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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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1949年初，冯友兰致函毛泽东，表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五年内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毛复函道：“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冯看后很不理解，常不无抱怨地想：“什么是老实态度？我有什么不老实？”
　　百万雄师渡江后，梁漱溟看到毛泽东的新作《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对“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大不以为然。连说：“错了！错了！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偏激与惰后都不行。唯有调和持中的中国文化必将统治世界，而真正统一中国的方法也只能是适应中国文化之根本精神的中和。”他并引述了《孙子兵法》“穷寇勿迫”的论点，说明“追穷寇”的错误。
　　“文革”初，康同璧曾激动地说：“我要写信问问毛主席，这样搞下去，国家会成什么样子？你要打倒刘少奇，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不要害得全国老百姓跟着遭殃！”俨然有其父康有为“公车上书”，为民请命的气概。
　　俞平伯被抄家，红卫兵一开始不知道他家钱财放在哪里，后来看到俞夫人紧抱一个匣子不放，即逼而索之，打开一看是现金及存折数万元，遂宣布没收。俞平伯在后面一面追赶，一面高呼：“你们拿走，有利息没有？”
　　柳亚子针对郭沫若甘愿做中共“尾巴”的尾巴主义，抛出极度自信的宏论：“对于中共，做它的朋友，我举双手赞成，但要我做它的尾巴，我是不来的。老实讲，我是中国第一流政治家，毛先生也不见得比我高明多少，何况其他……好像毛先生也承认过新民主主义并没有超出总理三民主义的范围。那么，在我看来，倒证实中共在做我们的尾巴，哪儿是我们做中共的尾巴呢？”
　　“文革”中，沈从文非常坚强和洒脱，每天除了接受批斗，还很称职地打扫天安门左边历史博物馆的女厕所。后来他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任务是看菜园子，他也做的非常认真，并写有总结：“……牛比较老实，一轰就走；猪不行，狡诈之极，外象极笨，走得飞快，貌似走了，却冷不防又从身后包抄转来……”他还写信给黄永玉说：“……这儿荷花真好，你若来……”
　　殷海光一生中只打过四次电话。一次他太太把他带到电话旁，教他如何打，替他把电话号码拨好了，对方说话，才递给他，殷海光拿起听筒满头大汗，打完电话，几欲昏倒。
　　“文革”时期，钱钟书下放劳动，杨绛曾指小山窝棚问道，可否终老于此。钱想了想，说：“没有书读。”
　　黄灿然曾访问哈金的写作状态，哈称自己是“孤零零地写作”，他说：“用英语写作，我得面对我提到的大师。这是一个伟大的传统，要求你有条不紊地工作。至于取悦大师们，我写作，一直就是为了取悦他们。”
　　“文革”中，赵人伟借给顾准一本英语的《茵梦湖》。顾准看完，还给赵时说：“我已经哭过了。”
　　吕叔湘为人认真，叶至善说，文章经过吕叔湘的法眼，心里可踏实许多。叶圣陶家无论是谁，看到文章里的错字病句，就忍不住说：“要是吕先生看到了，肯定气得够呛！”吕的一生，都在和不健康的语句作斗争，努力维护着汉语的纯洁。80年代中，吕发现《人民文学》上的错误实在太多，忿忿不平地写信去一一订正。杂志上于是发表了一封短信，一本正经地向吕叔湘表示谢意，可是这封短短的感谢信，竟然也是错误不断，甚至把吕的名字写成了“吕淑湘”。
　　罗文干出任王宠惠好人内阁中的司法部长，时被政敌陷害，发生有名的金法郎案，吃了一次莫须有的官司。当时北京东城警察署长去捕人，到罗的住宅，罗极为镇定，只是问：“拘票在哪里？”署长出示总统手谕，罗仍亢声答辩：“手谕不是拘票，总统无权捕我！”结果仍为警察署长强挽以去。
　　冯友兰在牛棚里受折辱，但他饭照吃，觉照睡，其早餐是一窝头，两大碗玉米面粥，一分钱的咸菜丝。咸菜不少，一般人都吃不完，唯冯友兰不够。经郭兰芳提醒，冯大着胆子向红卫兵要两分钱咸菜，红卫兵瞪大眼睛说：“人家一分钱咸菜都吃不完，你还吃两分钱的，你怎么吃这么多？”冯答：“我……我吃的多。”话虽受斥责，竟还满足了要求。
　　1952年，钱钟书在毛选英译委员会时，有人建议他把毛选拿回家去翻译，钱说：“这样肮脏的东西拿回家去，把空气都搞脏了。”后经人揭发，受批判，钱从此一言不发。
　　“大跃进”时期，钱学森发表文章说：“把每年射到1亩地上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已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1/5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他后来又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再次以“中国力学学会会长”的名义发表同样的意见，说亩产粮食可以达到3。9万斤。　


三十三、逸事
　　黄侃平生谨于著述，曾说过“不满五十不著书”。因此1936年他50岁生日那天，他的老师章太炎十分高兴地撰一联相赠：“韦编三绝今知命，黄娟初裁好著书。”上联以孔子“五十读《易》”的典故，称赞黄侃50年来都在勤奋学习；下联即用蔡邕《曹娥碑》的故典，希望黄侃今后可以潜心著述，写出“绝妙好辞”。黄侃见联大为恐惧，因为章太炎一时疏忽，联中竟嵌有“黄绝命”三字。半年后，黄侃果真病逝！时人皆责怪章太炎，章亦自责不已。
　　户部尚书立山好为名伶路三宝捧场。庚子之变中立山被杀，他的亲朋故旧都避之犹恐不及，只有路三宝带着酒肉到西市祭奠他，痛哭流涕，将其首级放在铜盘之上，用舌头舔去他脸上的血迹。见者无不动容，闻之莫不惊叹。
　　谭鑫培的戏风靡北京，各大学多有谭迷。一天课间休息，教师们闲话谭的《秦琼卖马》时，胡适插话：“京剧太落伍，用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在场者都静听高论，无人说话。只有黄侃立身而起，道：“适之，适之，那要唱武松打虎怎么办？”
　　吴趼人某次醉酒，乘人力车回家，车夫行动迟缓，吴厉声叱之。车夫慢慢回答他说：“我曾是一个记名总兵，两胯中弹十五发，因此行动缓慢，请先生勿再逼我！”
　　光绪戊寅，曾纪泽奉简出使英法大臣，召对时，言及教案。曾氏谓：“中国臣民，常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有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耻。”西太后说：“可不是么？我们此仇，何能一日忘记，但是慢慢要自强起来。你方才的话说得很明白，断非杀一人，烧一屋就算报了仇的。”
　　1914年3月15日，河南宝丰人白朗在起义的布告中说：“我国自改革以来，神奸主政，民气不扬。虽托名共和，实厉行专制。本都督辍耕而太息者久之。因是纠集豪杰，为民请命。”并提出要“逐走袁世凯，以设立完美之政府”。
　　戴鸿慈和端方在美国国会看到了林肯总统“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的演说词镌刻，细问其义，美方翻译甚为饶舌，这时中方翻译说：“我国早有译文，即‘民有、民治、民享’。”戴、端赞不绝口：“还是我们译得好！”又问：“译者何人？”答：“孙文。”
　　四·一二政变后，身在北京的周作人严厉抨击国民党的残暴行为，并对当时身在上海却“视若无睹”的蔡元培、胡适等人大为不满。但随着国民党变本加厉，周作人却日益噤若寒蝉，反倒是蔡元培、胡适等人颇救助了一些政治犯，其中也不乏中共地下党员。
　　少年中国学会是民国初期著名的社会团体，集中了一批青年俊杰。该会最初禁止其成员参与政治活动，但在“五四”之后开始发生分化，就是否可以参与政治的问题吵得不可开交。1923年在苏州开会后，该会终于发生分裂：左翼成员大多投身共产党；右翼成员则另组少年中国党，或者加入国民党和研究系；还有一些人另组新党，如许德珩组九三学社，康白情、孟寿椿组新中国党，等等。学会会员们最后一次激烈辩论之后，邓中夏临离去时，激动地握着左舜生的手说：“好吧！舜生，那我们就在战场上再见！”
　　溥仪在紫禁城里打电话约来了慕名已久的胡适，对胡适说：他对民国的优待条件并不在乎，只想多读点书，做一个“有为的青年”。胡适恭维道：“皇上真是开明！前途有望！”
　　自从逊帝溥仪在紫禁城里接见胡适之后，新文学作家们也开始关心“这个青年”的前途了。周作人建议溥仪出国留学，研究希腊罗马艺术，因为他衣食无忧，最适合研究这些“无用学问”了。
　　英文“Humor”曾有多种译法，王国维将它音译为“欧穆亚”，李青崖意译为“语妙”，陈望道译为“油滑”，易培基译为“优骂”，唐桐侯译为“谐稽”，林语堂译为“幽默”。林语堂解释道：“凡善于幽默的人，其谐趣必愈幽隐；而善于鉴赏幽默的人，其欣赏尤在于内心静默的理会，大有不可与外人道之滋味。与粗鄙的笑话不同，幽默愈幽愈默而愈妙。”结果，最终是林语堂的译法普及开来，林后来也被称作“幽默大师”。
　　中国人最先公开剪去辫子的，是冯自由的父亲冯镜如。他侨居日本，避甲午战事回国。《马关条约》签订后，他返回日本时，即将辫子剪去。孙中山则是1897年在横滨剪去辫子的。
　　胡适讲课时，曾说：中国有古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应该再加一条“时髦不能跟”。
　　胡适在上海中西女塾以“争取大奶子”为题发表演讲，他说：“中国女子是不配做母亲的，因为她们的奶子被压制太久，减少了生殖力。所以各位要想争取做母亲的权利，第一就应解放奶子。”性学博士张竞生认为胡适的说法没有理论根据，且有欺辱女生、哗众取宠之嫌，在报纸上大加挞伐。两人进行了笔战。
　　1949年后，大陆多次批判胡适。但寡为人知的是，“五四”时期，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毛泽东一度支持胡适。毛发起过一个“问题研究会”，提出了100多个问题向全国征求意见。即使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与胡适的交往仍相当密切，他不仅在出国与否的问题上征询过胡适的意见，且从胡适那里学到了“自修大学”的观念。他在长沙“船山学社”旧址创办“自修大学”时，明确告诉同侪：“这个名字是适之先生造的。”
　　潘光旦研究性学，著有《性的教育》和《性的道德》。他对当时两个“性学专家”——张竞生和叶德辉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性学博士”张竞生叛卖他人性经验的行为是“野狐狸”的做法，十分不可取；但他对叶德辉收罗旧籍中有关性事的《梅影庵丛书》青睐有加，认为此书有几分科学价值。
　　北京大学教授张竞生因撰有《性史》一书，被称作“性学博士”。他在卷首说：“天下第一乐事，莫过于雪夜闭门读禁书。”他还在序言中用金圣叹批《西厢》的口气说：“这部《性史》不是淫书，若有人说它是淫书，此人后世定堕拔舌地狱。”此书一再翻印，洛阳纸贵。
　　张竞生认为，通过猎艳的方式寻找情人，既少费用，又少染病，远比去妓院好。他在晚年的《爱的旋涡》中，还追忆到他当年在法国众多的情人生活，曾模仿“自然派”的习俗，在日光月影、鸟声虫鸣里与情人们一起露宿裸睡。
　　张竞生说，性犹如水。人怕沉溺，就应该了解水的原理并学会游泳。性的知识以及性生活的实行，不仅关系到每个人的一生，而且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生存和发展。
　　张竞生还有一论：“新男性应该具有硕大的鼻子，浓密的胡须，宽阔的肩膀，强健的肌肉，新女性则应该具有高耸的鼻梁，红润的脸颊，丰满的乳房，肥胖的臀部，粗壮的大腿以及发达的性器官——所有这些都是性交过程中性趣冲动达到最高潮的产物。”
　　1923年，年仅20岁的吴国桢转往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面试时，教务长看到面孔孩子气的吴国桢说：“年轻人，你还没有成熟。”年轻而才气横溢的吴回答说：“先生，依照年龄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成熟，本身就是一种不成熟。”教务长听罢立即录取了吴国桢。
　　救国会七君子被捕后，苏州地方法院公审沈钧儒。法官问：“你们主张抗日救国，难道不知道抗日救国是共产党的主张吗？”沈回答：“共产党吃饭，你吃不吃饭？”法官无言以对。
　　陈独秀在狱中，宋美龄等显要都曾来探望，只有胡适过南京而未至。陈独秀怒斥之：“吾知适之是大忙人，此际正与达官贵人拜会饮酒，宁有暇访我哉。不过一旧朋友而已，失之可也。”胡适最终开始来了，但两人一见面即争吵不已。而本无深交的蒋梦麟特地前来探望，并携来几部章回小说，被陈视为知音。
　　九一八事变后，平津学生纷纷南下请愿，强占火车，强迫开往南京。这一浪潮蔓延到青岛后，青岛大学校方对学生进行了规劝。规劝不成，校方只好“挥泪斩马谡”，开除了几个带头的学生。谁知风潮更加猛烈，演变为反对校长，校长杨金甫只好辞职。闻一多也是最受攻击的对象之一，校园中常贴有“驱逐不学无术的闻一多”之类的标语。闻一多还亲眼看到过黑板上有这样的新诗：“闻一多，闻一多，你一个月拿四百多，一堂课五十分钟，禁得住你呵几呵？”这是讥讽闻一多上课时喜欢夹杂“呵”、“呵”的声音。还有一次，闻一多和梁实秋看见黑板上画了一只兔子和一只乌龟，旁边写着“闻一多和梁实秋”，闻一多严肃地问：“哪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