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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回忆录-第1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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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喀尔插曲的经过值得认真研究，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不但说明了不可逆料的意外事件对战争将产生何种影响，而且，还揭示了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的相互作用，以及联合作战的困难，特别是有盟军参加的时候，尤为困难。在一般的人看来，它似乎是一个估计错误，部署混乱、临事怯懦和糊里糊涂的突出实例。在美国引起了一片强烈的批评，因为达喀尔靠近美洲，美国人对它有特别的兴趣。澳大利亚政府也感到忧虑。国内也纷纷抱怨战争指挥失当。但是，我决定不作任何辩解，议会也尊重我的意愿。①
①见附录（4）中我与孟菲斯先生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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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起来，也许应该对这些事情采取一种比较清醒的看法。研究海军史的人，将十分惊奇地发现，它和将近三百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非常相似。1655年，克伦威尔曾派遣一支海陆联合远征军去围攻西印度群岛的圣多明各。那次进攻没有成功，但是远征军司令官没有空手而回，他们接着去夺取了牙买加，从而把失败变成了胜利。
虽然我们在达喀尔失败了，但是我们却得以阻止法国巡洋舰的前进，并且使他们一心想去挑唆法属赤道非洲驻军的企图落了一场空。戴高乐将军不到两个星期就拿下了杜阿拉和喀麦隆，使它们成为推动自由法国事业的一个基地。自由法国在这些地区的活动起了一定的作用，不但制止了维希毒素的渗入，而且，由于他们控制了中非，从而使我们后来从塔科拉迪到中东穿越非洲大陆的航空运输线得到了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最光辉的时刻……第二十五章 艾登先生的使命
第二十五章 艾登先生的使命
1940年10月
张伯伦先生退休——内阁的人事变动——保守党的领导——我决定继任保守党领袖的理由——重开滇缅公路——致罗斯福电——我们在沙漠前线的力量加强——我对中东军政当局的责难——对马耳他岛的忧虑——艾登先生飞往中东——1940年10月13日我对形势的估计——艾登先生在开罗同各将领举行会议——他的报告和要求——我们在马特鲁港的力量逐渐加强——艾登先生和史末资将军预定在喀土穆会晤——我打算对意军采取先发制人的进攻——应更妥善地利用我们在中东的人力物力。
9月末，张伯伦先生的健康状况大为恶化。7月间，他曾动过一次手术，进行检查，手术之后，他很勇敢地又回到了自己的岗位；检查结果，医生们认为他得了癌症，不是外科手术所能治疗的。现在他才明白实情，并且知道自己再也不能恢复工作了。因此，他向我提出辞呈。由于事态的发展十分紧急，我认为必须在政府中进行前文叙及的人事变动。约翰·安德森爵士任枢密院院长并主持内阁内政委员会。赫伯特·莫里森接替他为内政大臣兼国内安全大臣，安德鲁·邓肯爵士任军需大臣。这些变动都从10月3日起开始生效。
张伯伦先生还认为，他应该辞去保守党领袖的职务，并且要我继任。我必须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也许还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一个大党领袖的身分，和我现在所处的由英王和议会授权、并由各党联合组成和正式支持的政府首相的地位，是否相容。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毫不怀疑的。保守党在下院所占的席位和其他政党席位的总数相比，占绝大的多数。因为是处于战争状态，所以遇有意见不合或者形成僵局，也不能用解散议会、举行选举的办法来诉诸国民的公断。在危机重重的艰难时期，在屡遭失败和挫折的漫长岁月，如果我不仅要获得两个小党领袖的同意，而且还要获得保守党这个大党的同意，我才能行动，那么，我便不能指挥这场战争了。不论是谁当选，也不论他有多好的自我牺牲的美德，他总之是要掌握实际的政治权力的。对我来说，我只是负行政的责任。
这些论点当然不能同样地适用于和平时期；不过，我觉得，不如此，我便不能在战争中胜利地克服困难。而且，就应付联合政府中的工党和自由党来说，基本的事实是，我作为首相，而现在又出任最大政党的领袖，并不完全依靠他们的投票，即便没有他们，我最后也照样能得到议会的支持。因此，我在大家的敦促之下便接受了保守党领袖的职务，我敢断言，如果没有保守党领袖的职位以及保守党党人对其领袖的忠诚拥护，我就无法在获得胜利之前完成我的任务。如果我拒绝担任，保守党内另外一个最有希望的人选是哈利法克斯勋爵，现在他亲自提出要我继任的动议，并经全党一致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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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茫茫无边的惊涛骇浪中闯过了夏季，但是能够生存的信念却与日俱增。秋季和冬季，我们又陷入错综复杂的困境，其程度虽不像夏季的危险那么严重，但却更加令人困惑。入侵的威胁已显然减轻。在空中进行的不列颠之战，我们已经获胜。我们已经扭曲了德国的射束。我们本土军队和国民自卫军已经非常强大。10月间的秋分暴风，使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波涛汹涌，危险莫测。以前我引以为慰的种种论据，都一一证实，更加可信了。在远东，日本宣战的危险似乎已经减轻。他们曾经等着要瞧一瞧德国入侵我本土的情形，但是德国没有入侵。日本军阀要想寻求万全之策。但是在战争中万全之策是很少有的。如果说他们在7月间认为不值得对我们发动战争，那么，现在当大英帝国的光辉更加灿烂、世界局势对日本更加不利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要向我们发动战争呢？在封锁滇缅公路三个月期满后，我们觉得有足够的力量重新予以开放。日本人对于海战富有经验，他们对于海战的看法也许同英国海军部的方针是一致的，但是，当我们采取重开滇缅公路、使物资流入中国这一决策的时候，我们并不是一点忧虑也没有的。在这次对未知之数的普遍衡量中，业经证明我们的判断并没有错误。
我想向总统拍发电报，把我认为可以使他和美国人民感到高兴的消息告诉他。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0年10月4日
滇缅公路为期三个月的封锁将于10月17日满期，我们就各项有关问题进行长期考虑之后，今天已决定重新予以开放。外交大臣和我将于星期二，即8日，对议会宣布此事。我准备说，我们所抱的日本和中国之间达成公正解决的希望业已落空，三国公约恢复了1939年的《反共产国际公约》，并具有针对美国的显然标志。我知道，让你发表任何声明，从而使美国在太平洋承担义务，采取假定的行动方针是多么困难，但是，我要冒昧提出：目前，采取一个简单的行动难道不比说空话好些？难道你不能派遣一支美国舰队——越大越好——前往新加坡作一次友好访问吗？新加坡方面将以完全正规的适当方式欢迎他们。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利用这次访问的机会，对于新加坡和菲律宾水域的海、陆军问题进行技术上的商讨，并可邀请荷兰人参加。在这方面，只要稍有举动，就足以对日本产生威慑的效果，使它不敢因重开滇缅公路而对我们宣战。如果你在这几方面考虑采取行动，我将不胜感激，因为这对防止战火的蔓延将起重要的作用。
尽管我们在达喀尔全盘失败，但是维希政府仍在设法同我们建立关系，这足以表明法国国内的趋势，说明他们已经感觉到德国的压力，已经见到我们能够保卫我们自己。
我们在空中的地位虽然在实际力量和与敌人的对比上都在步步加强，但是对飞机的需要依然迫切。有几处重要的工厂曾遭受重创，生产率也因空袭警报而受到影响。另一方面，我驾驶人员的伤亡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多，因为，在我们自己国土的上空作战，很大一部分都安然降落或者仅仅受到微伤。
当你派来的官员在此间访问时，我们曾着重谈到驾驶员的问题。我们现在开始认为，就最近的将来而论，飞机才是使我们受到限制的因素。
我不能认为入侵的危险已经过去。那位绅士已脱去衣服，穿上浴衣，可惜水越来越冷，而且空中也有秋季的寒风。我们保持着最高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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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的另一端发生的这些令人兴奋的事，为我们在中东采取更加强硬的行动扫清了道路。我们要集中全部精力来对付意大利，他们的行动比我所预料的迟缓。强大的援军已到达韦维尔将军处。两个坦克团已到达沙漠。统率现在被称为“尼罗河集团军”的梅特兰·威尔逊将军，对于“马蒂尔达”——部队给步兵坦克即“I”式坦克所起的别名——的潜力评价颇高。这时，我们在马特鲁港的防御阵地已大为巩固（这一点，我当时还不知道），中东司令部中的参谋和计划人员已开始在酝酿一些新的打算了。显然，我们下一步重要的任务是从英国和印度加强我们在中东的部队，尤其是西非沙漠的部队。
关于试图使军事运输舰队取道地中海的问题，我还在和海军部争论。我说，“你们现在看清楚了吧，我们当时应该试一试。”而他们却说，“用不着那么急嘛。”我对中东现有部队的部署，非常不满，而且，在我看来，给养供应与战斗力之间的悬殊也非常大。我对于马耳他岛极为忧虑。关于这些问题，我直接而且还间接通过参谋长委员会催促韦维尔将军和陆军大臣。我给艾登先生写了一封信：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0年9月24日
我们在原则上并无分歧；但是在原则的应用上却产生了许多细节上的争论，这一点特别表现在目前入侵的威胁迫在眉睫之际，还要抽调我本土的防御部队。同时，参谋部不断要求从中东抽调军队，如把澳大利亚第七师调去驻防马来半岛。目前拟将那两个印度旅调往这些热带丛林，以防可能发生的对日战争，以及可能性更小的日本之对新加坡进行包围。
昨晚，我曾和参谋长们一起对有关印度增援部队的文件进行了研究。你从报告中可以看出，一个师要派往马来亚，另一个师派往巴斯拉，一个军派往伊拉克，这样一来，就把1941年所能抽调的印度增援部队全部用光。我军这种地理上的部署或分散表明了目前的主导思想，这种思想从战略的意义上说是完全错误的，然而他们向我解释说，虽然曾指定这些部队要用于特定的战场，但如有必要，也可全部调往中东。因此，我同意在该文件中增添字句说明这一点。虽然如此，但在抽调这些师的那一节里却只字不提战争的需要，这一点，给我的印象很不好。
其次，我们还要注意到：在肯尼亚对军队的浪费愈来愈大，在巴勒斯坦的浪费也在继续。这种情况，在巴勒斯坦已略有好转，但在肯尼亚，情形却相反，又调了一个山地炮队去，而不把该炮队调到苏丹。我担心史末资将军到那里去时，会受当地情况的影响。不过，我打算用电报同他联系。
最后还有：对英国正规军的浪费也很惊人，他们在苏伊士运河区、开罗和亚历山大，仅仅用来执行警察任务，中东司令部在集中最大力量于战争以及缩小给养供应与战斗力之间的差距方面，也进行得松松垮垮，很不得力。我曾索取有关这一问题的数字，迄今尚未接获任何答复。
我的想法与你一致，即于最近数月内在中东集结最强大的军队，我在其他文件中也曾指出我希望能在那里集结的师数，但是，我认为，首先，陆军部和埃及统帅部应最妥善地利用他们已有的大批部队，我们为这些部队已经付出浩大的开支。
此外，我对马耳他的情况也深感不安。现在大家已经同意派遣两营援军；但是却一再瞻前顾后，讨价还价，而且找了许多借口，说什么该岛容纳不了那么多人！多比将军对当地的情况有一个估计，他报告说，他手下的各营，每一个都要据守长达十五哩的防线，所有的后备队都派去保卫机场，一个也不剩，他的报告你见到了吗？我们在马耳他岛并没有掌握制海权，意大利可随时以两三万人的远征军，在意大利海军的支援下，进攻马耳他岛，你认识到这一点没有？尽管我们控制了大西洋，敌人无法进攻弗里敦，但是还要建议把这两个营调到那里，去补充当地的一个旅。我深信，你会原谅我向你提出这些问题，因为它们所表明的一些倾向同你心中的作战计划大不相称。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 1940年10月6日
无论舰队在什么时候由亚历山大开往地中海中部，均应将增援部队运往马耳他，我认为，该岛目前正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这些增援部队可以从驻防运河区的军队中抽调几个营，所遗防务由目前驻扎在巴勒斯坦不乘马的义勇骑兵队或澳大利亚分遣队接替，再不然由即将自肯尼亚调出的南非部队接替。务请就这几方面向我提出建议，并且在下一次至少要派一个营前往马耳他。我们不能把正规营浪费于埃及的内部治安。如果需要他们充当野战军，当然就无法调动，但是他们目前并没有用于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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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陆军大臣的意见是如此一致，并且深深感觉到，应当把我们的意见拿到当地去说，而不必通过没完没了的电报，因此，我当时问他是否愿往中东一行，亲自视察一下。他非常愿意，并且立即动身。他普遍地视察了整个战区。在他出差期间，由我兼管陆军部。
这时，我也就我所见到的情形，向三军参谋长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整个军事形势的看法。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0年10月13日
1．目前当务之急是增援马耳他：
（1）尽量设法增派“旋风”式飞机飞往该岛；
（2）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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