的、两旁开口、长到下腿的袍子，腰带的两端垂在前面。因为天冷，他们的袖口紧紧地密封在手腕上。他们肩上披着一条毛皮的短围巾，头上戴着皮帽子，鞋是皮制的，宽大的裤子用一条皮带紧紧地系住。弓袋系在腰带上，垂在腿的前面。箭筒也系在腰带上横在胸前，箭尾朝右边。”
上面所说的服装穿着方法，特别是用皮带系住长裤子，在这一点上匈奴人与斯基泰人是相同的。他们还有几种风俗习惯也是相同的，例如在殉葬时，匈奴人与斯基泰人都在酋长们的坟墓前杀死亡人的妻妾和随从，匈奴人有时要杀百人或千人左右。希罗多德曾经说过：“西斯基泰人将敌人的头盖骨在与眉毛齐平处锯开，其外包以皮鞘，其内嵌以黄金，以为酒杯之用。”《前汉书》证实了匈奴人有同样的习惯，在下文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老上单于便是用月氏王的头盖骨饮酒。况且，匈奴人如同斯基泰人一样，都是好割人头的。希罗多德指出，斯基泰人将他们割下来的头颅当作战利品，并将人头皮系在马缰上以此为荣。在匈奴人的后代与第6世纪突厥人中，一个战士的坟墓上积累着与他一生所杀的人数同样数量的石头，并把这种作法看得十分神圣。印欧族游牧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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