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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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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帝国主义服务。”
1932年夏，刘湘在渝召集二十一军管区教育会议，由刘主持，致词大要为：“我统一四海后，先要发展土产，如荣昌烧酒房的泥金茶壶，隆昌的白猪儿；须不依靠科学亦能致富，闭关亦能自守。”何鲁时为重庆大学理学院长，起立发言说：“国家富强必须依靠科学。如不依靠科学，请问督办今天为何要穿西装呢？”刘登时面红耳赤，随即退席。
茅以升在20世纪30年代以主持建造杭州钱塘江大桥闻名于世，在50年代被迫检讨说：“我于1920年初返国，自此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对于反动统治下的所谓建设，但求能参加促成，而不惜阿附其权势。”他甚至给自己戴上“剥削者”的帽子，说“这种剥削手段，最集中地表现在钱塘江桥工程上，那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我因此而得名”。
熊十力和陈铭枢是在南京学佛时结识的好友。熊在大学时，陈一定要每月寄钱30元表示支助。有一次陈的会计忘了寄钱，熊立刻写了封信，上面写了100来个“王八蛋”。陈看了信，马上补寄钱过去。
康有为擅书法，人称“康体”，却惟独不题扇面。有人怪而问之，他说：怕人拿着扇子上厕所，将字薰臭。
陈翔鹤说：郁达夫跟他们多次逛胡同，达夫的方法，是一条胡同、一个班子的慢慢看，先点若干班子的名，然后挑一个姑娘到她屋子里坐坐，或者一个也不挑。有一次，他对一个姑娘说：“让我抱抱吧，我已经有五六个月不亲近女人了！”这个姑娘就向他的怀里坐下去。
鲁迅的脾气是很倔的，曾有鲁迅不愿见者上门求见，鲁迅让保姆告诉来人说他不在，来人却声称他亲见鲁迅回了家才来敲门的，鲁迅大怒，大声向保姆说：“你去告诉他：说我不在是对他客气！”夏衍曾回忆说，鲁迅不喜欢田汉，一次，内山完造在一家闽菜馆欢迎日本左翼作家中的领袖人物藤森成吉，鲁迅、茅盾、田汉、夏衍等人都在座，田汉对藤森成吉大谈自己与日本唯美主义“恶魔”派作家谷崎润一郎的交情，鲁迅很反感，鲁迅对夏衍低声说：“看来，又要唱戏了。”鲁迅随即起身退席，给田汉一个很大的难堪。
鲁迅说：中国人很喜欢奇形怪状、鬼鬼祟祟的脾气，爱看古树发光比大麦开花的多，其实大麦开花他向来也没有见过，于是怪胎畸形就成为报章的好材料，替代了生物学常识。
狂飚社的向培良轰击鲁迅：“十六年初，狂飚社与鲁迅先生决裂，那时候，我们的思想已与鲁迅先生渐渐分离。他的性格狷急，睚眦不忘，又不肯下人，所以不知不觉中被人包围，当了偶像，渐渐失去他那温厚的热情，而成了辛辣的讽刺者和四面挥戈的不能自已的斗士。最后，鲁迅先生全部的精力消耗于攻击和防御中，琐屑争斗，猜疑自若，胸襟日益褊狭，与青年日益远离，卒至于凄伤销铄以死。”
汪晖说：“《鲁迅全集》的每个字上都趴着一位学者。”钱钟书亦引起此种效应，钱自己意识到这个问题，在给黄裳的信中写道：“国内外不乏无聊好事或啖名牟利之辈，欲借弟为敲门之砖，易米之帖。”
熊十力著《十力语要》说：“人谓我孤冷。吾以为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谐和。”
新文化运动时，柳亚子响应反孔言论，主张“非孝”，说父子应以兄弟相称。他写诗给儿子柳无忌：“狂言非孝万人骂，我独闻之双耳聪。略分自应呼小友，学书休更效尔公。”他还进一步主张废除伦常，在一首诗中说：“共和已废君臣义，牙彗羞他说五伦。种种要翻千载案，堂堂还我一完人。”
王敬义与李敖性格相近，因多人持此说，故两人虽未谋面，彼此也相知。后来，王到台湾去，得以谋面。李敖问：“喂，他妈的王敬义！”王敬义答：“喂，王八蛋李敖！”
蒋经国曾送给老师吴稚晖一辆人力车，吴当即令他拿来锯子，将车子的两根拉杠锯掉，然后哈哈大笑，把这辆没有拉杠的车身抬到书房里。他懒洋洋地坐了上去，说：“我现在有了一张沙发椅了！”接着他又说：“一个人有四条腿，自己可以走路，何必要别人拉？”吴善隶书，然不喜在墙上张贴字画。他说：“装饰墙壁与其挂字画，不如挂锯子，挂斧子。因为这些东西，是机器的简单代表，可以用来制造物质文明的。”
苏曼殊在长沙任实业学堂舍监，常被学生侮弄。他常背人兀坐，歌哭无常，见人时，目光炯炯直视，数分钟不转瞬，人称他为“苏神经”。他饮食无常度，有时兼人之量，有时数日不食，尤其喜欢巧克力和雪茄烟，曾经把自己的金牙敲下来换糖吃，因此得了个“糖僧”的绰号。他最终死于胃病。
苏曼殊性脱略，不分人己之界。囊空如洗，也从不向友人借贷；若有周济他的，则毫不客气，受而不谢，亦不偿还。曾断炊数日，在床上辗转呻吟，自忘其苦。有友人到，叹曰：“我迟来一步，不意君为饿殍！”为之具炊饭，并赠以百金。他腹饥既解，欣然行于市，见有自行车构制精美，十分喜欢，便买了一辆。又遇到一个乞丐，不食已三日，便倾余囊相赠。数日后，那位友人又去看他，只见他偃卧呻吟如故，不禁大为诧异，以为他在绝食自弃。了解情况后，友人埋怨道：“你不会骑自行车，为何要买？”他答道：“无他，从心所欲而已。”友人无奈，只好派一个仆人来照顾他。
冯友兰的习惯是，每次上课前都面无表情地坐在讲台后，呆望同学们一二分钟，然后才开始上课，脸上也开始有了笑容。
林纾说：“凡人必有野蛮之体魄，而后有文明之精神。”
某次，潘光旦批评罗隆基文章不通，罗急道：“我的文章怎么会不通，我父亲是举人！”潘说：“你父亲是举人有什么了不起，我父亲是翰林！”
美国女作家项美丽撰写《宋氏三姊妹》，特地采访宋庆龄。宋拒绝见她，说她是《纽约客》的撰稿人，而《纽约客》是消闲文学刊物，不够前进。
孙中山被称作“孙大炮”，意为理想家。胡适则认为：“孙中山是一门不能轻视的大炮！”被称作“大炮”的还有傅斯年。傅常在国民参政会上抨击弊政，甚至多次要求罢免孔祥熙。蒋介石问他：“你信任我吗？”他答：“我绝对信任！但是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说！”蒋介石为之动容，竟罢免了孔祥熙包括行政院长在内的一切实际职务。
齐白石在北平街头看到有人卖署名自己的假画，遂当面加以指责，不料此小贩振振有辞：“凡大画家没有不被造假的，造假越多，说明名气越大。而且这些假画物美价廉，是卖给穷人的；而有钱人自然去买你的真品，对你有什么损失呢？”齐白石为之语塞，再看那些赝品，居然很有章法，于是乎竟然收这个小贩做了徒弟。
蒋廷黼说他第一眼看到北平时，不禁对自己惊呼：“北平真能代表中国伟大的过去，北平证明中国过去是伟大的，看到北平使我感到生为中国人实在值得骄傲。”又说：“北平的土著，具有任何地方人所没有的谦恭态度。他们处事谦恭、客气。无论是拉黄包车的、卖面的、卖馒头的、卖烧饼的……无不如此。”
1946年7月，上海各家舞厅举行全市舞女救济苏北难胞义卖活动，口号是：“义舞！义卖！今晚多跳一支舞，可以多救一条命”；上海浴室业很快也如法炮制，打出了“多洗一次澡，多救一条命”的口号。
二十八、修为
徐悲鸿书室中悬有自书一联，上联曰“独持偏见”，下联曰“一意孤行”。他还曾请齐白石以“荒谬绝伦”四字刻章一方，或问何意，他说：“别人看我是‘荒谬’，我看自己是‘绝伦’。”
溥仪曾仿刘禹锡《陋室铭》作《三希堂偶铭》，文曰：“屋不在大，有书则名。国不在霸，有人则能。此是小室，惟吾祖馨。琉球影闪耀，日光入纱明。写读有欣意，往来俱忠贞。可以看镜子，阅《三希》，无心荒之乱耳，无倦怠之坏形。直隶长辛店，西蜀成都亭。余笑曰：何太平之有！”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埋首于文字学，而站在党内斗争圈外。这种态度使其敌人说他为了骄傲，轻视他们，不屑与他们斗争。彭述之说他保持“东方人的政治道德”，不合于近代斗争之用。
赵元任年轻时，求知欲极强，爱做物理实验，酷爱体育运动，从初中开始坚持记日记。在南京求学期间，一度染上恶习：抽烟、嗜酒、手淫。一旦他意识到这些危害时，以坚强毅力强制自己根除了，常以父命名寓意告诫自己：“元任，任重道远。”后果然博学多才，被尊为“汉语言学之父”。
胡适在奔母丧时写过这样一段话：“‘小我’是会消灭的，‘大我’是永远不灭的。‘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是永远不死，永远不朽的。‘小我’虽然会死，但是每一个‘小我’的一切作为，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语言行事，无论善恶，一一都永远留存在那个‘大我’之中。那个‘大我’便是古往今来一切‘小我’的纪功碑，彰善祠，罪状判决书。”
蒋介石挽胡适联：“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1942年10月19日，延安召开有二千多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萧军在会上宣读了他对王实味问题意见的《备忘录》，引起与会作家的不满。周扬、丁玲、刘白羽等当场与萧军在主席台上展开论辩，萧军舌战群儒，越辩越激烈，会场上鸦雀无声，大家都要看个结果，无人退席。辩论从傍晚至深夜，大会主席吴玉章见双方僵持不下，站起来说：“萧军同志是我们共产党的好朋友，我们一定有什么方式方法不对头的地方，使得萧军同志发这么大的火！大家都应以团结为重，我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应当检讨检讨！”萧军说：“吴老的话使我心平气和，这样吧，我先检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错，行不行？那百分之一呢，你们想一想是不是都对呢？”丁玲紧接表态说：“这百分之一很重要！我们一点也没错，百分之百全是你的错，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你这个朋友等于‘九牛一毛’，有没有都没有关系！”萧军火了：“既然如此，你尽管朋友遍天下，我这‘一毛’也不愿附在‘牛’身上，从今后咱们就拉、蛋、倒！”萧军说完，拂袖而去。
顾颉刚说：“让我盲目崇拜一个人就像让我训斥一个仆人一样困难。”
1941年秋，马一浮的挚友谢无量到四川乐山复性书院看望马一浮，相见甚欢。一日，马一浮通知书院学人齐集尔雅台谒见谢先生，请谢先生向诸生开示。文人小说下载
马一浮的学生张德钧骄矜自负，想考考谢先生的学问，首先发问：“什么是无明？”无量微笑未答。马一浮觉得张生此问出于胜心，必须析之，乃代谢先生答曰：“你这一念，便是无明。何不返躬自看。”张生惭而失色。在座诸生，莫不敛容。
20世纪50年代，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冯友兰多次检讨交代，甚至不惜上纲上线，以有说无，但是主持人就是不让过关。金岳霖由于素与政治无涉，在运动中过关较快，不久还被树为积极分子，组织上让他到冯家去做工作，以促进冯氏转变。一进门，金岳霖就大声说：“芝生呀，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彻底交代呀。”说着说着，扑上去和冯友兰抱头痛哭。
冯友兰高寿，使一些健康杂志颇感兴趣，当人正儿八经问起他长寿的秘诀时，他却只有“不……着……急”三字奉告。
陈果夫临死前，总结一生，认为自己主要做到了以下几点：住繁华都市多年，未曾入妓院、舞场、赌场之类，为无聊之消遣；管钱终不将钱作为私有，或为金钱所管，反之，愈不爱钱；读书未曾为书本所囿，或自以为知足；管人事不捉弄人，不私于人，更不自用私人；做官未曾作威作福，营私或运用政客，作固位之想及幸进之图；始终保持平民本色；接近商业工作，自己做到不做生意，不与人谈私利；办党务不作植党之想，办教育亦然；生病能摆脱烦恼，始终抱乐观与进取之心。
1950年初，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徐复观在香港办《民主评论》，胡兰成来看他，自称是梁漱溟的学生。胡能言善道，徐就真以为他是梁的学生，便照顾他的生活，还应其所求帮他偷渡去日本的旅费。这年五月间，徐也去日本，和他住在一起，才知道他与梁也仅仅是认识而已。徐复观在一次谈话中说：“依我的经验，凡是大节有亏的人，便会无所不为的。”
林语堂说：“我从未有写过一行讨当局喜欢或是求当局爱慕的文章。我也从来没说过讨哪个人喜欢的话；连那个想法也压根儿没有”，“我从来没有成功过，也没有舒服过，也没有自满过；我从来没有照照镜子而不感觉到惭愧得浑身发麻。……我以为我像别人同样有道德，我还以为上帝若爱我能如我母亲爱我的一半，他也不会把我送进地狱去。我这样的人若是不上天堂，这个地球不遭殃才怪。”
冯友兰被拉入了“四人帮”的写作班子“梁效”。据说“文革”结束后，冯的妻子责怪他说：“天都要亮了，还在炕上尿了一泡！”1968年，毛泽东指示要给知识分子以出路，特别指示要把翦伯赞和冯友兰作为反面教材养起来。于是，这两个人从牛棚中被释放出来，每月给120元生活费，并重新分配较宽敞的住房。但不久翦伯赞就和妻子一起自杀了。
张君劢的政治立场飘忽不定，对国共两党都忽而反对忽而支持。1949年后，台湾当局竭力拉拢他，他不为所动，虽生活窘迫，却一芥不取。中共也曾委托陈叔通邀他回国，也被他婉拒。他在印度讲学时，周恩来派张经武拜谒他，他不见，托人带话道：“我住在英帝国主义的宅中，不必麻烦了！”
“文革”中，只有马列书可读，钱钟书只好看德文版的马列书信。他对夏志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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