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弱点杨恒均-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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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够确定吗？再想想。”
　　我又装出想的样子，然后边摇头边肯定地告诉他们我不认识有这个名字的女人。
　　两位科长互相看了一眼，然后同时盯住我，张科长脸上换上了有点开心的笑容，连阴沉严肃的李科长脸上也隐约现出了一丝笑意，“那就好办了。”李科长说着站起来在房间来回走了一回，又坐下。张科长大大喝了口水，我感觉到他们的心情和房间的气氛一样，明显的开朗起来。我有些迷惑了，等他们坐下后，我喃喃地问：“我不懂你什么意思，什么好办了？”
　　“是这样，我们觉得这个案子有眉目了。”
　　“因为我不认识这个女人的缘故吗？”
　　“不是，因为你撒谎！”李科长插进来　，“我们不喜欢嫌疑犯撒谎，可是欲盖弥彰的谎言却可以帮我们不少忙。”他边说边从案卷中抽出一张放大后的照片，缓缓地从桌子上推过来。隔着整张桌子，黑白照片上模糊的棱角已经让我感觉到那是一张蓉儿躺在床上的照片。她经常在我面前摆出这种撩人的姿势躺在床上，乌黑的长发一半散落在枕头上，另外一半从雪白的脖子上一直垂落到丰满的胸脯前，一条粉腿微微抬起，下身穿着性感的丁字型内裤欲露还掩，这一瞬间我十有九次会一泄如注。这些东西闪电般出现在我脑海里，照片已经正正摆在我的面前，我立时意识到这是公安取证人员拍摄的现场照片。蓉儿嘴巴紧闭，眼睛却睁得大大的，我的心一阵紧缩，立即避开了照片上那空洞的眼光。
　　“怎么样，认识她吧？今天早上她的姐妹发现她就这样躺在床上，死了。”
　　“是蓉儿！我认识，昨天我还见过她。”我不想再看照片，但我可以肯定，那空洞的眼光一定仍然看着我。”
　　“可你刚才还说不认识她，我得提醒你，你撒了谎！”李科长声音中突然带上了威严，“你在最不应该撒谎的问题上撒了谎！这样，问题就好办了。”
　　张科长看我仍然不言语，抓住机会开导着：“为了节约大家的时间，你就坦白告诉我们，你和谢婉蓉的死有什么关系？或者你可以回答我们，是不是你杀了谢婉蓉？”
　　我又强迫自己看了一眼面前的照片，蓉儿平静的样子，让我不敢相信她真的死去了，“是他杀？还是自杀？”
　　“你应该回答问题，而不是问问题。”张科长装出生气的样子，“我们还要等最后的鉴定出来，但是从目前已知的证据推测，　她是被人杀死的。你看，死后还被摆上这样的姿势，自杀的人在死时不可能摆上这种撩人的姿势吧。现在可以回答问题了吗？”
　　“我想不起她的名字，我一直叫她蓉儿，她喜欢我这样叫她，我也喜欢这样子叫她。”
　　“蓉儿？原来是这样，”两位公安都显出不相信和失望的样子，那你告诉我们，是怎么死的？”
　　“李科长，张科长，　应该是你们告诉我她是怎么死的吧，我什么也不知道，真的！”我急切地说。后来我想，　在此时此地知道蓉儿的死讯多少缓解了我的悲哀，因为我必须面对两个对死亡见惯不怪的公安和小心谨慎地为自己辩护，否则，蓉儿的死讯一定会让我嚎啕大哭的。
　　为了节约大家的时间，我告诉公安，蓉儿是从湘西来的，我是鄂西来的，我们那地方相爱的男女就喜欢称呼对方“杨子”“　婉儿”“蓉儿”。特别是我们这些流浪在外的人，这样的叫法让人感到亲切。我想谢婉蓉让我叫她儿蓉大概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她特别羡慕金庸小说中的黄蓉，她常常说，如果这辈子无法找到象郭靖那样傻头傻脑，武功高强却又对自己爱不释手，始终如一的男人，活着也没有多大的意思。
　　我尽我所知告诉两位科长，张科长听得有些入迷，李科长却显出有些不耐烦了。我想张科长可能读过金庸的小说，李科长这么严肃的人就不会去看武侠小说的，我讲了大约半个小时，李科长终于忍不住打断了我。
　　“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你的话里得出这样的结论，蓉儿如果找不到真心爱他的象那个姓郭的什么大侠一样的人的话，就会觉得生命没有意义，你是否暗示她就会因此而自杀？”
　　“我是这个意思，不不，我并不是暗示她是自杀，是否自杀，这得由你们公安决定。”这是我进局子里第一次对李科长产生警惕，“我不是也说了，如果大家相爱，才可以蓉儿蓉儿地称呼吗？”
　　“你们相爱吗？”李科长端详了我一阵，接着扫了一眼桌上的照片。我觉得很不舒服，我三十七了，那照片上的容儿才二十二，并且蓉儿永远是二十二，我却不得不一年一年地老下去。
　　“这爱情也不错呀！”专心听我故事的张科长感叹道，“她有固定职业吗？”
　　“她是妓女，不知道这是否算固定职业。”我干巴巴地说。
　　一脸入迷和向往的表情突然凝固在张科长脸上，瞬间回过神来：“我们知道她是干什么的。今天早上我们检查她的房间，竟然什么人的通信地址电话都找不到，只有你的。你的照片、地址和衣服几乎塞在她每一个抽屉里。我想，她肯定。。。。。。爱你吧？！”
　　张科长把“爱”字拖得有点奇怪的长，我想他大概难以启口。我很理解，在广州这个外来人口、盲流、三陪女云集的大都市，爱这个字不常被人用到。
　　“我想她可能爱上我，我也觉得少不了她。”我说的是真心话，　“我可以告诉你们，不要浪费你们的时间，我和她的死没有关系。昨天我见过她后，晚上就回到自己的住处，你看我们的住处相隔不过几条街道。”我停了一下，看他们两位都不说话的样子，我接着说，“李科长、张科长，要说的都说完了，我可以回去了吗？”
　　他们两位让我再等一会，就走出去，过了大约十五分钟才回来。张科长对我说：“今天是个好的开始，希望我们还可以继续配合下去。”随即，他说，由于我没有固定的工作单位，临时户口也过期了，我如果一离开，很可能就象空气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可是我又是他们目前唯一掌握的涉及这样一起严重的“凶杀案”的关键人，所以他以商量的口吻问我：“你是否可以留在这里几天，让我们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再回去？”
　　我吃惊地盯着他，以我对法律的理解，一时之间竟然无从开口。李科长大概看出来了，随即给我解释：“这和拘留不同，只是考虑到你的特殊情况，希望你留在这里配合我们破案。我们搜索了死者的所有遗物，到现在为止竟然没有发现她有第二个亲人。我想，你也一定想尽快找到凶手吧？！你留在这里期间，一切伙食费用由我们出。虽然你住在拘留所里，但是你的房间将不上锁，我们也会给看守解释，如果你想走，随时都可以走。不过我们希望你明白，如果死者是被杀的，那你确实是最大的嫌疑人，也是我们目前破案的唯一线索。所以，如果你真要走，我们得找人24小时监视你。你看，我们的警力和经费都有限，作为一名普通公民，你是否该为我们公安工作和社会治安做点力所能及的小贡献呢。”
　　我听得目瞪口呆，自己竟然要用这种方式为社会治安作贡献。不过我想起刚刚看到的一则报导，每年全国都有五百多位公安干警以身殉职，而其中超过半数是因为疲劳过度致死。我知道有少数公干确实是害群之马，但绝大多数公安战士都是尽职尽责。我点点头。
　　张科长感激地微笑一下，　赶紧说：“如果你同意，那我们可以签一个字画一个押。”
　　“我需要律师吗？”我看着他们问。
　　“什么话，我们没有拘留你，你要律师干吗？再说，你不是说自己没有犯罪杀人吗？那要律师干什么？”
　　我想他们虽然满脸客气，但是我已经感觉到事情的严重。如果我真要走的话，他们无法拦下我，但是他们会很快搞到拘留证，那时一切客气就没有了，搞不好我的档案上还会留下刑事拘留的记录。虽然我现在也搞不清楚自己的档案在哪里。在哪里都是吃、住和拉，不如在这里配合公安几天也好。我告诉他们我同意配合，他们放下心来的样子。
　　“我想，杨先生，你需要换洗衣服什么的，如果你同意，我晚上下班回家的路上可以顺便到你家一趟　，帮你收拾，免得你再跑一趟，何况我们的警车都出勤了。”
　　我默默地把自己房间的钥匙递给他，我理解他们破案心切的心情。目前公安一切都正规起来了，要搞一张“搜查令”还要经过一两天的手续，所以他们借帮我拿衣服的机会可以到我房间里观察一圈。除开两三盘香港黄色录像带之外，我的房间里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让他们搜就是了。
　　可是我没有想到，我这一住就是二十多天。一个星期后，当我憋得失去耐心吵着要离开时，两位科长已经搜集到据说是足够的证据正式拘留了我。于是我又继续呆在那间拘留所的单间里，只是这次单间的门被人从外面牢牢地锁上了。
　　在那里的第一个星期过得和在我那间租来的小房间里没有多大区别。由于儿蓉的尸体解剖需要排队，他们在没有取得他杀证据前也无法深入开展调查工作。不过李科长和张科长每天都会抽时间过来和我聊一两个小时。在这一个星期中我们所聊的主题都没有变，那主题就是围绕着“我是谁”这个问题展开的。我说我1983年以优异的成绩从湖北考上北京大学，攻读国际政治系的国际专业，毕业后在北京政府部门工作，后来我到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留学，获得硕士学位，回来后不久我就辞去了北京的工作，只身来到广州，到广州后我干过几个工作，现在这段时间呆在家里。
　　两位科长大多时间都不插话，听我滔滔不绝，他们只是洗耳恭听的样子。张科长在听到北京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时，毫不掩饰脸上的向往和羡慕之情。我不停地讲，他们不厌其烦地听，很快已经从大学讲到自己的中学小学，最后不得不把诸如自己第一次上学就一下子认识了“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如何怀着至今没有类似的异常激动的心情戴上红领巾，还有我从小学到中学无数次带回家的奖状等等都绘声绘色地向两位科长汇报了。我的想法是，一个星期下来，不但要彻底让他们知道我是谁，还必须让他们了解我这个人一直以来是多么的纯洁，我想这肯定对他们破案有益处。他们只要是通情达理的，都会理解一个简单的常识：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去犯令人发指的杀人的勾当呢？！
　　我是如此放松、尽情地回忆自己的过去，好多次我惊奇地发现自己的过去竟然如此丰富和让人感动。不过，虽然眼睛一直发酸，一个星期过去了，我却始终没有哭出来，有两次张科长还象长辈般安慰我：“想哭就哭吧，到这里来的人第一个星期很少有不哭的，你哭出来会好些的。”
　　第二个星期开始的时候，我已经被正式拘留了。显然，“我是谁”的介绍毫不起作用，人家公安相信的是证据。蓉儿被解剖了，这让我有些许的安慰，死了应该有一个死了的样子，蓉儿死后还在床上摆出那样的姿势，让我心里很不好受。
　　星期一上午，张科长和李科长一起提审我，张科长一进来就开门见山地告诉我解剖结果。虽然经过解剖发现死者是吃了药物致死，并且没有任何被强迫吞服的迹象，但有两个疑点却不排除他杀的可能。第一是导致死者致死的药物，是一种国内目前根本无法买到的美国产品，在美国也是禁止出售的。由于这药物在瞬间致人于死却不造成任何痛苦，所以在西方被一些崇尚安乐死的人作为理想的自杀药物。象蓉儿这样一个妓女是很难得到这样的药物的。另外，虽然说这样的药物可以让人在“没有感觉中死去”，可是这毕竟是活着的人的一　面之词呀，到底在死亡的一瞬间死者有没有感觉，只有上帝和死者知道。所以，法医还是无法相信死者可以在吃完药物后居然如此从容大度地摆出撩人的姿势等着法医去拍照。尸检结果认为不排除死者死后被人移动过。
　　我听着张科长这样讲的时候，一边注意到李科长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书。当我瞥见书名时，不觉出了一身冷汗。据我所知，那本足足有五百页厚的犯罪心理学可以有两个用途：一是把它垫在我的头上，然后用重物击打，这样可以造成脑袋轻微振荡从而有可能让人失去控制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且这样做在外表上不会看到有伤痕，完全符合新公布的不许虐待嫌疑人的公安条例。不过鉴于我北京大学毕业以及美国留学回来很可能有海外背景的情况，再加上引起公愤的一位姓孙的湖北大学生刚刚在广州的收容所被虐杀这样的事实，我当时就排除了这本书的这一用途。不过如果他以这本书为根据来审问我的话，那情况可也好不了多少。两位科长坐了下来，李科长脱掉鞋子，把那本厚厚的书放在地上，垫在脚下，我暗暗地松了口气。
　　“杨先生，上个星期你基本上告诉了我们你是谁，不过就我们的经验，百分之九十的犯罪嫌疑人都会象你那样介绍自己。所以一个星期下来，我们其实还搞不清楚你是谁，或者你到底是谁。我们想，接下来是不是在我们提问提示下你告诉我们你到底是谁？请你每一个问题都实话回答，你在美国呆过，　在那里据说公民只对教父和心理医生讲真话，　对警察则讲假话或者　不讲话。　不过我得提醒你，　这是中国，　在这里公民都对警察和党讲真话。”
　　我垂下了头，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每天都有提审。和第一个星期明显不同，我无法再按照自己的思路告诉他们我是谁，我得回答他们的提问，按照他们的思路重新思考回答我到底是谁。
　　“你和谢婉蓉没有结婚证，她是妓女，你承认自己是嫖客吗？”李科长看着我，“当然，你没有女朋友，人总得解决生理问题，这些我们理解，但嫖妓是违法的。”
　　我不得不为自己辩解，我说我找蓉儿不是为了解决生理问题，应该是心理问题。我们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