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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传-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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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也很兴奋，主要是没有政治运动，没有整肃、斗争、清算那一套，可以自由研究，当局鼓励读书。”①
《明报月刊》9月号因刊载《中国之旅——查良镛先生访问记》、邓小平与金庸的谈话记录，出版三天就全部卖完，9月9日加印，过不了几天又售罄，9月13日第三次加印。金庸多年来写的社评、小说以及其他体裁的文章都很受重视，很受欢迎，这次他去中国各地旅行回来，大家当然希望听听他的所见、所闻、所思，再版三版，并不奇怪。“《中国之旅》抢购一空，也证明大家实在关心中国，更想知道熟悉中外政治形势的知识分子怎么看中国的今天和明天。”①
① 《明报月刊》1981年9月号，10—11页。
四、“我心里很乐观”
金庸第一次访问台湾时，他的小说在海峡两岸都是“禁书”，只有两岸高层领导人才有“特权”可以享受。“你猜邓小平和蒋经国的共同读物是什么？……答案是金庸小说。”当他复述这个听回来的“秘密”时，脸上挂着格外灿烂的笑容。
甚至海峡两岸政治上对立得很厉害的人，国共两党人士，平时谈不拢，对金庸小说都很一致，都爱读。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先生，可能是内地最早接触金庸作品的读者之一，据他夫人卓琳女士说，邓先生在七十年代后期自江西返回北京，就托人从境外买到一套金庸小说，很喜欢读。……而据台湾新闻界人士透露：海峡对岸的领导人——国民党中央前主席蒋经国先生，生前也很爱读金庸作品，他的床头也经常放着一套金庸小说。②
1980年10月起，广州的《武林》杂志连载《射雕英雄传》，标志着金庸的武侠小说登陆，第一天发行就卖出四万多册，赶紧加印。《武林》成了广州最畅销的杂志。不过只连载到第四回就停止了，因为盗版书已出来。1981年7月26日，《明报》报道了《广州首先解禁武侠小说》。
金庸的内地之行，与邓小平的会面，打开了与大陆关系的新局面，最明显的变化是，《明报》社评的批评字眼越来越少。也是从这时起，他对整个中国充满了一种乐观的情绪：
对中国内地乐观，对台湾乐观，对香港乐观，也就是对整个中国乐观。我觉得中国内地目前发展经济的基本政策是对的，但应当逐步让人民有更多自由，更多的机会。……
① 《明报月刊》10月号《编者的话》，陈子善编《董桥文录》，646页。
② 严家炎《金庸热：一种奇异的阅读现象》，《明报月刊》1999年4月号，42页。
从前中共和台湾的政策都不大好，甚至不好，我就两面不赞成，人家说我“左右不讨好”。现在我觉得双方的政策都在进步，有人就说我是“左右逢源”。其实男子汉大丈夫，既无求于人，又需要讨好什么、逢迎什么？
自60年代以来，《明报》的中国报道就具有权威性及影响力。金庸与邓小平会面后，《明报》进一步加强了对大陆的报道，并享有北京官方给予的特权，中新社每天都向《明报》提供中国方面的消息，《明报》有选择权，不是每篇稿子都用，如果采用，则可以“本报专讯”名义报道。这一特权，连左派《文汇报》《大公报》都没有。因此引来各方面的揣测，《明报》与北京官方是否有什么不寻常的关系？是否已改变一贯中立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金庸重申“有容乃大，无欲则刚”的办报信条：
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有条件在报刊内容上兼收并蓄，在意见上尽量欣赏任何一面的好处，尽量“与人为善”，可以有条件独立生存，无求于人。……总之是设法做到无愧于心，尽一个报人的责任就是了。①
但外界依然议论纷纷，香港一家杂志发表文章，说金庸办报成功，在港置了不少房地产，资产大了，舍不得放弃，又害怕将来共产党收回香港后收回这些财产，故改变立场讨好某些方面，以备局势一旦有变，可以保住身家。金庸反驳：“那真是门缝里瞧人，把人看扁了。如果局势真的有变，难道‘讨好’一下，就能保住身家吗？如果连这样简单的道理也不明白，我怎么还有资格来评论世事时局？”
1983年5月20日，金庸以社评形式发表声明《自由客观，决不改变——出版廿四周年》，一再承诺“自由客观的风格决不改变”：
我们有一个斩钉截铁的志愿：决不会对不起《明报》的老读者。如果环境变迁、条件变动，《明报》不可能再维持自由客观的风格，我们立即关门收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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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报月刊》1981年9月号，13—14页。
我们不信局势会变得很糟。中共目前务实派的路线，对中国国家人民有利，长期来说，对香港也有利。……但世事往往有出于意料之外的不幸变故。万一中共极左派复辟，香港人失却自由与法治，《明报》怎样？ 《明报》当然停刊不出，我们办报的人走得掉的就溜之大吉，走不掉就沉默偷生，活一天算一天。在此以前，我们出版一天，就一天为维护香港人的自由与法治而努力。
1984年，他又解释：
我们不是无原则地批评，例如共产党不可以说它一无是处，要是它做什么也是错的话，这个政权两三天已垮台了，不会发展至今。它也有合理的地方，不可单凭一己偏见反对它。我们只是秉持实事求是、公正客观的原则办事。
这一连串表态一度平息了舆论对他的批评，却因《明报》专栏“哈公怪论”突然腰斩而再起波澜。哈公原名许国、许子宾，福建泉州人，1933年生于菲律宾，1951年来香港。70年代后期开始在《明报》副刊开设“哈公怪论”专栏，以冷嘲热讽、嬉笑怒骂的文字，吸引了不少读者。1984年5月25日，香港电视播出邓小平怒斥耿飙、黄华“不在香港驻军是胡说八道”的新闻后，哈公写了一篇《八道胡说》的怪论，《明报》压下不发，于是他罢写九天。1985年9月1日，“哈公怪论”再次出问题，有媒体披露金庸有短简致哈公，示意“哈公怪论”不能再写了，而哈公称，“不是示意不能再写，而是示意要‘炒鱿鱼’。”10月4日，金庸亲自执笔，以“明报编辑部”名义在原来“哈公怪论”位置刊出《关于》逐一辩驳，哈公对此则有八处亲笔批注。《明报》副刊的“哈公怪论”从此没有恢复。1986年1月28日，金庸在《什么是言论自由？》社评中辩称：
《明报》以前对中共的政策猛烈抨击，近年来却赞扬多而抨击少，这并不是我们自律了，而是根据理性的判断，以前中共专制横蛮的政策必须予以抨击，目前中共开放改革的政策值得赞扬鼓励。……近来我们对中共的批评比较温和而婉转，主要是对事而不对人。这是事实。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在支持开明改革路线，在反对保守顽固路线。
后来，《明报》开辟“自由论坛”版，“哈公怪论”又有了一席之地。1987年2月因一篇怪论被压，哈公第三次罢写，“哈公怪论”最后消失。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新闻占了《明报》的三分之二篇幅，“特约通讯”栏经常刊出徐铸成等名家的文章。经高层批准，《明报》可以在中国境内限量发行，虽只限于党政机关、宣传文化机构订阅，但《明报》毕竟悄悄地进入了内地，几年后发行量突破一万份。1989年6月11日，金庸在社评中称：“过去几年中，《明报》能有限度地不公开进口，高层和中级干部、大学教授讲师和研究生，报刊的编辑人员有机会天天看到。我们希望能带进外界的讯息，帮助能影响中国前途的人士多了解世界真相，把中国带上富强康乐的道路。尽管我们的作用很小，总觉得是努力在为国家民族尽一己之力。”
五、追念胡耀邦
1984年9月26日，中、英两国就香港前途问题，在北京草签《中英联合声明》。两个多星期后，金庸再次应邀访问北京，这一次安排他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会面。10月19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即将举行，主持会议的胡耀邦抽空在中南海与金庸会面，在座的还有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等。胡耀邦一见到他，便热情地说：“很欢迎你到北京来！……香港的朋友们以前见过几次，个别会见谈话的，你是第一位。”胡耀邦将55岁的胡启立、42岁的王兆国介绍给他。
胡耀邦谈到当天上午在民主党派人士会上讲的话：
若说哪一个人“无比英明”，我说言过其实。你说我们比较“开明”，可以。开明是开，开放是开，广开言路是开，开诚布公是开，开创局面也是开。英明还加上无比，就不那么合适了。
他接着说，“我们开创这个局面不外靠小平同志说的三条，一靠正确的政策，二靠集体，三靠有远见，有长远打算，要提拔年轻干部，关心下一代”。
胡耀邦透露“四人帮”还活着，每天看电视、看报纸，国庆节在电视上看了阅兵游行。“江青看了电视，她说邓小平那么健康，真没想到。她说她和邓小平本来没有什么大的分歧，只是小问题上有分歧（众大笑）。她是顾左右而言他。”说到华国锋、汪东兴，“他们不同，他们打倒‘四人帮’有功，不过错误也不少”。“他们还是坚持那一套，想搞第二次英明领袖。华国锋现在的待遇比我高……我们总结了历史经验，对犯了错误的同志，生活待遇不降低，子女不受影响。”
金庸问及：“海外人士担心，推行藏富于民的政策，不可避免会发生有人钱多有人钱少，一部分人富，一部分人穷，社会上不免会有矛盾。中央对此有什么考虑？”胡耀邦让胡启立做了回答之后又补充说：
这里有一个引导的问题，也有政策问题，不着急。中国还有贫困地区，我们还给予补助和救济。宪法规定，劳动力不是商品，可以付给一定的报酬，保持较好的待遇，但劳动力不能买卖，不能变成人身依附关系。这就根本不存在劳动力的剥削问题。“生产致富”与“剥削别人劳力”是两回事。我们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是不会受到冲击的。
谈话结束，胡耀邦说：“查先生明天不走吧？明天中午简单广播，后天早上可以拿到我们三中全会决议全文。欢迎你下次再来，全国没有去过的地方，可以到处去看一看。”①
初次见面，胡耀邦坦率、热诚、开朗的个性，给金庸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这次到北京，金庸还想看望罗孚，罗于1981年以“间谍罪”判刑，当即假释安排在北双榆树的一套住宅。金庸向接待他的中国围棋协会主席、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提出这个要求，被婉辞推掉了。①
① 《明报》1984年12月5日—9日。
当年金庸与左派圈子交恶之后，老同事只有罗孚有胆量与他保持联系。在双方阵营视若敌国的年代里，仍维持了“人的交往”。以后，当罗家遇到困难时，他也伸出过友谊之手。②
金庸对内地充满了美好的期待。1986年1月，《明报月刊》二十周年，他在《丙丁之岁》一文中说：
中华民族在经历了苦难的“文化大革命”之后，眼见正在逐步走上治平的正轨，希望在今明两年之中奠定不易之基，从此兴旺发达，永无变乱——“变”当然是要不断地变，然而是越变越好，变而不乱。③
胡耀邦是邓小平之外，金庸最心仪的中国领导人。三年后，胡耀邦去世时，他写下充满感情的社评《致力改革、正直诚恳、深得人心》：
然而中国成千上万老百姓，尤其是知识分子，对他着实有一份敬爱和亲厚的感情。与其说他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功绩，因而使人爱戴，不如说由于他对开放和改革的热诚与坚持，坦率性格之可亲可爱，感动了千千万万中国普通人民的心。……
胡耀邦是成功的，他赢得了海内外无数中国人的感佩和敬仰。④
那年4月22日金庸的社评又说，“胡耀邦的作风和主张，令他成为青年人心目中的爱戴人物”。
1993年3月18日，金庸应国务院新闻办、港澳办、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邀请，再次来到北京。第二天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江泽民在中南海与他见面时说：“我们年纪都差不多，也都是在胜利（引者注：指抗战）前后和解放前上的大学，都经历过民族和国家的艰危困苦，有许多思想感情是共通的。我读你的政论文章，有些地方能起共鸣。”临别时，江泽民送了十七本书给他，包括《浙江文化史》《浙江地名简志》《浙江方志源流》《浙江民俗研究》等，都与他家乡有关，其中有一本《两浙轶事》，江泽民笑着说：“这里面有一篇关于你中学时代的事，很有趣，说到你在中学时给训导主任开除的经过。”
① 陆铿《北京会罗孚》，罗海雷《我的父亲罗孚》附录，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11年版，425页。
② 罗海雷《我的父亲罗孚》，185、316页。
③ 《明报月刊》1986年1月号，3页。
④ 《明报》1989年4月16日。
此行金庸最大的感慨之一是，中国不再把阶级成分作为任用干部的决定性条件，上大学、分配工作、婚姻、考核等许多方面，也已不再计入阶级成分的因素。“这个干部政策的大改革，是在胡耀邦手里完成的。中共对此一直不作什么宣传，其实这件事重要之极。”他想到自己的家庭出身，外交官之梦因此破碎，认为一个人因出身不好而受歧视，终生不能与别人平等，那是最大的违反人权。“中共取消阶级成分制度，是十年来在人权问题上所作的最大改进，欧美国家对此全然缺乏了解。”
胡耀邦的音容笑貌长留在他的记忆当中，离京之后，金庸到山东东临渤海的最尖端“天尽头”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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