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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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的民意。匡互生彻夜难眠，热血沸腾，与相知好友月下密谈，决计为国牺牲，写好遗书，将后事托嘱友人，说：“我死后，要家人知道。我为救国而生，为抗敌而死，虽死无怨。”
　　王国维早年负文名，有海宁四才子之目，然贫困不能自给，投身罗振玉所办之农报馆，屈尊做校对工作。一日，罗到馆办公甚早，听到王在朗读《庄子》，音节苍凉，不禁奇之。与之一谈之下，更是叹赏不已，遂收为弟子。两人后来一度交恶，但王投水自沉后，罗却说：“静安以一死报知己，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
　　王国维遗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
　　孙中山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40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1935年10月22日，戈公振去世，弥留之际说：“国势垂危至此，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其死让邹韬奋等人悲痛至极，沈钧儒读了邹的悼念文章，抵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慨然命笔，赋诗四首，最后两首曰：“哀哉韬奋作，壮哉戈先生！死犹断续说，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他自述第四首先写一句，竟不能续，再写仍是这五个字，写完后，泪滴满纸。
　　鲁迅去世前说：“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鲁迅逝世前在病榻上完成散文《死》，并在该文稿上立下了著名“遗言”：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施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1937年初，于立忱回国后自缢身亡，绝命书曰：“如此国家，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
　　1940年，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决定与戴望舒离婚，戴望舒为此发出《绝命书》：“从我们有理由必须结婚的那一天起，我就预见这个婚姻会给我们带来没完的烦恼。但是我一直在想，或许你将来会爱我的。现在幻想毁灭了，我选择了死……”
　　1940年3月3日，蔡元培在香港寓所失足跌倒，次日入养和医院治疗，惟因胃部出血过多，于三月五日病逝，享年七十三岁。十日举殡，香港各学校及商号下半旗志哀，学校及社团万余人参加公祭，极尽荣哀。蔡元培灵柩初厝东华义庄待运回浙江绍兴故里安葬，但因战事熛起，未能成行，遂移葬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五四”元老、新文化的保姆长眠于香江，墓碑“蔡孑民先生之墓”七字由叶恭绰书写。值得指出的是，他的遗言仅为两句话：“科学救国，美育救国”。
　　弘一法师于1942年10月13日晚圆寂，临终写下“悲欣交集”四字，写在一用过的字纸上，字迹仍旧有力。他另有致夏丏尊的遗书：“丏尊居士文席：朽人已于□月□日迁化，曾赋二偈，附录于后。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谨达不宣。音启。”遗书的月日，都空着，他圆寂后，由侍疾僧补填。
　　吴稚晖于1953年病势于台湾，他晚年的钱财清清楚楚，没有不义之财。他在遗嘱中写道：“生未带来，死乃支配，可耻！”
　　1961年，陈寅恪辞别专门来探望自己的吴宓，为赋诗曰：“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丸澜。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其后果不复见。
　　马一浮1967年临终时作诗云：“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
　　卢作孚自杀前，留下一纸遗书，只有两行字：“把家具还给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们过。”
　　“文革”中，范烟桥恐祸及己，尽焚五十年来的手稿。但饶是如此也未能免厄，有一次他念了一句“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红卫兵听到后说他侮蔑“文革”，将其活活打死。周瘦鹃来吊唁，泣不能语，回家后便投井而死了。
　　周作人在最后改定的遗嘱中说：“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50年来的心愿，识者自当知之。”并在遗嘱前说：“以前曾作遗嘱数次，今日重作一通，殆是定本矣。”
　　殷海光在病中遗言里说：“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希望能再活15年，为中国文化尽力。”
　　1969年，殷海光去世。在他辞世之前26天完成的《海光文选·自叙》一文中，他说：“……我近年更痛切地感到任何好的有关人的学说和制度，包括自由民主在内，如果没有道德理想作原动力，如果不受伦理规范的制约，都会被利用的，都是非常危险的，都可以变成它的反面。民主可以变成极权，自由可以成为暴乱。自古以来，柏拉图等大思想家的顾虑，并不是多余的。”
　　殷海光口述遗嘱，在遗憾对不起太太和孩子两事后说：“在我的思想快要成熟时，我怕没法写下来，对苦难的中国人民有所贡献。对青年一辈，可能没法有一个最后的交待，《思想与方法》、《中国文化的展望》只是一个开始，何况我又一直在改变和修正我自己的思想。我若死在台湾，希望在东部立个大石碑，刻着‘自由思想者殷海光之墓’，身体化灰，撒在太平洋里，墓碑要面对太平洋。”
　　冯友兰临终前，说了最后一句关于哲学的话：“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哲学。”
　　黄万里遗言：万里老朽手启予敏儿及沈英夫妇弟妹：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抗”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长江汉口段力求堤固，堤面临水面，宜打钢板钢桩，背面宜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万里遗嘱，2001年8月8日手笔候存。
　　由于身患重病，苇岸在医生和亲友的反复劝说下，被迫像吃药一样地开了荤，一度中断了坚持一辈子的素食，为此，他在临终前深表愧悔，让妹妹记下他最后的遗言：“我平生最大的愧悔是在我患病、重病期间没有把素食主义这个信念坚持到底（就这一点，过去也曾有人对我保持怀疑），在医生、亲友的劝说及我个人的妥协下，我没能将素食主义贯彻到底，我觉得这是我个人在信念上的一种堕落，保命大于了信念本身。”
　　1965年5月31日，林昭被判有期徒刑20年。次日，林昭刺破手指，用鲜血写作《判决后的申明》，“……这是一个可耻的判决，但我骄傲地听取了它！这是敌人对于我个人战斗行为的一种估价，我为之由衷地感到战斗者的自豪！……我应该作得更多，以符合你们的估价！除此以外，这所谓的判决与我可谓毫无意义！我蔑视它！看着吧！历史法庭的正式判决很快即将昭告于后世！你们这些极权统治者和诈伪的奸佞——歹徒、恶赖、窃国盗和殃民贼将不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诉的罪人！公义必胜！自由万岁！”
　　1985年9月21日，古龙去世，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怎么我的女朋友都没有来看我呢？　


十八、先觉
　　黄炎培访问日本，看到日本朝野反华备战，气焰薰天。黄回国后，将所见报告给蒋介石，蒋默然；又报告给外长王正廷，王哂笑道：“若让你知道日本人要侵略我们，那日本人还会侵略么？如果日本人要侵略我们，你又如何能知道？”黄答道：“好吧，但愿我言不中！”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王正廷被请愿的学生殴伤，黄炎培恰好看到了这一幕，连说：“应该，应该！”
　　持马尔萨斯人口论者，多知马寅初。实则《清稗类钞》的作者徐珂早在1925年就宣扬马氏的理论和山格夫人的节育理论了，他认为节育对女子有三大利：“一因生育而致痼疾或戕身之事可免，一保抱哺之劳可减，一自营之职业可不废。”他甚至认为，节妇不改嫁有利于节育。
　　魏源早就指出：“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而中国迄今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底蕴。”20多年后，迫于当时形势，清廷才设立了中国近代第一所外文学校——“同文馆”。然而在日本，魏源的《海国图志》早就成为知识界人手一册的经典。
　　伊藤博文从英国留学归来，大倡优化种族之论，认为黄种人荏弱不堪，不及白种人远甚。他当政后，即实施“谋种”政策，凡欧美白人入其境内，辄鼓励日本女子与其野合，以改良种族。谭嗣同对此十分羡慕，然亦知此法断难行于中国，于是喟然作诗曰：“娟娟香影梦灵修，此亦胜兵敌忾俦。蓦地思量十年事，何曾谋种到欧洲？”
　　王茂荫是晚清朝中为数不多的精通经济问题的官员，他敏锐地认识到货币的价格和价值相分离的特征，并上升到“以实论虚”的理论高度，即坚持货币的金本位。他是《资本论》中惟一提到的中国人。他有一句名言：“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难以为千。”
　　戊戌变法期间，陈鼎的改革建议较之谭嗣同等更为激进。他认为赶超英美，有四个当务之急：一是变服装，即穿西服，如此一来就不会再把奇装异服的西方人当成“鬼”了，有利于学习西方；二是合宗教，即合并基督教和孔教，彼此都要顶礼膜拜；三是通语言，要求士人尽学西语；四是通婚姻，鼓励中国人与西方人通婚，如此才更可广泛地认知西方。陈的建议引起了光绪的兴趣，曾令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认真阅读。
　　严复每有高论，他评价戊戌变法道：“西后残年待尽，倘康梁不采取急进态度，则德宗终可畅行其志。乃康热衷过甚，卒演成卖君卖友惨剧，而彼只身远窜，施施然以忠臣志士自命，堪云无耻之尤。梁则出风头之念有余，救国之心不足。”
　　最早有意识于商战的也是买办，其中最著名的是郑观应。大约一百年前，他的名著《盛世危言》中有一章专论商战。他说：“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弊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一日不辍。”
　　梁启超自戊戌亡命日本后，接受新思想洗礼，与乃师龃龉日多。康有为以保皇保教祀天配孔诸义硁硁自守，梁氏则颇不以为然：“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南行北辕也。”
　　林则徐被流放，临行前将在广东时所译的《四洲志》、《澳门日报》、《粤东奏稿》以及西方的炮船模型图样，统统交给魏源。魏以关山路远之辞劝林保重，林说：“善始者不必善终，如不出逆料，则徐此生无能为也，寄意丹青，徒发清议而已。唯愚兄所托著书之事，望贤弟刻意为之，务使大清臣民早开智慧，舍此则无可御侮矣！”
　　1905年，徐锡麟游历浙江各地，交结了他称为“奇才力士”的会党成员，他对人说：“涉历四县，得俊民数十，知中国可为也。”
　　康有为从气质人性论出发提出了人性平等，梁启超则说：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天赋良能发挥到十分圆满。德国之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就是人民的个性被国家所吞没的缘故。
　　康有为赴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途径香港、上海、天津等地，游历租界，见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威严，乃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于是大购汉译西学之书，潜心攻读。
　　熊十力是哲学家，但最初是革命家。他于1901年开始投身革命，与宋教仁、黄兴、胡瑛等人多有来往。曾有党人认为武汉不适合发动革命，他驳斥道：“武昌者长江之上游，南北之枢纽，天下安危之所系也，兼有张彪等庸才为官帅，若能暗中策反军队，不数年大事可成。”此说后来果被验证了。
　　辜鸿铭论庚子之变云：“庚子之变，多因中外隔阂过深，以致彼此猜忌，积嫌久而不通，遂如两电相激，一发而不可收拾。今士大夫皆多忿激，每言为国雪耻，遂致朝廷近日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此犹非计之得者。盖彼卧薪尝胆之论，乃战国列邦之陋习也。”罗振玉闻而叹曰：“贾长沙复生亦不过如是矣。”
　　1917年，胡适从美国留学回来，他在横滨渡船的时候看到张勋复辟的消息，大为感慨说，看来中国根本的问题不是一个制度问题，而是人的素质，文化观念问题。他决心回国以后二十年不谈政治，只谈用文艺重新塑造国民的灵魂。
　　1923年，蒋百里与龚浩回北京，途经徐州，蒋忽然若有所感：“将来有这么一天，我们对日作战，津浦、京汉两路必被日军占领。我们国防应以三阳为据点，即洛阳、襄阳、衡阳。”龚听了这个神话般的怪论，觉得蒋太敏感，自忖“将来中日两国开战，无论怎样，我们的半壁江山不会沦于敌手”。
　　“五四”运动后，学校精英常被各类政治势力拉拢。李大钊说：“现在我们大学一班人，好像一个处女的地位，交通、研究、政学各系都想勾引我们，勾引不动就给我们造谣；还有那国民系看见我们为这些系所垂涎，便不免起点醋意，真正讨嫌。”
　　胡适诸多理论今日仍为有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大胆假设，小心地求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容忍比自由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