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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传-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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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有日机的空袭警报。因为轰炸不断,嘉兴人心惶惶,时局日趋紧张。嘉兴中学9月1日照常开学上课,学校里虽挖了防空洞、防空壕,布置了灯火管制,窗户上挂了黑布窗帘,还是不安全,大多数人都撤退到二十里外的新塍镇,学校租屋作教室开班上课。②新塍是嘉兴北部一个大镇,也是撤到后方的必经之路。《射雕英雄传》第三十五回《铁枪庙中》黄蓉提到过这个地名。

11月5日拂晓,二十万日军在大雾掩护下从杭州湾金山卫、全公亭一带登陆,嘉兴危在旦夕,查良镛的家乡海宁首当其冲。有“家”可归的学生自行回家或由家长接走了,还有数百名家乡已处于危险境地的学生留在学校,一时人心惶惶,陷入混乱。

当年遭寇难,失哺意彷徨。

母校如慈母,育我厚抚养。

……

这是查良镛五十五年后写下的诗句。危难之际,张印通校长不顾经费不足和前途莫测,带领师生南迁。经过一天一夜极度紧张的准备,11月11日,他们匆忙离开新塍,踏上流亡之路。由于时间紧,原来约定与章克标等老师在德清聚齐再一同后撤,也没来得及。六天后(11月17日)三架日机轰炸新塍镇,当晚数十名日军潜入新塍,残酷地杀害了十三人。又过了两天(11月19日),嘉兴沦陷。1938年6月10日,他们学习、生活过一个多月的新塍镇东半边被日寇一把火烧光。

① 金庸等《三剑楼随笔》,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211页。计算到小数点后七百多位,参考五明子《金庸与(算学的故事)》,《东方早报》2008年9月8日。金庸记忆有误,五明子予以纠正。

② 章克标《世纪挥手》,海天出版社1999年版,203、204页。

二、千里流亡

流亡师生从新塍出发,经乌镇、练市、余杭、临安到达於潜,先是坐船,接着水路不通了,只能步行,他们晓行夜宿,到於潜小驻,本来打算上课,传来11月24日杭州沦陷的消息,只好起程南行。过分水,到了桐庐,半夜里,学生在睡梦中被叫醒,匆忙集合出发,队伍刚刚走过浮桥,身后火光熊熊,浮桥烧断了。走出二三十里,等天色微明,才歇下来吃早饭。老师告诉他们,昨夜宿营处,日寇逼近,相距不过一二十里,真是惊险万状。

学生大多数都是十四五岁,年龄最小的只有十二三岁,还有女同学,虽说轻装前进,每人只带一条棉被、几件简单的换洗衣服,但徒步跋涉,背上的行李只会越来越重,每天一般只能走三十到六十里。走得最远的两天,日行九十里,不少同学脚上都起了水泡,水泡磨破了出血不止,靠木棒或竹竿支撑,一步一移。走不动了,他们就唱支歌。

张印通校长和二十多位老师、全体学生同行、同吃、同住,每到宿营地,都是稻草在地上一铺,就地而卧。他们吃得同样非常简单,每次发一元钱要用好几天,常常买三个铜板的山芋充饥,吃上一只粽子就是一顿奢侈的美餐了。在疲惫的流亡途中,老师仍要抓紧时间给学生上课。没有教室,没有课本,没有学习用品,学生就坐在树荫、屋檐下,老师凭着一块很小的黑板上课。

时已初冬,天气一天比一天冷,经费不足,师生常处在冻饿威胁之中,前无定所,后无接济。队伍过建德、兰溪,走到金华时,长期驻扎嘉兴的苏浙边区绥靖公署主任、淞沪前线总指挥张发奎被张印通带领师生艰难南迁的事迹所感动,派高级参谋驱车赶来,赠送大洋一千元,言明不需要正式收据。

流亡师生吃山芋,睡泥地,风餐露宿,行程千里,经过近两个月的跋涉,终于在1937年12月下旬到达丽水碧湖镇,没有一个人掉队。路上曾有教师力主解散学校,让学生自谋生路,以致人心浮动,大家不知所措。关键时刻,张印通召集全体师生讲话:“只要有我张印通在,我就要对学生负责,坚持到底!”当年和查良镛一起亲聆过这番话的学生吴慧芳说:“虽事隔近半个世纪,当时情景,犹历历在目。这响当当的几句话,至今犹铭刻在我的心中。”

三、母亲之死

1937年9月30日,海宁至杭州的汽车停开,电信中断。11月5日中午,日军登陆,炮轰海盐县城,海宁受到严重威胁,城镇居民开始逃离。I1月17日,海宁县政府部分人员开始撤离。第二天(也就是查良镛踏上流亡路七天后),县城和各集镇居民纷纷去往浙西山区或偏僻农村避难。他的父母也带着全家逃难,渡过钱塘江,在对岸的余姚庵东镇(现归慈溪市)落脚。

11月20日,日寇侵入海宁硖石,23日,海宁县城(现盐官镇)沦陷。12月,日寇第七中队步兵中队长野口中什率兵150人,配备小炮一门、重机枪三挺,侵占了查良镛的故乡袁花镇。

在庵东镇,徐禄不幸得了急性菌痢,因无医无药,几日里腹疼沥血,食不下咽,几至虚脱。查枢卿亲自采摘草药,和着鸡汤让妻子服用,但妻子最终病亡。查枢卿悲痛欲绝,日夜守灵不肯离开。这年,查良浩只有4岁,2岁的良钰尚嗷嗷待哺。①

远在丽水碧湖的查良镛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得知母亲病故的消息,后来弟弟良栋也病逝了。在家乡沦陷、母亲撒手而去的岁月里,也许没有什么比冰心的作品更能打动一个少年学子的心了。很多年后冰心离世时,他写下这样的诗句:

在蓝天下,碧海上,闪烁的星星下,大船的甲板上,

你母亲抱着你,你出一身大汗,病好了。

我为你欣喜,感觉到了自己母亲的爱,

我也生过大病,妈妈也这样抱过我……

查良镛在碧湖读冰心作品时,心里想的是自己的母亲,少年丧母是人生至痛,这是一道永远无法弥平的伤痕。

① 蒋连根《金庸与他的两位母亲》,《名人传记》2002年第3期,40页。

查家在庵东镇一住好几年。钱塘江南岸的庵东以产盐著称,号称“盐都”,那是母亲的埋骨之地,《倚天屠龙记》写到这个地方——

靠右近海一面,常见一片片光滑如镜的平地,往往七八丈见方,便是水磨的桌面也无此平整滑溜。俞岱岩走遍大江南北,见闻实不在少,但从未见过如此奇异的情状,一问土人,不由得哑然失笑,原来那便是盐田。当地盐民引海水灌入盐田,晒干以后,刮下含盐泥土,化成卤水,再逐步晒成盐粒。俞岱岩心道:“我吃了三十年盐,却不知一盐之成,如此辛苦。”

傍晚时分来到余姚县的庵东镇。由此过钱塘江,便到临安,再折向西北行,经江西、湖南省才到湖北武当。晚间无船渡江,只得在庵东镇上找家小店宿了。

其中包含了查良镛自身的人生经历和体验,他对这个小镇的特殊感情。他在碧湖读书时到过这里。

当时钱塘江以南守御这一条线的是湖南部队,即国民党王东原的部队,士兵打仗很英勇,防守得很好,查良镛觉得他们很了不起。在浙江南部念书的人对那支部队很亲厚,常常去慰劳他们,觉得这些湖南老乡帮他们守卫家园,不容易。192师师长王东原是湖南宁乡人,两个儿子都在碧湖读书,跟查良镛是同学,还带他去部队看过。①

1938年1月15日,日军增兵袁花,旋即离去。3月,国民党62师318团谢明强部从绍兴渡江进驻袁花镇。4月10日,日军调集大批兵力,从海宁县城等处据点出发,侵袭袁花,遭到中国军队迎头痛击。日军轰炸袁花,谢部士兵在袁花酱园弄等处与日军巷战,双方均有伤亡。日军在袁花西侧的高木桥放火,一直烧到瑞梓堂药店火墙,烧毁大量民房,坊官桥河南鼎新、裕和两酱园也被焚毁。5月6日,六架日本飞机轰炸袁花等地。1938年8月1日,日寇再度进犯袁花,中国军队浴血奋战三天,袁花附近包家山曾作为重要的战场,日寇伤亡不小,当他们乘夜色撤离时,还造成两路日军互相开枪,开炮,伤亡二三百人。为了泄愤,日寇在盘踞龙山小学堂八天之后,放火将袁花镇东市的房屋全部烧光,大火持续了数天,三公里的长街闹市满目焦土,昔日繁华的江南小镇被付之一炬,幸存的只有寥寥可数的破旧房子,天仙府塘河上漂浮着无人收拾的尸体。据不完全统计,被烧毁的房屋有三千多间,被杀者无法计数。在浙江沦陷各县中,海宁损失最严重,海宁最惨的是袁花镇,十室十空,民穷财尽。查家的大量房产也在这场战火中化为灰烬,一个历六百年绵延不绝的书香门第就此中落。

① 朱汉民主编《智者的声音——在岳麓书院听演讲》,湖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129页。

查良镛说:“我家庭本来是相当富裕的,但住宅给日军烧光。母亲和我最亲爱的弟弟都在战争中死亡。我中学时代的正规学习一再因战争而中断,所以对中国古典文学及英文的学习基础没有打得稳固,到了大学时代及大学毕业后才凭自学补上去。

“不过战争也给了我一些有益的磨炼。我此后一生从来不害怕吃苦。战时吃不饱饭,又生重病,几乎要死,这样的困苦都经历过了,以后还有什么更可怕的事呢?”①

四、第一本畅销书

碧湖距丽水约二十公里,位于松阳、龙泉、遂昌等县之间,有一片群山包围的小平原,农田广阔,水利畅通,盛产稻谷杂粮,是个千年古镇,自古就是邻近各县农副产品的集散地。每逢集市,周围农民、商贩都要来赶集,当地人称集市日为“行日”,赶集叫“过行”,每逢农历丑、辰日就是碧湖的行日,丑日为“大行日”,辰日为“小行日”。一到行日,龙子庙前的猪行、羊行、鸡行、竹木行、五谷杂粮行,集市贸易广场上的大行都热闹非凡。抗战时期这个山区集镇成为浙江重要的文化中心,当嘉兴中学师生到达时,省政府已在这里设立了一些战时机构。

碧湖并没有湖,松阴溪和大溪(瓯江上游)在此交汇,水面宽阔,溪水澄碧,“树凝碧,溪如湖,远眺群山环绕,近观是一片宽宽展展的田野”。为纪念张印通校长带领全校逃出沦陷区的劳苦功绩,嘉兴中学的师生将一枚张发奎所赠的银元加工制成纪念章,上面镌刻了“甘苦同尝”四个字,还举行了一个简单而意义深重的仪式。张印通在答谢时说:“在我的一生中,有两件事情是最值得我纪念的,一件是学生时代曾获得计先生①的一枚奖章,另一件就是今天了。”

①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74页。

嘉兴、湖州、杭州等地相继沦陷,1938年1月,浙江省政府在碧湖开办浙江省战时青年训练团,分高中学生组、简师班②等,收容从战区逃出来的学生,张印通担任青训团简师班主任。初到碧湖,学生们都参加这个训练团受训,一边读书,一边军训,他们穿上了军装,男生是灰军服,女生是草绿色军服。他们在这个战时青年训练团共有半年,地上铺些稻草就算是床铺。

嘉兴中学另外在碧湖成立了一个办事处。每逢星期天,同学们可以像回家一样到办事处去。这一天,他们往往能享受到一顿丰盛的午餐,老师和学生像家长和子女那样团聚在一起,度过美好的一天。查良镛后来回忆说,少年时候,同学之间毫无利害关系、毫无机心,可以推心置腹、毫无保留地吐露心事。他最要好的朋友,都是中学时代结交的,那时候大家一起吃饭,住同一个宿舍,一起上课学习,生活亲密。

随着杭州等地的沦陷,许多学校也相继来到碧湖,小小的碧湖一时学生云集,逃难的人流蜂拥而至,机关、团体、军营、商店林立,寂寞的山镇变得喧嚣繁华。各校校长纷纷向教育厅建议设立临时学校。1938年7月,教育厅决定由杭、嘉、湖七所省立中等学校(包括杭州高中、杭州初中、杭州女中、杭州师范学校、杭州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嘉兴中学、湖州中学)组成浙江省立临时联合中学,分高中部、初中部和师范部,由原来七校校长担任校务委员,实际上当时只有张印通、周育三(湖州中学校长)、唐世芳(杭州初中校长)三人在碧湖。不久教育厅决定由张印通任主任委员兼高中部主任,唐世芳任事务部主任兼初中部主任。凡从青训团转过来的七校学生按照各原校所发的成绩单或证明书,分别编入三部的班级。各校迁校过程中先后离开的学生、沦陷区逃出来的原七校或其他学校的学生经查核属实,也准其入学。丽水、碧湖等附近地区有同等学力志愿入学的,经过考试,择优录取。因名额有限,报考者太多,录取的不多。

① 计仰先,老同盟会会员,民国初年曾任嘉兴中学校长。

② 简师,简易师范学校的略称。民国时期,初级师范教育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即简易师范学校,招收高小毕业生,修业年限四年:后期即师范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修业年限三年。

1938年9月初,联中正式开学,编入初中部的人数最多,分为十二个班级,查良镛终于恢复了中断的学业。次年,联中三部各自独立,初中部改名为浙江省立临时联合初中,高中部改名为浙江省立临时联合高中。

这么多学校来到碧湖,校舍问题不好解决,只能因陋就简,“进庙宇、借祠堂、租民房、盖草堂”,临时建的校舍都是“木柱、草顶、泥筑壁”。高中部在龙子庙(现是粮站),师范部在三峰禹王庙。初中部设在碧湖上街的沈家祠堂和叶家祠,学校办事机构、教室、男生和部分男教师的宿舍设在沈家祠堂。正中的房屋作为礼堂,全校师生经常在这里集会,两侧是男教师宿舍。由正屋侧面经由小巷前行,前后房屋都是男生宿舍,两边靠墙设有上下两层的竹架床,中间是走道,查良镛在这里住了一年。后面是一片空地,东侧有一棵大樟树,新建了一字形三排十八间较为宽大的房屋,泥墙草顶,十二间作为教室,其余的作为办公室、图书室、游艺室。教室两面开窗,光线充足,空气新鲜,虽然里面只有白坯的板凳条桌,但在抗战时期这已是一个良好的学习场所。旁边的洞主殿是学生餐厅,有桌无凳,师生都是站着就餐。西北是大操场,背面是校医院。操场两侧有许多石碓,每当空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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