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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回忆录-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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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间。
在这血洗日的下午，希特勒飞回柏林。屠杀正在不断扩大，现在到了加以制止的时候了。那天晚上，有些党卫队（黑衫队）员因为枪毙犯人过于热心而走过了头，自己也在被枪毙之列。到七月一日凌晨一点钟左右，枪声停止了。那天近晚，希特勒在总理府的阳台上出现，接受柏林群众的欢呼，群众中有许多人本来以为希特勒本人也给打死了。有些人说他面容憔悴，也有些人说他露出胜利者的神气。他也许二者兼而有之。他果断、无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保住了他的目标，无疑也保住了他的性命。在那个所谓“大刀相搏之夜”里，保持了国社党德国的团结，使它得以为害全世界。
两星期后，希特勒在对他忠诚爱戴的国会上致词。他在长达两小时的演说中，为自己的行动辩护，说得头头是道。这篇演说表明他十分了解德国人的心理，也表明他具有无可置疑的辩才。这篇演说最精彩的部分是：
采取闪电般的快速行动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我只有几个人在身边……几天以前，我还准备宽大处理，但在这个时刻，已无考虑宽大的余地了。叛乱总是按照铁的法律来加以镇压的，古往今来都是如此。如果有人指责我，问我为什么不通过正规法院对罪犯进行审判，那我只能对他说：在这个时刻，我肩负着德国人民命运的责任，因而我就是德国人民的最高裁判者……我不希望这个年轻的国家重蹈旧帝国的覆辙。我下令枪毙的那些人，都是这次叛乱的主要罪犯。
接着就是下面一段不伦不类但还生动的比喻：
我下令把毒疮烧光，剩下鲜肉。这些毒疮正毒害我们的国家生活的源泉，还毒害外面的世界。
专横暴戾的恶势力所进行的这次大屠杀，不管怎样去解释，都足以表明，德国的新主人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同时也表明德国的情况与文明国家毫无共同之处。一个以恐怖和血腥镇压为基础的独裁制度，现在已在世界上出现了。反犹太运动是那么残暴和肆无忌惮。集中营制度已大力推行，用以对付一切讨厌的或持不同政见的阶层。这一个插曲，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时，德国重整军备的全部过程，已有明显的迹象，在我看来，它带有一种冷酷无情、阴森可怕的色调；它闪烁着，射出刺目的火光。
现在我们不妨暂时转回到下院来。在1934年6月间，日内瓦裁军会议的常设委员会无定期休会。7月13日我说：
裁军会议已成历史陈迹，这使我十分高兴。把裁军与和平混为一谈，那是极大的错误。有了和平，才能有裁军。可是，最近几年以来，一些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恶意日益滋长，而且，尽管这些年来，人们持续不断地发表演说，下结论，好心多情，还经常举行各种宴会，但军备却在不断扩张，实际上是迅速扩张。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
如果各国不再像现在许多国家那样感到处于严重危险之中，欧洲就会获得安全，那时，军备的压力和负担将自然而然地消除，就像在长期的太平盛世所应有的情况一样；那时，根据普遍的同意来签署这类性质的提议，也是很容易做到的。
我确实希望，政府迫使爱好和平的、不实行军国主义的法国削弱武装力量的时期已告结束。我引以为幸的是，法国始终没有接受从各个方面多次向它提出的劝告，这些劝告，我们的反对党领袖〔兰斯伯里〕肯定会十分同意的。
在我们这一生中，我们不会只看到这一个德国。但我们必须考虑到，在目前，三两个可以说是不顾死活的人掌握着那个强大的国家，掌握着那个有高度科学知识、有智慧、驯良而勇敢的民族，人口达七千万；那里不同于君主制度，因为君主制度经常要考虑到它的长远利益，有许多顾虑，因而在决定政策时就比较稳重；在那里，根本没有公众舆论，有的只是无线电广播和受严格控制的报纸这些可怕的新闻机器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德国的政治和我们这里完全不同。在那里，你不能辞职去当反对派。你不能离开政府席位去找个普通议员席位来坐。你很可能忽然接到通知，要在一刻钟之内离开你的高级职位，把你送到警察局去，接着你可能很快就受到比撤职还要严厉得多的判决。
在我看来，处在那种地位的人，很容易受到某种诱惑，做出军事独裁还不至于做的事情。因为军事独裁固然有许多缺点，但毕竟是以对客观实际的精确研究为基础的。而那种独裁则比军事独裁危险得多，因为那些人，为了摆脱国内的严重危机，可能轻易对外进行冒险，使整个世界蒙受惨绝人寰的灾祸。
※ ※ ※
做这种冒险的第一次诱惑，不久就出现了。
1934年7月初，由巴伐利亚至奥地利的山路上，来往行人络绎不绝。7月底，有一个德国信使，落入奥国边防警察的手中。他身边带有许多文件，包括秘密电码，由电码得知有一个即将举行的全面的暴动计划。政变的组织者是当时奥国驻意公使安东·林特伦。但多尔富斯及其阁员对于危机迫近的警告以及25日清晨显然可以看出的即将发生变乱的迹象却反应迟钝。那天早上，维也纳的纳粹党徒集中待命，到下午一点钟，一队武装的叛乱分子冲入总理府，多尔富斯身中两弹，流血不止，没有人去救护他，只是等死而已。另一队纳粹分子占领了广播电台，宣布多尔富斯政府辞职，由林特伦继任。
但多尔富斯内阁的其他成员，采取了坚决有力的行动。总统米克拉斯博士发出正式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恢复秩序，并由许施尼格博士掌政。奥国军警大多数人都拥护政府，他们围攻被少数叛乱分子占据的总理府，其时多尔富斯在一群叛乱分子手中，业已奄奄一息。当时奥国各省也发生叛乱，在德国巴伐利亚的奥地利兵团的各个分队也越界入境。这时墨索里尼听到了奥国政变的消息，他就立即打电报给奥地利“保卫祖国协会”领袖斯塔亨堡亲王，答应意大利一定维护奥国的独立。他特地飞往威尼斯，接见多尔富斯的未亡人，表示衷心的同情和慰问。与此同时，有三个意大利师奉命开到布伦纳山口。希特勒到此地步，知道他的力量有限，就缩回去了。与暴动有牵连的德国驻维也纳公使里特和一些德国官员被奉命召回或解职，暴动就此失败了。还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部署，于是在最近的血洗中幸存的巴本，就被任命为德国驻维也纳的公使，奉命要用更巧妙的方法进行工作。
巴本之被任命为驻维也纳的公使，其明显的目的，就是要策动对奥地利共和国的颠覆活动。他负有双重任务，第一，鼓励在地下活动的奥地利纳粹党，此后每月发给津贴经费二十万马克；第二，推翻或收买奥国政治上的重要人物。在他受命之初，他不怎么掩饰自己，几乎可以说是轻率地对维也纳的美国公使泄漏秘密。美国公使向本国报告说：“巴本以最大胆和最无所谓的态度告诉我，全部东南欧到土耳其边界都是德国的天然腹地，他负有任务把这整个地区置于德国的经济和政治的支配之下。他爽快而直截了当地说，控制奥国是第一步。他打算利用他自己作为一个好天主教徒的声誉来取得因尼茨尔红衣主教等奥地利人的好感。德国政府决定要控制东南欧，这是阻止不了的。美国的政策，也同法国和英国的一样，都不是‘切合实际’的。”
在这些悲剧和恐怖之中，年迈的兴登堡元帅有好几个月因年老神志不清而成为德国陆军的傀儡，现在与世长辞了。希特勒成为德国的元首，同时保持德国总理的职务。现在他是德国的主权者。他同德国陆军的交易，已因血腥清党而得以成交和巩固下来。褐衫队员不得不服从。他们重申对元首效忠。褐衫队中所有的敌人和可能的对手已全部清除。此后，褐衫队大势已去，只是在典礼仪式时充当警卫队之类的角色。在另一方面，黑衫队员的人数一天天增加，它因享有特权而又有严格的纪律，便日益强大起来。它已成为在希姆莱率领下的专门保卫元首的禁卫军，与陆军将领和军人特权阶级分庭抗礼。它还成为一种有相当的军事力量并从事日益扩大的秘密警察活动的政治部队。这些权力，只须经过一种安排好的公民投票的正式批准，就可以使希特勒的独裁达到绝对的和完备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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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事变促成法国和意大利的接近；多尔富斯被暗杀所引起的震动，使两国的参谋部有所接触。奥地利的独立受到威胁，促使法意关系的重新调整，这就必然涉及到地中海和北非的均势，也涉及到奥国和意大利在中南欧相互关系的形势。但墨索里尼不仅急于保住意大利在欧洲的地位，抵制德国的潜在威胁，还急于保证它的帝国向非洲扩张。同英法两国密切合作来对付德国，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可是，在地中海和非洲，就不可避免地与英法发生冲突。墨索里尼忖度：
意、法、英对安全的共同需要，是否真的会促使这两个意大利以前的同盟国接受意大利在非洲的扩张计划呢？无论如何，这似乎是意大利政策的一个有希望的办法。
在法国方面，在斯达维斯基丑闻和二月暴动以后，杜梅尔格先生领导下的右翼政府下台，由达拉第先生继任总理，巴尔图先生任外交部长。自从洛迦诺公约签字以来，法国就急于在东欧安全措施上达成正式协议，但因为英国不愿接受莱茵河以外的义务，德国又拒绝同波兰和捷克订立有约束性的协定，小协约国对俄国的意图有戒心，俄国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又有所怀疑，所有这些加起来，就使这个计划无从实现。
尽管如此，在1934年9月，巴尔图决定采取行动。他原来的计划，是想订立一个包括德国、俄国、波兰、捷克和波罗的海国家在内的东欧公约，由法国保证俄国的欧洲边界，而由俄国保证德国的东部边界。德国和波兰对东欧公约都表示反对，但巴尔图终于使俄国政府在1934年9月18日加入国际联盟。这是一个重要的步骤。苏联政府代表李维诺夫对外交事务各个方面都很精通。他善于利用国际联盟，非常成功地用他的道德口气发言，很快就成为一个显著人物。
新德国在别国默许之下壮大起来。法国为了寻求盟国来对付德国，就很自然地把眼光转到俄国身上，希望能够重新建立战前的均势。但在十月里，却发生了一幕悲剧。法国为了推行它的巴尔干政策，邀请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去巴黎作正式访问。国王在马赛登岸，受到巴尔图的欢迎，他们和乔治将军一起乘车，一路上受到拿着两国国旗和鲜花的群众的热烈欢迎。从克洛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社会底层的密室里，一个恶毒的暗杀阴谋又一次跳上欧洲舞台，正像1914年在萨拉热窝的情形一样，一群准备拼死的凶手已经准备好。法国的保卫工作做得很不严密，缺乏充分的准备。突然间，有一个人从欢呼的人群中冲出来，跳上汽车的踏板，用自动手枪对准国王和其他同车的人连续发射。车上所有的人全部中弹。
凶手企图从法国骑兵卫队的后面溜走，但立刻被截住打死。一时秩序大乱。亚历山大国王当场毙命。乔治将军和巴尔图先生满身鲜血，从汽车里走出来。那位将军摇摇晃晃走不动，立刻被送去医院进行急救。而那位部长则混杂在人群之中，二十分钟后才有人去照顾他，但还让他自己上楼梯，到警察局长办公室去接受医疗。医生在伤口下面作止血处理。但他流血过多，而且已七十二岁了，几小时后就死了。这对法国的外交政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个政策，在他的指导下开始有了眉目。他去世后，由赖伐尔继任外交部长。
后来赖伐尔虽有极不光彩的历史和结局，但并不能因此就否定他的魄力和能力。他具有清楚而尖锐的眼光。他认为法国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避免战争。为了这个目的他打算同意大利和德国的独裁者进行交涉。本来他对德意两国的制度并没有什么成见。他不信赖苏俄。他对英国只是有时表示友好，其实并不喜欢，而且认为英国是一个不中用的盟国。那时，在法国，英国并不享有很高的声誉。赖伐尔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同意大利达成一定的谅解，而且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法国政府对德国的威胁始终不能放心，它准备为了争取意大利而作出重大让步。1935年1月，赖伐尔先生访问罗马，签订了一系列旨在消除两国关系中的主要障碍的协定。两国一致认为，德国重整军备是非法的。他们同意，如果将来奥地利的独立受到威胁，双方即进行磋商。在殖民地问题上，法国答应对突尼斯的意籍居民的地位给予行政上的让步，并把与利比亚和索马里兰两地接壤的一些土地割让给意大利，还把吉布提—亚的斯亚贝巴铁路百分之二十的股份权让给意大利。这些谈判，目的在于为法、意、英三国举行更正式的会谈打下基础，以求成立共同阵线来对付日益增长的德国威胁。
在其后几个月中，由于意大利突然发动对阿比西尼亚的侵略，所有这一切全部落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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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2月，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亚两国军队在阿国和意属索马里兰边界的瓦尔·瓦尔水泉发生冲突。后来意大利就以此为借口并当着全世界公然对阿比西尼亚提出要求。从此之后，在欧洲，遏制德国的问题就由于阿比西尼亚的遭遇而被扰乱，变得面目全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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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件事应该提及。凡尔赛和约的条款规定，原来属于德国的一小块领土，蕴藏丰富的煤矿和有着重要的钢铁工厂的萨尔盆地，应在十五年后举行公民投票，让居民自行决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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