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传-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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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翁”的笔名，后以“卫斯理”笔名写科幻小说。他比金庸小十多岁，金庸一向称他为“倪匡兄”，而他则叫金庸为“老查”。“老查、老查，也许不习惯，日子一久，则洋溢着一种亲切的感觉。”③

金庸说，副刊的定期作者，个个是他的好朋友。有时他和董千里、倪匡、亦舒等朋友（他们都在《明报》写专栏）吃饭，经常会问外面有一些什么人写东西写得比较特别。有一次亦舒向他提起黄子程，把名字写给他，他就叫王世瑜去找黄写两篇文章给他看一下，以后黄子程就在《明报》开了专栏。

①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130、131、133页。

②　沈西城《金庸与倪匡》，93—94页。

③　沈西城《金庸与倪匡》，114页。

金庸夫妇和王世瑜夫妇

潘粤生请农妇（孙淡宁）补“明周”专栏，被金庸发现，就在一个夜里十一二点，金庸忽然登门拜访，请农妇到“明月”工作，一做二十年。农妇说：“《明报》于我太陌生，同事陌生，环境陌生，后来我发现我不是查先生该找的人。我可以说，我对《明报》一无贡献，我感到很内疚。”

陶杰从1992年开始在《明报》副刊写专栏，每天一篇，就是金庸大力引荐的，当时陶杰还在英国广播公司任职。《无眠在世纪末》出版时，陶杰要把这本集子敬献给金庸，“感谢他当年对在异国的一个年轻人的扶掖与关怀”。①

《明报》受到知识分子读者欢迎不是偶然的。

1973年到1975年，内地正是“批林批孔”高潮，余英时在香港工作，每早必读《明报》，认为《明报》新闻取舍得当、风格清新活泼、社评警策有力，他最欣赏的是它能坚持中国报人的特有理想而不媚世取宠。在他看来，《明报》大体上能代表多数海外华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

1986年，香港新闻署的读者调查结果，《明报》发行量居香港第三位，在459。4万人口中，《明报》读者达42。3万人，占总人数的9％。每天出报11大张，40多个版面，套色印刷，每个星期天加送一大张《周日彩报》，还用卫星传真美洲版。1988年统计，在香港43家日报（其中41家中文报纸，2家英文报纸）中，《明报》的读者人数、发行量、广告收入居第三位（仅次于大众化的《东方日报》《成报》），《明报周刊》发行量、广告收入稳居十大周刊榜首。②香港人口从两百多万人到90年代增加到五百多万人，《明报》发行量通常保持在人口的五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

对于《明报》的读者群，金庸深以为荣，常有提及。1970年5月20日报庆日，恰逢国际新闻协会第十九届年会在香港开会的最后一天，他在《我们拥有“最好”的读者》社评中不无骄傲地说，“我们并不是销数最大、广告最多、历史最久、内容最完备的报纸，但我们读者的‘平均质素最高’，这是充分可以自信的”。

到1986年，金庸不满足《明报》已有的发行量，想在知识分子报纸的基础上进行扩展，“读者就像金字塔，所谓知识分子只在金字塔最上边的那一层，我们要做的是底下那一大片读者”。他起用王世瑜，在《明报》增加彩页，每周日出版“明虹版”，就是其中一个举措。

①　陶杰《无眠在世纪末》，文汇出版社1999年版，1—2页。

②　雷渝平《1988年的香港新闻事业》，《新闻研究资料》总第48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19—20页。

欧阳碧在他七楼的办公室目睹王世瑜对金庸毕恭毕敬，等到王走了，金庸却笑眯眯地说：“这位王先生很敢说话的，他不像潘（粤生）先生那样怕得罪人，我要改革报纸，就要用他这样的人。”欧阳突然明白了，之所以用她来检查报纸，是因为她进报社不久，没人认识她，可以“背对背”工作。起用王也是要让他来改革报纸。她感叹老板是下围棋的高手。但是老板也有老板的无奈处，他虽然公布王世瑜为《明报》总编辑，却没有写过一张字条说潘不再是总编辑。①九楼编辑部的总编办公桌坐的还是创业功臣潘粤生，王没有办法取而代之，各版编辑依然按习惯将做好的版样拿给潘过目，潘跟以前一样处理版样，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既然九楼上不去，王世瑜就在五楼找个地方办公，开始编星期天的“明虹版”。

彩色粉纸印刷的“明虹版”，一面整版都是性感的明星照，另一面是广告和生活类内容，随报夹送。有很多打工者将报纸贴在床头，每周可以换一张。明报大厦为此在六楼设了一间摄影室，请女明星来拍照。“窈窕版”（妇女版）和“消费版”的稿件和漂亮图片都要支援“明虹版”。

《明报》的发行量到底有没有因此扩大，也不好说，只是金庸看起来很高兴。可是，报社几乎每天都会接到来电或来信，质问《明报》为何改变编辑方针，走性感路线，等等。甚至有学校不想让学生受“精神污染”，以退订抗议。他只好对下属解释：“做报纸跟做其他生意一样，都是生意，不能一味扮清高，曲高和寡啊！”②

也是这时，他意识到长期实行家庭式管理存在弊端，要引入制度化的轨道，改善并建立福利、退休、休假、字房等制度，陆续成立编辑委员会、行政委员会等。他重用吴霭仪，也是想改革，希望她把《明报》办成“全世界最好的中文报纸”。但当改革触及潘粤生、龙国云这些元老时，就进行不下去了。她从1987年12月出任《明报》督印人，到1990年她的改革只能以失败告终。她却说：“……在明报办事，发表意见亦是肆无忌惮，从来只有得到鼓励和优待，我的‘洋脾气’怎样不符合中国人传统的习惯，查先生也从来没有表露过丝毫不满。……他令我深感佩服的地方，实在太多太多。”①

①　1986年3月11日编辑委员会会议记录，短期内任命潘为副社长，王世瑜为总编辑。见张圭阳《金庸与报业》，290—291页。

②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57、58、98、99、127页。

1986年，明报出版部发展为明报出版社（明窗出版社是子公司，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则是金庸独立创办的，主要出版金庸的武侠小说，与明报集团并无关系），出的第一本书就是倪匡（卫斯理）的《钻石花》，金庸、温瑞安等人的武侠小说，倪匡的科幻小说，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农妇的杂文，张君默的散文，蔡炎培的诗集都出过。1987年开办的翠明假期有限公司（旅行社），专门经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欧洲的旅游业务，到1991年，营业额有1。9亿港币。

《明报》变成了明报集团有限公司，细心的女编辑欧阳碧发现了信封、信笺的变化，以前是白纸黑字，印着“明报有限公司”中英文和地址，十分朴素，像个素面朝天的村姑。集团成立后，信封、信笺都改成淡黄色，纸质也比以前高级了，特别设计的《明报》标志，以红色和黄色嵌入，如一轮红日傍着一弯月亮。老板也有了专用的信封、信笺，一种在“明报集团有限公司（中英文）和标志之下，印着英文LOUISCHA，下面还有一行英文小字Chairman&Publisher”，另一种只有英文：LOUISCHA，下面是英文的《明报》地址。她猜想老板喜欢金色和红色，在信封下端、信笺上端都印了金、红两色行线作装饰，他的办公室就是以这两种颜色为主色调的。②

二、“查氏字条”

金庸的英文名字叫LouisCha，国际新闻界并不陌生，称他为“查（茶）博士”，却不知这个Cha实际上要读Zha。《明报》内部，无论是总编辑还是排字房的工人，上上下下都叫他“查生”或“查先生”，背后谈到他才会用“查老板”，除了开玩笑，不大有人当面叫他“查老板”。他本人打电话回报社，也自称“查先生”。

董桥说：“我追随查先生做杂志、做报纸那么多年……我在查先生处学到的最实际的东西，是他对新闻写作与评论的技巧，以及他对编采人员的专业的尊重与宽容。他常说，那也是他从实践中学习到的修养。”①

①　吴霭仪《金庸小说的男子》后记。

②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166—167页。金庸唯一正式出版的社评集《香港的前途》封面也有金、红两色装饰线。

金庸自述对报社工作同人个个敬若上宾，不善于督促领导，因此《明报》内部气氛十分和谐，但不免松懈散漫，过分自由。②在《明报》工作过的人确实很少看到他发脾气，他平时话不多，喜怒不形于色，那张四四方方的国字脸给人一种严肃木讷的感觉。在欧阳碧眼里，他是典型的江南人面孔，一说起话来便带着微笑。不论他讲什么，都是一副笑眯眯的脸孔。不过，笑尽管笑，他想要做到的事，他会全力以赴排除万难去实现。不喜欢他的人，背后称他为“笑面虎”。③

他笑起来，双眼连成一线，方方正正的国字脸上带着庄重含蓄的表情。④有人说，“他不说话则已，一说起话来语速很快，密不透风，显然思维敏捷活跃”。⑤其实，与他熟悉的人都说他不擅辞令，不是那种讲话滔滔不绝的人，与他善于写作形成了明显的反差。与他做过多次对话的池田大作说他“质朴寡言”。倪匡说他讲话一向不多，广东话、国语都不行。⑥“他讲话很慢，似乎每字每句都要经过细思才说出来。有时，给问得急了，他便会涨红脸，讷讷的，半晌说不出话来，真教旁人替他着急。”1975年第一次在一忽然座谈会上见到金庸，沈西城就留下了这样深刻的印象。⑦

主持偌大一个明报集团，他另有高招，要交代员工办什么事，有什么指示或意见，或与作者交流意见，他喜欢以笔代口，写字条。

他的字条通常写在明报的便笺上，还有固定格式，上款某某先生或兄，然后列出要办或要解释的事，若事情超过了一项，就会标明号码，逐项详细开列，下款常常只署一个“查”字，还有日期。有时上面还有“社长意见请传阅”的刻印字样，然后发给各版编辑。他的字很像瘦金体，笔画分明，工工整整，属于最受排字房欢迎的字体，如同他的性格一样一丝不苟。①

①　董桥《没有童谣的年代》，110—111页。

②　金庸《与读者诸君共同进步》，《明报》1973年5月20日。

③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17、204、224页。

④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15页。

⑤　熊光楷《往事悠悠寄书香》，《羊城晚报》2008年3月16日。

⑥　李怀宇《访问历史》，78页。

⑦　沈西城《金庸与倪匡》，10页。

1986年4月，欧阳碧受命做《明报》的质检工作，就是检查报纸质量并比较与《东方日报》《成报》等报的差距，具体工作金庸就是通过这样的字条交代的，包括各个版的错字、错误标题、同一新闻的处理、优劣比较等。在她递交的书面检查报告上，他也会用红笔在空白处写下意见，每份“红批”过的报告，还要传给总编辑、副总编辑、各版编辑，他们阅后都要签名。因为编辑部对于报纸检查工作有抵触情绪，一段时期下来效果甚微，他不大高兴，当年8月下达了一张字条：

欧阳小姐系本报所聘请检查日报版面的专职人员。她检查的报告，经本人详细批阅，错误或不妥之处，经本人改正。但编辑部对此似乎极少反应，指出后的错误仍一再重复，令人失望。

如果对她的“检查”或对本人意见有不同意见，请随时提出，胜于不闻不问，甚至不看不理。②

1990年12月27日，他给董桥等人一张字条：

董桥先生：

编委、编辑、校对各位：

本报不要用“若果”，这是广东方言，不是正统的普通中文。本月十七日我写的社评中，两个“如果”都给改作了“若果”，相信因为我草书的“如”字，校对先生以为是“若”字之故。以后一般文章中都不要用“若果”……

请编委各位研究一下。

查

九○、十二、廿七

①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05页。

②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24—26页。

金庸的字条

他还加了一句：“可用‘若’‘倘若’‘如果’，但不用‘若果’。此为习惯，无理由可说。”①

语调虽然客气，却是不容商量的口气，是一种指令，这也算金庸特色的“字条治报”吧。

就是向专栏作者约稿，金庸也喜欢写字条，李文庸就收到过金庸邀请他为《明报》副刊写一篇小说的条子。

数十年间，金庸在《明报》到底发出过多少张字条，早已无法统计，数字必定相当惊人，如将这些字条集在一起，不仅可以给《明报》，也可以给报业史、传媒研究提供第一手的活资料。他以字条来管理报社事务，庞大的明报集团就是在他一张张字条下成长起来的。

他自称：“我管《明报》其实是很独裁的，我拿起稿就改，由头改到尾。”《明报》是他的“一言堂”，他说一不二，几十年来他的合伙人、老同学沈宝新都是听他的。“在香港办《明报》我是主要投资人，拥有报纸百分之八十的股权，另外一位拥有百分之二十的股东沈先生是我在浙江读中学时的老同学，我们是好朋友，他从来不反对我的意见。我做董事长、社长、总编辑、社评执笔人，什么事都是说了就算，不用讨论。”

他一个人说了算，好处之一是效率高，反应灵敏，编辑部下午打电话到他家里：“查先生，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我们怎么反应？”他在电话里回答：“即刻出版号外，评论与做新闻都谴责政治上的恐怖行为。”“但我们反对美国打越战啊！”“那是两回事，美国打越战，照样反对。但反对行刺肯尼迪。谁有美国签证，即刻订机票去华盛顿采访。”“好的。×××有签证。”“就派他去。叫他来听电话，我来告诉他怎样采访。”

金庸表示，“报纸是老板的私器……新闻自由其实是新闻事业老板所享受的自由，一般新闻工作者非听命于老板不可”。80年代，在香港未来政制的安排上，《明报》其他社评执笔人的立场和他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